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们的行为显示了一种继续退却的意向，让有争议的地区落入苏联控制之下，那么许多国家将加深他们已从《北大西洋公约》中得出的印象，即我们不指望在北大西洋地区以外坚守阵地......如果我们的行为看似证实了这一结论，我们就可预料我们在地中海、近东、亚洲和太平洋的影响将加速衰退。
——约翰·福斯特·杜勒斯，1950年
冷战初期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演变
军事力量在美国冷战战略中的意义是什么？在阐述这一问题之前，我们首先来梳理冷战初期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的发展脉络。
众所周知，美国的冷战战略的理论基础来自于时任美国驻苏联外交官乔治·凯南（后调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乔治·凯南通过著名的“长电报”以及其后的多篇论文及研究报告，详细论述了苏联行为的根源并且提出了美国的应对之策。当然，理解凯南的著作需要扎实的学术功底，在这里我们简单地概述其著作中与本文关系密切的部分：从根本上，凯南认为苏联一切行为的根源是其相对于美国的“脆弱性”。正是由于对自身脆弱性的深刻认识，苏联的对外行为实际上是服务于其内部需要的。因此，西方国家运用传统的外交思维，以妥协和让步的方式实现与苏联的合作是行不通的。
基于对苏联“脆弱性”的认知以及二战造成的巨大破坏，凯南认为，短期内苏联的威胁并非来自于它的军事扩张，而是来自于心理上的扩张，即利用欧洲和东北亚因二战的巨大破坏造成的“希望破灭”来实现扩张苏联的影响力。因此，美国的应对之策也不应该是军事上的对抗，而是重建欧洲国家的信心并利用苏联集团内部的矛盾，最终实现迫使苏联转变外交思维的目的。换句话说，凯南的策略是“用自信对抗恐惧”。
上述是凯南思想的战略层面，在战术层面凯南同样有着深刻的见解。凯南被誉为伟大的战略思想家并享有“冷战战略之父”的美誉，原因也在于此，能够从不同的层面诠释他的思想并被政策制定者所接受。在设计了战略之后，凯南也认识到美国国力的局限性，他知道虽然美国在二战中成长为一个巨人，但是美国的国力不可能无限的支持他的全部诉求。因此，必须区分核心利益和次要利益。凯南划分核心与次要利益的标准就是“工业-军事潜力”，以此划分出美国、苏联、英国、德国和日本五个关键的权力中心。凯南认为，美国要想成功实现它的战略，必须控制上述五个权力核心中的四个。这就是美国的核心利益，为此可以放弃次要利益。美国决不能不加区别的保卫他的全部利益，如此只会分散美国的资源，将主动权让给苏联。
客观的说，杜鲁门总统执政初期有效的执行了凯南的战略。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准确的认识到复兴西欧和日本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意义，并且通过“欧洲复兴计划”（马歇尔计划）等强有力的举措重建欧洲盟国的信心，与此同时却将军事预算限制在较低的水平。
不过，随着欧洲与日本重建工作的深入，问题也随之浮出水面。以“欧洲复兴计划”为代表，美国经济政策的核心目标是将欧洲和日本的经济融入到美国主导的开放性的世界经济体系之中，并在此实现繁荣发展，从而恢复盟国的信心并将其打造为吸引苏联卫星国的“广告”。但是，欧洲盟国的经济复兴离不开中东和北非的原材料与市场、日本的复兴也离不开东南亚，而这些地区恰恰是凯南所说的“次要利益”地区。美国起初的战略是依靠英国和法国在此地的影响力实现间接控制。但是随着上述地区风起云涌的反殖民争取国家独立的运动的发展，美国不得不加大对这些地区的干涉力度。恰在此时，1949年苏联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这一事件的影响并不在于苏联可以对美国实施核轰炸（当时苏联还没有将原子弹投掷到美国的有效手段），而在于此举再次打击了欧洲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心。欧洲盟国可能会思考，一旦战争爆发，面对苏联的核报复，美国还是否愿意投入军队保卫西欧？如果美国由于胆怯而退缩，那么西欧站在美国一边的政策是不是需要修改？一旦这一想法深入人心，那么美国的全盘战略就会功亏一篑。相应的，美国的战略也必须做出调整以应对这一变化。
苏联的图-4轰炸机尚不足以对美国实施有效的核轰炸
重建军力成为美国战略的核心
在1940年代末至1950年代初的短短几年中，冷战博弈的舞台上相继上演了多场“大戏”：1948年为应对“欧洲复兴计划”的实施，苏联相继实施“第一次柏林封锁”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变；1949年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地位；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这些构成了对欧洲和日本明面上的威胁。如上文所述，这些事件沉重的打击了欧洲原本就脆弱不堪的信心。
