今古大观
唉！正直的外表，包装着贪婪的心，但万事都不能一棒子打倒一片，东林党人确实也有真正的正人君子，但太少太少了，明亡，绝对亡于东林党这群无用书生，他们的贪婪，他们的无用，他的伪君子，如果东林党人能有一个真正有实之事的人，明朝即不会亡于李自成，更不会让清兵入关一步。
明亡，亡于东林党人的治国理念，为己私欲，疯狂的压榨剥削人民，致使国内人民造反，间接的让满族人强大起来，另外在最后的关头，东林党人更误国，没有一个人能为崇祯出一个好策略，只能眼看着李自成打入北京，最可气的是当初李自成要合解时，赔偿几万两白银，可东林的官员们一分没有，李自成入京后，在刘铁匠的大棒下，这些拿出了几十倍的当初李自成要合解的数字，更让气氛的是，崇祯死后，满清入关，平时这些仁义道德君子的东林党人确争先恐后的投降大清。明亡，亡于东林党人是完全正确的，主持朝政的东林人，即没为皇帝分忧，也没出一个好主意，眼看着明朝灭亡，难怪崇祯临死前忧叹，朕怨杀魏忠贤也！如果崇祯当初能听他木匠大哥皇帝话，重用魏忠贤，明朝绝不会灭亡，因为魏忠贤的国策是张居正的国策，减人民税赋，增富人税收，强军养民，可东林党人斗败了魏忠贤后，完全大变样了，把税赋又强加给了人民，以致人民起义，可以说明朝亡国，是崇祯的正策失败，但更是东林党人的误国害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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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东林党出发点是好的，但是其逐渐的发展也引发了加剧党争，排除异己，空谈误国，缺乏实际，反对工商业加税，加重了农民负担，贪污腐化等问题，加速了明朝的灭亡。
东林党其最早由顾宪成创立于明神宗年间，代表江南工商业主士大夫的一个政治利益集团。
顾宪成最初在神宗年间因争立皇太子事引起神宗反感。159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会同推荐选任内阁大学士人员名单，而偏偏顾宪成提名的人，神宗都不喜欢，这下正好撞枪口上，惹怒了神宗，被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了家乡，一想成了布衣，正好无事可做，从事讲学活动吧，同时也可以宣扬他的政治主张。恰好在无锡有一所宋朝学者杨时曾经讲过学的东林书院，他就同弟弟顾允成倡议维修。顾宪成在江南士大夫中声望颇高，得到了很多士大夫甚至地方官员的资助与支持。
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修复了这所书院。同年十月，顾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了一个东林大会，还像模像样的制定了《东林会约》。
最初这些东林党人标榜气节，崇尚实学。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议论如何改变政治腐败、民不聊生的状况。而且因为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吸引着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部分朝廷的官员也与东林书院的这些学者思想理念不谋而合，弊讽议朝政、评论官吏。他们要求廉正奉公，振兴吏治，开放言路，革除朝野积弊，反对权贵贪纵枉法。这些针砭时政的主张得到当时社会的广泛同情与支持，同时也遭到宦官及其依附势力的激烈反对。这里的人们逐渐由一个学术团体形成为一个政治派别，从而被他们的反对者称为“东林党”。当然这个“党”是朋党的意思，不是近代意义上的政党。
其也由最初提出振兴吏治，整顿朝政，打击贪污腐败等，但其逐渐发展也引发许多问题。
党见过深，排挤异己，加剧党争。
从最初的讲学，逐渐聚合成一个政治集团“东林党”。而且由于东林党人“‘党见'太深，壁垒过严，以致树敌过多”，他们过分执着于“‘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两分'的绝对化政治思维定势”，有点绝对化，认为除了自己人之外都是敌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其他非东林党人没办法啊，于是他们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以高官为领袖，结成帮派，一时朝中宣党、浙党、楚党、齐党林立，他们联合起来打击东林党人。
