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种意义上说，日本历史上长期是静谧的，像一个乖孩子一样文静地待在一个偏僻的海岛上。日本曾长期“慕华”，崇尚儒学，与宋结盟，支援南宋抗击蒙古。1273年忽必烈攻陷襄阳后，准备向临安发起进攻，便关闭对日贸易，派员出使日本，劝说放弃日中联盟，日本不理会。后来忽必烈多次派使者去劝降，希望不战而屈人之兵，可均不得要领而回。于是，1274年忽必烈出动蒙古与高丽联军，900艘军舰，发动第一次征日。此次征讨，大军虽于今九州福冈附近博多湾等处登陆，但因遭遇台风袭击，战船大部被毁，最后无功而返。
日本富士山
1281年，忽必烈第二次远征日本，从高丽发东路军4万，从原南宋发江南军10万，出动了世界史上最大规模的船队，却受日本方面的石垒所阻，仍无法登陆，后又被台风袭击损失大半。第三次征日几经策划，终未成行，让日本继续享受安宁。
法国学者瑞恩科特曾把中国传统文明称为“太阳文明”，而把日本文明称之为“月光文明”，月亮是向太阳借光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太宰春台说：“中华圣人之道行于我国，天下万事皆学中华，我国人始知礼仪，悟人伦之道，弃禽兽之行。”645年开始实行一系列改革，从法律、军事制度到土地所有形态和课税制度都与唐朝相似。但他们的社会更像我们的春秋时期，天皇只不过是精神上的最高统治者。全国分为大小不一的许多封建领地，其中最大是幕府将军，约占全国1/4。“幕府”本指将领的军帐，在日本演变为一种特有的政治体制，甚至一度凌驾于天皇之上。此外还有封建领主“大名”，藩内最高统治者，有行政、立法、司法与军事大权。将军与大名养有众多武士，这是一种职业军人。全国上下分为士、农、工、商4个等级，士包括将军、公卿、幕府与各藩的官员及武士，此外还有一些“贱民”。到18世纪，他们跟中国状态也相似，闭关锁国，外贸仅限于中国、荷兰与朝鲜，基本维持自然经济，自给自足。
日本武士
然而，19世纪全世界都在急骤地发生变化，日本的武士也开始资产阶级化，出现“兰学”“洋学”，甚至有些藩开始建“新军”，幕府却顽固拒绝改革开放，拒绝与英、俄、美等开港通商的要求，1825年还颁布《驱逐夷国船只令》，令各藩击退靠近日本沿海的外国船只。1842年闻讯清朝在鸦片战争中失败，幕府大为震惊，一方面改颁《薪水给予令》，善待漂流到日本沿海的船只，另一方面也进行一些改革，强迫外出做工的农民返乡，禁止农民流入城市；“禁止奢侈，矫正风俗”，即扼制商品生产，取缔儒家以外的“兰学”思想等等，开一系列历史倒车，遭到幕府内部、大名和城市商人的强烈反对，不到两年便收场。1844年荷兰国王写信给幕府，奉劝接受清朝教训，开国通商，遭拒绝。两年后美国舰队到日本江户湾浦贺海面，要求建邦通商，也遭到拒绝。
1853年美国一支舰队到日本，逼迫幕府接收美国总统给日本天皇的亲笔信，限期一年答复。幕府这才真正重视起来，上报天皇，并将译成日文的美国国书印发各藩，征求大名的意见，取得共识。第二年美舰如期到来，幕府将军表示接受要求，开放下田、函馆等港口与美国贸易，并同意设立美国领事馆。不久，英、俄、法、荷等国也强迫日本订立类似条约。1858年美国要求开放更多港口，确认美国享有治外法权，降低进口税，日本同意。接着英、俄、法等国又如法炮制。西方势力的到来，引起国内强烈不满与反抗。1863年，长州藩甚至炮轰美国、法国与荷兰的军舰，英、美、法、荷4国组成联合舰队报复。长州抵挡不住，只得求和赔款。幕府也开始与西方更多合作，如建立海军厂和炼铁厂等。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武士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致力于恢复天皇的最高权力，反对幕府独裁卖国，并与天皇及近臣密谋“倒幕”。主持幕府的井伊直弼获知，抢先下手，处死7人，流放一批。但不久，倒幕派刺杀了井伊直弼。1867年12月，第122代天皇睦仁继位（不满15岁），倒幕派便以天皇的名义发布“王政复古”诏书，宣布废除幕府将军制，国家政权归还天皇，并发表“一洗旧弊”“广开言路”“登用人才”“百事一新”的改革纲领，同时成立新的中央政府，在天皇之下设“总裁”“议定”和“参与”3个政府职能机构。次年还宣布改江户为东京，东京为日本首都，年号为“明治”，因此被称为“明治维新”。
新政府一成立，马上令幕府将军德川庆喜“辞官纳地”，交出兵马权、领地及其人民。德川庆喜拒绝，要决一死战。可他15000幕府兵战不过5000新军，只身逃江户。新军追击，1868年4月德川庆喜只得献城而降。至次年6月攻克最后据点北海道，统治日本265年的德川幕府寿终正寝。
