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应三年(1867年)十月，将军德川庆喜提出“奉还大政”的请求，十二月，在倒幕派的左右下，天皇下达了“王政复古的命令”。
一、维新动乱时期的报纸
庆应四年(1868年)一月，庆喜率会津、桑名二藩的兵，企图从大阪攻入京都，但被萨摩、长州两藩联合军击败。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鸟羽、伏见之战。战争中失败的庆喜，偷偷逃出大阪，二月十日由海路回到江户，幽居于上野的大慈院中。萨摩、长州两藩指责庆喜有叛逆朝延之心，于是又挥兵向江户进逼。鉴于这种情况，幕府的洋学者奋起发行各种报纸，宣传说没有理由把庆喜看成是朝廷的敌人。
庆应四年二月，《中外新闻》创刊，此后，仅仅数日之内，在江户、横滨便出现了许多种报纸。它们是《日日新闻》、《江湖新闻》、《远近新闻》、《内外新闻》，《藻盐草》、《公私杂报》、《此花新书》《海陆新闻》、《新闻事略》、《讽歌新闻》、《中外新闻外篇》、《微风》、《江城日志》《市政日志》《金川日志》《外国新闻》、《东西新闻》等等。这些都是所谓佐幕派报纸。
作为对立面讴歌王政复古的尊王派也出版了报纸。同年二月，出版了《太政官日志》它是新政府的官报，后在大阪出版了《各国新闻纸》、《内外新闻》，在京都出版了《都鄙新闻》。其中，最有势力的是柳河春三的《中外新闻》，福地源郎的《江湖新闻》、渡部一郎的《中外新闻外篇》、辻理之助的《远近新闻》、美国人温立徳和岸田吟香合办的《藻盐草》等佐幕派报纸。
佐幕派报纸露骨地表现了对萨摩、长州两藩的反感，采取拥护幕府的笔调，详尽地报道了战况，并传播了幕府方面获胜的流言。福地源一郎曾说：“有时甚至制造假战报或者假政治情况加以刊载。”岸田吟香也讲：“世人由于想了解战况而读报，但报纸根本不进行正确采访，只是把传闻原本照样地写出来，或者光报道官军的胜利，这样就会使江户人民失望，因此，有时要写官军战败的情况。”从这些话里可以窥见当时报纸之一斑。
与此相反，尊王派报纸称幕府军为贼兵、会贼等等，凡对幕府军有利的消息，一概予以否认。维新内乱时期的报纸，分为尊王、佐幕两派，成了敌对意识斗争的武器。这种情况，恰与法国革命初期的报纸相似。法国革命初期，出现了不少报纸，新闻报道大多是论战性的，连消息也明显带有政治意图。那些革命领导人，都是通过本党报纸号召民众的。维新内乱时期的报纸也是这样，它们被当作发表政见的工具，用来对读者进行宣传。
当时，评价最高的报纸是《中外新闻》，它发行一千五百份。该报也在大阪发行，侵占了尊王派报纸的地盘。这家报纸与其说支持已丧失统治权的幕府，不如说发表了自由的政治评论。特别因为佐幕派里有不少熟悉外国情况的学者，所以有不少精彩的言论。例如神田孝平的《一致论》、平井元次郎的《富国强兵论》等，除了反对新政府的一面，还论及了新制度的创立问题，发挥了政论新闻的作用。也就是说，败阵的封建势力反过来又向新政府的封建性展开了进攻。
就这样，日本报界迎来了最初的激烈论战时代。但是，这次论战时间很短，随着江户落入官军之手，新政府反对派的佐幕派报纸，也遭到了禁止。
二、对佐幕派报纸的镇压
明治初期，新政府着手进行的第一项工作，就是镇压佐幕派报纸。对于以萨、长两藩势力为中心的新政府来说，当时的急迫任务是确立统一的政权，因此，压制反对派的言论是很自然的。
首先，庆应四年(1868年)四月，《识歌新闻》的井上文雄、大神(草野)御牧被逮捕，五月，《江湖新闻》的福地源一郎也遭到同样命运，报社印刷工具被没收，报社被封闭。与此同时，政府对所有出版物全部采取“许可制”即不经许可，不得私自刊行。这样一来佐幕派报纸几乎全部被迫停刊，只有《藻盐草》，因在外国人居留地(即租界之意，译者注)发行，仍被保留着。这期间，还有《镇台日志》、《镇将府日志》问世，这些报纸内容空泛，对政府没有妨碍，因此获准出版。
当时，报纸主要在江户、横滨、京都、大阪发行。庆应四年八月，在长崎出版了《崎阳杂报》。该报刊登长崎府供给的消息、政府公开发表的文告，以及从英文报纸上翻译过来的文章等等。
新政府大体完成讨幕事业以后，研究了外国报纸法，于明治二年二月二十八日，发布了报纸印行条例，允许在政府统制之下发行报纸。可以说，这是日本最早的报纸法。