斗争由原来的阁部之争和门户之争逐渐演变为党派斗争，各党派之间为了自己的利益相互攻击，朝堂之上，一个个满口仁义道德，民生社稷，但是真正去考虑民生的没几个，那只是借口。
许多东林党人，多数是知直不知曲的“君子”，对个人声名之看重甚于国家利益，为了一时的名声利益置国家利益而不顾。党政加剧，朝政一片混乱，内耗严重。
反对征收矿税，工商贸易税等，加重农民负担。
我们都知道明代的财政在万历之前以农业税为主。学历史也都知道明代中后期江南便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江南的工商业颇为发达繁荣。因而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大大触动了东林党代表的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张居正一死，东林党们就废除这个税收制度。万历皇帝心知继续征收微薄的农业税，不但国库不够用，而且农民也无法忍受，于是想加重工商业，矿业，海外贸易的赋税，但却遭到东林党们的的激烈反对。
东林党人多是江南士大夫及一些工商业主。因而在明朝后期有一个“怪现象”——任何国家加强对私人经济活动控制的政策，任何国家试图增加工商业税收的行为，都必然遭到东林党坚决一致的抵制排斥，而且这些抵制还基本都成功了这些他们更自信了。“不与民争利，藏富于民”几乎也成了他们无往而不胜的理论法宝，在他们那里增加工商业，海外贸易税负，这是不可能的，朝廷穷咋办，加农业税啊，所以可怜的农民税负更重。最终农民们再也无法忍受残酷的自然灾害外加沉重的赋税，揭竿而起，农民起义也成为压死明朝的最后一根稻草。
其思想过于空想，缺乏实际，又反对一些基础财税改革。
他们有着极强的道德标准，他们能找出社会上的问题，但是从未有找出解决的办法，从不曾提出过救治国家的政纲，甚至在关系国家存亡的是否迁都，主站主和等方面这些人也是一味的反对，只是为了反对而反对。所以美国学者贺凯对于东林党的评价是“他们是一支重整道德的十字军，但不是一个改革政治的士大夫团体。”
万历时期张居正改革主张加重工商业税负，但张居正一死东林党人便把它废除。而在魏忠贤阉党倒台之后，东林党人逐渐势大，朝廷也渐渐形成以各军总兵为首的北方将领集团和以东林党为首的南方财阀集团。这时候主要问题是明末对满清的防御和平叛战争。北方将领集团不满南方集团既不想出钱也不想出力（崇祯皇帝不止一次想要加税江南，但都因为文臣阻止才作罢）。他们在前线浴血奋战而这些言官们却在皇帝面前进谗言，做政治斗争。他们还偷偷的与关外经商，谋取利益。
他们还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
《剑桥中国明代史》评价说：“东林支持者抵制任何基本制度上的或财政上的改革观点：他们认为技术性的解决办法过去不成功，也不可能成功。因为他们偏爱行政改革的空想，他们的运动在体制意义上可以被认为是倒退了一大步，是从高拱和张居正所采取的立场的重大退却。”
鱼龙混杂，参杂许多贪官污吏，掏空了大明最后一点家底。
当然很多东林党人尤其是早期的大多一身正气，清廉正直，铮铮铁骨，堪称道德楷模。但不可避免的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尤其是崇祯清除掉魏忠贤势力之后，东林党人把持朝堂，许多小人趁机混入其中，谋利，贪污受贿。
更甚至崇祯末年为了补充辽东军费试图让朝廷官员捐款，但在崇祯的可怜请求下竟然只募捐到几万两银子。而李自成攻破北京后在这些官员家里竟然搜出来七千多万两白银，想想有些嘲讽。
明末还有一些东林党官员标榜清流，满口君臣，仁义道德，但崇仁自杀煤山时朝廷里一起自杀殉死的没几个。还有著名的钱谦益甚至不如一个才妓。
历来对东林党的评价都不一，褒奖的也有很多。在此我也只是讲了东林党在发展过程中引发的党争加剧，过于空想，缺乏实际，反对工商业加税，加重了农民负担，最终导致农民起义，贪污腐化等问题，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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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人书读到一定的时候，如果不与实际相结合的话就会变得很清高，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很自以为是。