日本前首相吉田茂在他《激荡的百年史》一书中说：“所谓文明本来是一个整体，并不单独采用它的科学技术。”这一点与当时中国人的观念完全不同。“明治维新”强制“版籍奉还”“废藩置县”，建立中央集权式的政治体制，但《日本国国宪案》强调主权在民，主张人民享有“革命权”，即“当政府肆意违背宪法，擅自蹂躏人民自由权利，妨害建国宗旨时，日本人民可推翻它，建立新政府”。具体政策有三大重点：一是“殖产兴业”发展资本主义，二是“文化开化”发展现代教育，三是“富国强兵”建立新式军警。特别值得一说是弃“痼陋”而兴“兰学”，“脱亚入欧”。
日本古建筑
荷兰是个远在天边的小国，才相当于两个半北京，且70%处于海平面之下，经不起潮汐的侵袭，人口迄今只有1000多万。直到1579年，它还只不过是西班牙王国的北方一省。但1588年成立荷兰联省共和国后，一鸣惊人。这是一个在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国家，破天荒“赋予商人阶层充分的政治权利”。当时欧洲宗教迫害严重，荷兰却勇于改革开放，崇尚自由贸易，不论信奉什么宗教，都欢迎到荷兰做生意。于是，世界各地的商人都朝荷兰奔去。荷兰迅速成为航海和贸易强国，被誉为“海上马车夫”，在世界各地建立殖民地和贸易据点。这样一种骤然巨变，深深地启发了日本人。是继续学中国求稳，还是学荷兰求变？步入这“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之后，世界上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再像以往千百年那样“稳”了，只能求变。这历史性的抉择，日本比中国眼明手快多了，毫不含糊。他们将荷兰文化誉为“兰学”，而将儒学贬为“固陋”，并嘲笑中国是“夜郎国”。
日元及福泽谕吉人像
对日本影响最大的思想家是福泽谕吉，现行1万日元纸钞上印的人物头像不是天皇，而是这位思想家。其父是饱读儒书的汉学者，福泽谕吉最初也承父业。后来他改习“兰学”，曾以随员的身份到美国交换商约，回来改授英文，不久再度赴美考察，深切认识到日本在国际社会上所处的地位及问题所在，便大力倡导西学。1866年他出版《西洋事情》一书，轰动一时，短短时间畅销20多万册。1885年发表《脱亚论》，其中写道：
我日本国土虽位居亚细亚的东边，但其国民的精神已脱去亚细亚的痼陋而移向西洋文明。然而不幸的是近邻有两个国家，一个叫支那，一个叫朝鲜。这两国的人民为亚细亚流的政教风俗所培育，与我日本虽无大异，但或许是因为人种的由来有所不同，处于同样的政教风俗中，其遗传教育之旨却有不同。日支韩三国相对而言，支韩更为相似，此两国的共同之处就是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与千百年前的古代无异……间接地会成为我外交上的障碍，是我日本国一大不幸。故今日我国之上策，与其坐等邻国开明而共兴亚洲，毋宁不与他们为伍，而与西洋文明共进退；与支那朝鲜接触时，也不必因为他们是邻国就特别客气，而以西洋人的方式处理即可。与恶人交友就难免恶名，我们要从内心里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
这段文字在我们今天读来也刺眼。对于“不知国家改进之道，在交通便利的现世中对文明事物也并非没有见闻，但却视而不见，不为心动，恋恋于古风旧习”这批评，我思之再三，觉得入木三分。孟母也知三迁啊，怎能长期与中国、朝鲜这些“痼陋”“恶友”为伍呢？日本民众被福泽谕吉说服，实行千古大改革，舍近求远，与亚洲诀别，改而“与西洋文明国家共进退”。
日本的“明治维新”比清王朝“洋务运动”更迟，却更富有成效。麦克尼尔《世界史》认为：“在1850年以后的几十年中，欧洲人以一队炮舰或一支哥萨克骑兵就能轻易地在亚洲大帝国中执行遥远的欧洲政府的意愿，而这主要是因为亚洲的内部衰落而非欧洲自身的强大”，“没有哪个民族对西方的优势的反应像日本人做得那样尽力和成功”。经过20多年发展，国力迅速强盛，先后废除幕府时代与西方各国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重新夺回国家主权，成为亚洲强国，乃至世界强国。但在那个丛林时代，强国就不再是乖孩子了，而是一条极不安分守己的汉子。1892年日本军费占财政支出达31%，