这个条例公布之后，开成学校职员、旧幕臣柳河春三首先申请发行报纸。遂于三月七日创刊了《官准中外新闻》接着，《六合新闻》、《明治新闻》、《博问新》出版，《远近新闻》、《内外新闻》复刊，《天理可乐怖》、《快讯》应运而生。这些报纸之中，《官准中外新闻》极力提倡“废藩置县”;强调议院制度的必要，引人注目。但是，这时报纸的一般倾向，从木户孝允致植村正直的书简可见一斑。书简中说：
“传播.无稽之谈必将引起种种疑惑，疑惑一多，必将导致民心骚动，民心骚动，将引起天下动乱。为此，如有不甚明了之问题、难于判定之事项，应即向新闻局申报，以便弄清事实，求得正确宣传”。
这说明，报道内容似乎使当局感到为难，报纸销路也不好，因此，《官准中文新闻》、《藻盐草》也于明治三年停刊，大部分报纸以短命告终。
三、政府保护报纸的政策
通过明治二年六月奉还藩藉，明治四年七月废藩置县，明治新政府在形式上大体确立了中央集权体制。但是，新政府当时首先必须着手解决的问题是，随着旧体制被破坏和新体制的建立，必须彻底贯彻改革的宗旨。明治政府感到需要利用报纸发表公报、传播知识，所以，开始资助报纸发行，对普及报纸采取了积极态度。
明治新政府修改了原来的报纸印行条例，于明治四年七月十九日，公布了新的报纸条例。条例一开头就说：“报纸应以传播知识为目的，文字要力求平易近人，忌用奇文僻字”。从这里，可见当时新政府保护报纸的用意。在新条例公布前后，不少报纸相继创刊，它们大都与新政府有某些关系。明治三年七月，大学南校(后为东大法学文学部)出版了《海外新闻》，十二月，在神奈川县令井关盛艮的支持下，出版了《横滨每日新闻》。
明治四年五月，参议木户孝允发行了《新闻杂志》，接着，于明治五年二月，以参议员大隈重信、江藤新平为后授，发行了《东京日日新闻》，自称为左院(日本法令审议机关——译者注)御用的《日新真事志》问世，六月，邮政部负责人前岛密创刊了《邮便报知新闻》。此外，各地方在县厅保护之下，也出现了不少报纸。如明治四年十月创刊的《京都新闻》、十二月广岛出版的《日注杂记》、明治五年三月开始发行的《大阪新闻》。这样，由于日本中央和地方采取了保护报纸的态度，报纸很快重新发展起来。同时，政府宁愿在经济上做出牺牲，也积极支持报纸的发行工作。
据文献记载，明治六年，日本小学就学率为28%，到明治十年，也只有39.88%，可想而知，文盲率是很高的。明治政府为了有效地扩大了报纸的影响，使报纸上的消息家喻户晓。促进报纸与读者相结合的作法是，设立了“报纸纵览所”。明治五年十一月，三清县在公共场所设立了“报纸纵览所”备有《太政官日志》等报纸，不论县绅、士族和平民，只要属本县管辖，都可以自由地到所内阅览。明治六年筑摩县令永山盛辉也设立了“报纸纵览所”，新泻县的“报纸纵览所”多达每区一个。通过新闻保护政策，开设报纸纵览所这一办法也迅速推广到全国。纵观书物发展史，它是与图书馆相结合逐渐发展起来的；同样成长时期的报纸，它的发展也与“报纸纵览所”有密切关系。
四、专门杂志的出现
日本早期报纸和杂志的区别不太明显。既有题为“新闻杂志”的报纸，也有名为新闻的杂志，名称和内容都很乱。然而，明治初期，终于出现了十几种与现代杂志相类似的专门杂志。
明治元年，改元之后最先出版的杂志，是大阪府的《明治月刊》。该刊与幕府末期发行的柳河春三的《西洋杂志》相似，以介绍海外知识为目的。它的主要编辑人员是何礼之（原长崎汉文翻译，后为开成所教授)。
该杂志于明治二年五月停刊。明治二年，《新塾月志》、《俳谐新闻志》、《日讲记闻》三杂志出版，明治五年出版的杂志有《教养新闻》、《教林新报》，明治六年有《评论新闻》、《海外杂志》、《教院讲录》、《医事杂志》、《文部省杂志》。早期杂志的内容，除介绍海外新知识以外，多以宗教、医学、教育为主。例如，《新塾月志》以介绍海外新闻为主，刊登了小幡笃次郎翻译的关于牧牛、饲养绵羊的学说，以及安田次郎吉翻译的关于英国顽儿院的文章，给国内实际工作部门介绍了大量有益的知识。
医学杂志方面有《日讲记闻》、《医事杂志》。前者是日本国内最早的医学杂志，内容主要登载荷兰医生抱独英在大阪医学校的讲课笔记，后者是以医生为对象的西洋医学杂志。明治六年前后，是知识性杂志的形成时期，当的杂志尚未论及时事问题。与报纸的急速发展相比，日本的杂志好不容易向前迈出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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