东林党人如果单纯的作为思想领悟或者宣传部门的话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如果让他们治国还是有很多缺陷的，比如：一是他们大多没有基层工作经验，做起事来带有一定的盲目性，与实际结合不够好。二是东林党大部分都是江浙一带的富农子弟，作为既得利益集团他们不会损害自己的利益，所以在居庙堂之高的高层东林党人无论如何也不会损害大地主阶级的利益的，进而导致改革不彻底。所以说天启皇帝重用魏忠贤是一个很正确的方式，最起码能保证全国集中力量办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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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人“是一群没有多少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的士大夫，“在好同恶异，党同伐异方面，东林党比起其地诸党成员来，常常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东林党人代表了当时江浙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反对朝廷向工商业者收税，并借着崇祯帝清除魏忠贤势力的时机，取消或降低了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税种的税负，使得明末的财政收入来源更加单一，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普通的农民，再加上当时各种天灾不断，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形成大量流民，直接导致了明末的农民大起义。加剧了社会矛盾，让明廷的税收流失严重，没有税收国库空虚，造成军饷以及应对各种自然灾害不足，加重老百姓的负担。所以，“明朝的最终灭亡，晚明的党人们包括东林党在内都是负有不可推卸的历史罪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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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人对东林党的评价就是长于攻讦短于治国，东林党势力极大，导致明朝中后期形成许多党派与之抗衡，比如晋党，楚党，浙党等。为了一己私利可以不顾一切。比如被崇祯弄死的魏忠贤，他被天启提拔的原因就是向东林党的老巢东南收税，之前东林党为了保护自己的权益，向当时已经颗粒无收的西北加税，天启让魏忠贤降低西北税收，增加东南的税收，这触及到了东林党的利益，所以和魏忠贤势成水火，天启一死就被崇祯弄死了，结果西北税收增加，已经没有活路的西北人在李自成的带领下揭竿而起。
东林党人道貌岸然的很多，比如说钱谦益，听说清军入关，他的妻子柳如是要和他一起跳河殉国，结果来到河边，钱谦益把手伸进水里，说，不能跳，水太冷了。最后向清军跪地投降
还有大学士魏藻德，李自成进北京后他还有一群大臣向李自成投降，李自成问他，崇祯那么器重你，你为什么没同崇祯一起殉国？魏藻德说，我正准备为新王朝效力，为什么要去死呢？李自成手下大将刘宗敏说，这人不可信，崇祯那么器重他，短短几年就让他升为大学士，他都能背叛崇祯，如果我们势弱了，他也会毫不犹豫的背叛我们。于是李自成把他抓了起来严刑拷打他，最后头骨被打裂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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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林党是明代晚期以江南士大夫为主的政治集团。其主要的成员有顾宪成、左光斗、高攀龙、叶向高。明代的皇帝明神宗时期，其统治下的明代中期，曾经强大的大明王朝也开始走上了下坡路，其主要的表现就是经济政治上的败坏。
历史背景
政治日益败坏的大明王朝，封建高层人员过于压榨，导致人民生活非常的艰难，因此一些受不了压榨的百姓就不断起来反抗。
而就在这一时期，我们熟悉的诗人、政治家张居正就想改变这些现状，于是身为首辅的张居正就开始了他有名的政治革新。