但是，更加棘手的是如何应对。德国经济的复兴对重建欧洲的意义不言自明，关键是如果美国要保卫西欧就必须在莱茵河以东建立起有效的防御，因此在军事上也离不开德国。但是，任何重建和武装德国的想法都会遭到法国的强烈抵制。在法国看来德国是比苏联更实际的威胁。斯大林也看到了这一机会，主动抛出“橄榄枝”，希望实现德国的统一和中立化，由此利用联邦德国内部的矛盾将德国从美国的手里拉出来。如此一来，摆在美国面前的难题就是，联邦德国和法国只能二者选其一，但失去哪一个都是不可接受的，都意味着大西洋联盟的失败。与此同时，埃及和伊朗先后爆发反殖民运动，英国在中东的地位岌岌可危；法国也深陷越南的泥潭不能自拔；土耳其也在此时发难，认为如果美国不能保证土耳其的安全，那么土耳其为什么要帮助美国守住黑海的门户呢？
问题的关键还是在于“信心”：西欧不确信面对苏联的钢铁洪流，美国是否有意愿和能力保卫他们；法国担心美国会为了拉拢德国而牺牲法国的安全；中东和东南亚的独立运动在威胁英法统治权力的同时，也让美国担心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旦失去了这些地区的资源和市场，西欧和日本的重建也就无法实现。
因此，重建军事力量成为了美国手中唯一的选择。其逻辑是这样的：重建军事力量的目的并不是真的要与苏联打一场世界大战，而是为了打造一个看得见的“保护伞”，使其成为欧洲盟国恢复信心的“可视化来源”。承诺保卫联邦德国，可以帮助联邦德国总理阿登纳战胜反对力量，将联邦德国拉入大西洋联盟，阻断反对派对苏联提出的统一德国的诱惑；承诺保卫法国，可以给法国以信心，使其同意重建德国；承诺保卫中东和支援法国在越南的行动，可以稳定住这些“外围地区”，避免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发生。对美国自身来说，重建军队同样重要。朝鲜战争的爆发使美国开始担心苏联会为了分散美国的资源而在“外围地区”制造冲突，或者利用美国在欧洲军事量的不足，对这一核心利益所在实施“讹诈”。有了这个“保护伞”，可以有效地威慑苏联，将主动权夺回自己手中。
战略轰炸力量始终是美国军事力量的核心
结论与思考：凯南思想的遗产
通过上述梳理，可以确定，军事力量成为美国冷战战略核心的根本原因并不是要与苏联爆发战争，而是利用军队这种有形的力量展示，恢复西方的信心同时慑止苏联的冒险行为。有学者认为，强调军事力量的政策是对凯南思想的背弃。笔者不同意这一观点。原因如下：首先，美国重建军事力量的前提之一是爆发世界大战同样不符合苏联的利益。这一假设的出发点同样是凯南认为的苏联的“脆弱性”。美国的政策制定者们不担心会爆发一场苏联预谋已久的世界大战，但却担心由于美苏双方互相之间的冒险与试探造成“擦枪走火”。其次，凯南认为苏联的威胁主要是来自于心理上的，因此回应也必须是心理上的。“马歇尔计划”和重建军队都是为了树立起西欧盟国对美国、对自身发展和安全的信心。本质上是一样的，只是手段不同。最后，打造强大的军力来慑止苏联的冒险行为，这本身也是一种心理的和意志力的较量。
不过，我们也不应该过高的评价美国的军事战略。以后见之明来看，重建军队给美国带来了沉重的经济负担，这是无法避免的。关键是，在此过程中，美国夸大了在“外围地区”发生多米诺骨牌效应的可能性，最终导致了越南战争的灾难。事后来看，虽然第三世界国家掀起了轰轰烈烈的反殖民的独立运动，但是他们也很少有愿意加入苏联阵营的。即使是越南的胡志明，一开始也希望获得美国的理解，是美国在极度的担忧中做出了错误的决策。在这一点上，再次证明了凯南强调的“核心利益与次要利益”之分的思想的正确性。不过，我们也必须认识到，这些都是后见之明，它不能作为批评过去已发生事件的理由，但却可以作为“以史为鉴”的警醒。
研读国际关系史，我们通常喜欢将目光聚焦到有形的较量之上。但是，“信心”的较量同样值得重视和研究。“信心”本身是无形的，但是“重建信心”却可以通过有形的努力来实现。冷战本身就是一场“信心的较量”，美国将军事力量做为冷战战略核心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重新树立起西方的信心。最后，再次致敬乔治·凯南，虽然他是一位美国人，但是他的思想能够成为后世研究国际关系史的宝贵财富。
参考文献：
1、《遏制战略》，（美）约翰·刘易斯·加迪斯
2、《权力优势》，（美）梅尔文·莱弗勒
3、《五十年战争》，（英）理查德·克罗卡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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