1871年《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可是第二年日本开始侵略中国附属国琉球，1876年又开始侵略中国的另一个属国朝鲜，取得一系列特权。1894年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政府军节节败退，被迫向清朝求援。日军也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借口进入朝鲜首都汉城（今韩国首尔），让傀儡政府“请求”日军逐出清军。三方谈判无果，中日双方好战舆论尘嚣日上，福泽谕吉在报端撰文称：“以吾人之见，如政府一变其方向而大力推进东洋攻略，以使国内的人心外转，或许是眼下适当的方案。”中国方面毫不示弱，曾国藩的孙子曾广钧建言：此战要干脆将日本从地图上抹掉，变成中国的一省。同年8月中日双方正式宣战，结果清军惨败。《哈佛中国史》说：这“对清帝国来说是无法想象的严重灾难”，“首次向全世界展示是清帝国令人难以置信的脆弱”，对国内而言则“向许多人阐明了不计任何文化代价推行日式西化有绝对的必要性”，认为“满族统治本身才是症结所在”，并随之出现“试图废除帝制的暴力运动”，因此成为“中国帝制史上的重要分水岭，更甚于通常被赋予此意义的鸦片战争”。由此可见这场战争中国究竟败得有多惨！
第二年4月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除规定承认日本控制朝鲜外，还要向日本割地赔款以及同意日本享受其他特权。其中关于将辽东半岛割让日本，损害到俄国、德国和法国在那里的利益，他们便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清政府另付3000万两白银“赎辽费”。日本深感屈辱，怀恨在心。经过几年“卧薪尝胆”，1904年2月8日午夜突然袭击旅顺口的俄国舰队，挑起了在中国和朝鲜土地上进行的日俄战争，结果又是日本取胜。
日本有不少“兴亚主义”者，认为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西方列强才是日本的主要敌人，应联合中国对抗西方的入侵。“明治维新”功臣伊藤博文就说：“中国强，日本才能强。中国好，日本才能好。”但他们同时又认为清政府太腐败，必须打痛制服它才能结盟。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后，大多数列强很快撤军，只留象征性少数兵员，只有日本例外。日本从此“合法”驻军华北，直到1932年在东北建立附庸国“满洲国”，1937年开始全面侵华。
侵华日军
1938年明治维新70周年之际，本年1月日本外相发表“建立东亚新秩序”宣言，11月首相又发表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声明。“大东亚新秩序”后称“大东亚共荣圈”，表示要“以日、满、华的牢固结合为基础”，包括中国、朝鲜、印度支那、缅甸、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荷属东印度（今印度尼西亚）、澳大利亚、新西兰、英属印度（今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阿富汗及太平洋上的所有岛屿，日本则为这“共荣圈”的核心和领导者，由日本来垄断“共荣圈”的丰富资源和广阔市场，并同英、美展开持久战争。所以，我在《危世图存》中写道：
当时，日本人公然声称“支那固陋而自灭”，是“文明早已过去，六经早已扫地之国”，而“日本自觉地意识到自己作为亚洲民族，代表了与西洋文明相对的东洋文明”的趋势，福泽谕吉还认为日本在东洋文明化进程中已经是当然的盟主和领袖。日本要取代中国文明地位的野心，昭然若揭。我觉得中日当今矛盾的深层根源仍在于此，而不是那个区区荒岛。
同年7月，日军还与苏军在张鼓峰发生武装冲突。张鼓峰又名刀山，位于今吉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的中俄国界线上，海拔155.1米。冲突以日军失败告终，苏军趁机进占整个张鼓峰地区，将其划为“苏满（中）界山”，并将其在洋馆坪一带的控制区推进到图们江边，给中国居民仅留一条狭窄的“通道”。
“明治维新”的巨大成功与中国同时代的洋务运动形成鲜明对比，令人迄今反思不已。当时，东西南北世界已开始相互影响。比如英国“光荣革命”启发美洲殖民地要求同等权利进而独立，美国革命鼓舞法国民众，法国大革命的恐怖又让欧洲其他国家革命力避流血。清廷后期显然也是愿意反过来虚心当“明治维新”学生的，只是没学好。
日军投降仪式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中国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重要成果——联合国的主要发起者之一。虽然“那时的中国在经济上尽管还很穷，但中国在不知不觉中重回世界中心，成为战后国际秩序主导者、建构者”。
閱讀更多 馮敏飛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