首辅张居正，在澄清吏治、改进税制、增辟财源、兴修水利和整顿军事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只不过，张居正的政治革新也是昙花一现，明神宗在张居正过世后，张居正的新政措施就很快被废除了。
神宗废除张居正的新政后又开始把大明王朝带向了下坡路。其中以皇帝、宦官、王公、勋戚、权臣为代表的封建统治阶级势力，操纵朝政。
政治变得更加黑暗，军事也不断衰败，财政方面也开始变得紧张起来，致使上层人员开始不断增加赋税，从而也导致了人民反抗事件的增加。
东林党的兴起
顾宪成一个被明神宗革职的男人，他回到家乡的就开始到处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并吸引了一大波的粉丝，而他经常讲学的地方就叫东林书院。这个书院成了当时一个舆论中心，而这里的人们开始从一个学术团体形变成了一个政治派别“东林党”。
东林派，崇尚实学，对于扭转当时的士人风气起了一定的积极的作用。他们在讲学中经常触及社会现实问题，而且议论如何改变这些问题。东林书院既讲学又议政的特点，吸引来了许多的人才，这其中也包括一些因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吏。
结束语：那么，为何有人说大明王朝亡于东林党呢？
第一、虽然，东林党大多都读书人，但由于东林党人威胁到其他非东林党人的利益，许多非东林党的官员为自保也纷纷以地域为单位，纷纷拉帮结派，比如宣党、浙党、楚党、齐党等。拉帮结派导致了晚明剧烈的党争，既给自身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也给国家、民族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
第二、后期的东林党人代表了商人和地主豪强的利益，他们反对朝廷对工商业者实行收税，并在魏忠贤倒台后，趁机取消或降低了许多税种，如海外贸易税、矿税、盐税、茶叶税等，从而减少了财政收入的来源，使得朝廷的税收来源更加依赖于在平民，加上当时自然灾害也是频频发生，造成了大量农民破产，顿时灾民成群，苦不堪言的人们，只好铤而走险，起来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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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便是出自东林党。
东林党的创始人顾宪成，曾任吏部文选司郎中，因为上疏为太子常洛争名分，佛了万历皇帝的逆鳞，被削职滚蛋回无锡老家养老去了。
丢官后，他也闲不住，研究学问，四处讲学，反而迎来人生最辉煌的时段。
慕名前来教学的人极多，他不论贵贱，一视同仁，以至于镇上，连祠堂、客栈、和邻居家都住满了求学者。这样还不够住，顾宪成又与兄弟在自家宅子旁建了十几间书舍，共来求学的居住，他家常年住满了求学者，他夫人朱氏也热情好客一脸笑容，向对待自己的儿女一般，又给学生们烧饭做菜，让求学的人们感觉到家的温暖。
经过商量顾宪成把宋朝时一座破旧的书院翻新，由于没钱一度停工，当他家得知没钱修书院时，各界人士纷纷捐款，包括当地的官员，于是书院成，这就是大名鼎鼎的东林党。
十月份东林八君子，发起东林大会，规定每月进行讲学，他们讲究实学，所虑皆天下国事。
顾宪成这句话也非常出名：“即天下有一分可为，亦不肯放手。”
东林党的初中是好的，但是他们除了读得几本书，对国家亦没益处，他们在朝堂上使得党挣愈演愈烈，打击报复，同党伐异，搞的朝堂乌烟瘴气。
熊廷弼经略辽东时，由于不是东林党，竟然被架空了，只有个经略头衔，领兵五千，手下巡抚王化贞却是统兵七八万，熊廷弼上书朝廷，说王化贞不听号令，东林党的大人物，却说不要管王化贞，各管各的。
王化贞听信收下谗言，丢城失地，本来跟熊廷弼关系不大，但是也被抓了起来丢进大狱，两年后被杀。
在此之前张居正改革重在税收，重点从征收收农业税，转移到征收工商业的税收。这自然触动了江南的工商利益集团，工商业的代言集团便是东林党，他们家族基本涉足了所有的生意，就算自己家没有做，旁枝也做的风生水起，他们又是这些家族培养出来的，现在占据高位，就应当给予最大的帮助。
他们阻止皇帝收商业税，升职还提出减免江南的商业税，皇帝一要收税就是给皇帝说是与民争利。很长一段时间，帝国的税收都是南高北低，在崇祯年间，东林党自家独大，开始了一刀切的政策，那就把北方的赋税给提起来，南方相对减少一些，南北到平衡了，但是北方百姓在荒灾面前日子更苦了，这也是了压垮北方百姓的一根稻草。
试问大户不上税，开矿的老板不上税，挖煤老板的不上税，瓷器老板上税钱从哪来，只有百姓掏了。
东林党对战事一窍不通，前线战事吃紧，他们在后方紧吃，还一心要节流，说前线耗费繁多。将士不靠金钱激励哪又会拼命杀敌。
一帮伪君子，一天到晚不是弹劾这个，就是弹劾那个，实在没的弹劾的就自己弹劾自己，有本事的不能主事，没本事占据高位发号施令。
国事如此，又有此党，不亡………哎！不说也罢！
雨哥港历史
东林党是明朝末年，由吏部郎中顾宪成创立，代表江南士大夫的官僚阶级政治集团。
1954年(万历二十二年)，朝廷征集内阁大学士人选，顾宪成提名的都是神宗所不喜的人，于是触怒了神宗，被削去官籍，革职回家。
顾宪成回到家长，在家长的东林书院讲学，吸引了许多有志之士，包括一些因为批评朝政而被贬斥的官员，时间一长，东林书院的这些人就形成了一个政治派别，被称为“东林党。”
历史上认为东林党误国主要是认为东林党急于求成，没有政治远见，缺乏治国才能；而且最让人们诟病的就是东林党对税收的改变。
在魏忠贤当政期间，当时朝廷大力征收商税，降低农税，稳定了当时的民心。
而当崇祯皇帝继位，东林党执政时，东林党主张降低工商税，加大农税，自此来解决国库空虚的问题。这些举措加重了百姓了负担，老百姓混不下去了，起义就再所难免。
再后来，当大明灭亡后，李自成攻入北京，在东林党官员家中搜出7000多万两白银，这让那些一直标榜自己为清流的东林党更为人们所不耻。
整个看下来，初期的东林党确实是一群有志之士希望通过改革来解决国家问题，但在长期发展过程中，却成了大官僚，大地主的代表，大明王朝的覆灭不能全部算在东林党头上，但东林党确实要承担一部分责任。
不知道起什么好
明朝东林党究竟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首对联是东林党创始人顾宪成所写。
当时的官场是这样的，由于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导致权力真空，许多大臣互相弹劾。王锡爵任首辅后，禁不住言官骂辞职了，万历下诏选人入内阁。
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不徇私情，拒绝请托，根据品望合拟了七人名单上报，请神宗亲裁。不料，顾宪成他们提名的人，都是神宗所厌恶的，神宗不由分说，指责吏部有“徇私”做法，在吏部的奏疏上批了“司官降杂职”5个字，就把顾宪成文选司郎中的职务给撤掉了。
陈有年作为吏部尚书，上疏引咎自责，认为有责任也在自己身上，不能追究下属，恳请恢复顾宪成的文选司郎中职务。其他正直的大臣也纷纷上疏申救顾宪成，奏疏共达几百封。不料，神宗一意孤行，将有些上疏申救的官员外放、降调、削职，顾宪成则被革职为民。从此，顾宪成结束了十几年的官场生涯，以“忤旨”罪回到原籍无锡。
按照当时如果被贬官，朝廷一变，就又有可能官复原职，但顾宪成再也没有官复原职。
宪成会同顾允成、高攀龙、安希范、刘元珍、钱一本、薛敷教、叶茂才（时称东林八君子）等人发起东林大会，开始了每天的讲课，慢慢的，被贬官的，德高望重就这样慢慢变成了一个很大团体。
1620年万历帝病死，东林党通过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拥立了泰昌帝（一个月就死了）天启帝，一开始还挺好的朝政稳稳发展。
魏忠贤早在万历末年就巴结身为皇太孙的朱由校，登基后，魏忠贤担任司礼监秉笔，亲信太监担任东厂总督，魏忠贤开始了整治东林一党，被东林党搞灭的齐楚浙党归属到阉党门下，经过几年的发展，阉党掌握了朝政，东林党自认要反驳，东林干将杨涟上书天启帝请求罢免魏忠贤，但天启帝被魏忠贤迷惑，下诏申饬杨涟，随后魏忠贤将杨涟等人抓入诏狱，严刑逼供，卫指挥使许显纯是魏忠贤手下的人，最后将其打死后画押，很多很多的东林党人被魏忠贤整死。
1627年魏忠贤被杀，崇祯帝掌权后，重用东林党但东林党已经变成了东南大地主的代言人，劝说崇祯关闭厂卫，停止征收工商税，盘剥西北农民，逼反了陕北农民，就这样明朝陷入了这样的境况，平叛增响 造反。
一直到1644年李自成占领北京，东林党一部分逃入南京，一部分先头像闯贼后投降清朝，一小部分殉国。
山颠一壶清酒r
东林党人表现出来的读书人的正直、勇敢、为了理想临危不惧、视死如归的精神值得称赞。
但是东林党人是朋党不是政党，党同伐异，是自己一伙的，哪怕是错的，也视而不见，不是自己一伙的，即使是对的也加以打压。
缺乏全局关念，缺乏治国才能，只知道抨击朝政，换去自己的好名声。
当时明朝国事艰难，内忧外患，他们不去解决这些问题，只顾党争，这不是火上浇油吗？
朋党之争，国之大害，他们的失败可以说是咎由自取，对于明朝的灭亡，明朝末年的东林党人们，的确负有历史的罪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