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开端——自由大宪章的签署之路

英国历史上,约翰王并不是一个好国王。但在大兵压境之下,为了皇位的安宁,他选择了避险之策:1215年6月15日,51岁的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John)与起兵造反的贵族和主教们和解,签署了《大宪章》。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开端——自由大宪章的签署之路

约翰王

当时英王约翰受到的压力来自三方面:

  1. 他夺得王位的手法遭人非议,前任英王狮心王理查德在1199年死后无子,出现两名继承人,即理查德的侄子亚瑟,和理查德的弟弟约翰。约翰将他的对手,亦即他的侄子亚瑟一世囚禁,之后亚瑟便失去音讯。很多人认为约翰是暗杀了亚瑟以取得王位;
  2. 约翰与罗马教皇间一直矛盾重重,他曾随意没收教会的领地和资产,并拒绝承认1207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派任的坎特伯雷大主教朗顿,这让教皇大怒,颁令剥夺英国教权,后将约翰逐出教门。到了1212年,约翰意识到在与贵族的较量中,他需要教会的支持,于是赶紧向教皇低头,不仅承认朗顿大主教,给教会以自由,允许教堂任命红衣主教等神职,更进一步承认教皇在英国的无上君主的地位,宣布自己为教宗的封臣;
  3. 当时法国国王占领了英国在诺曼底的大部份土地,英国的贵族要求国王夺回领土,约翰国王即在1214年发动对法国作战,却遭遇大败。国库已空的约翰向贵族征收重税,与贵族的关系更加恶化。


英国君主立宪制的开端——自由大宪章的签署之路

贵族虽不堪约翰的暴政,但他们知道,要废除一国之君,几乎是不可能的。于是他们要求改革,让他受到法律的制约。1215年初,部分北方男爵开始起义,用武力来反抗约翰,宣布与他脱离君臣关系。公元1215年6月15日,约翰国王被迫赞成反叛贵族提出的“男爵法案”,签署了要求“回归封建传统”的文件──《大宪章》。

但英格兰的君主在欧洲大陆的土地与征战问题是从何开始?这些封建贵族又为什么要反抗国王?他们是以什么理由来反抗专制的国王?而倒霉的约翰王又为什么会面临这些危机呢?这一切要从头说起。

公元1066年可说是英格兰历史至关重要的一年,来自诺曼第的征服者威廉声称自己是盎格鲁-撒克逊君主“忏悔者”爱德华的继承人,因此带着远征军进军英格兰,与继任爱德华王位的哈洛德展开一场激烈的战役,企图夺回属于“自己”的王位。

在黑斯廷斯展开的战役中,哈罗德战败身亡。威廉因此成功地坐上英格兰的王位,开启了英格兰的诺曼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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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威廉再怎么宣称自己统治的正当性,毕竟他是一名来自异地的君主,战争过后英格兰内部仍存有许多反抗的声音。他要如何宣扬自己的统治、强化自己在英格兰人民心中的良好形象?长年不在英格兰的他又要如何掌握英格兰?

征服人心的办法──英格兰国王的政治宣传术

公元1066 年1月6日这天,是盎格鲁-撒克逊君主爱德华的丧礼,也是哈洛德登基为王之日,举国为新王的登基而欢呼庆祝,但海峡彼岸的气氛却不大寻常,一场席卷英格兰的暴风雨即将来临,未知的厄运已被哈雷彗星悄然地带到英格兰的土地上。

在得知哈洛德登基消息后,诺曼第的威廉公爵相当愤怒,认为哈洛德背信弃义,是个可恶的背叛者。威廉宣称,哈洛德曾经对威廉行过封建效忠礼,此举已表明威廉乃哈洛德的领主,如今哈洛德却自立为王!

诺曼与盎格鲁-撒克逊之间的王位争夺战,随着威廉领军登陆英格兰而越演越烈。威廉带领的诺曼贵族英明神勇,军队骁勇善战,在黑斯廷斯这场战役中发挥得淋漓尽致,叛徒哈洛德败亡,威廉顺利继承英格兰的王位,开创诺曼王朝,是为“征服者威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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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的故事来自威廉的官方叙述,情节安排中,理所当然地强调了威廉作为正统继承人的地位,角色上二元对立,将哈洛德视为背叛者,威廉视为英雄,编织成一个传统王位争夺的戏码──一位英勇的国王打败了觊觎王位的邪恶背叛者,最后在一场生死之战中,顺利讨回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英格兰的王位继承发生了什么问题,让身为诺曼贵族(也就是法国人)的威廉公爵,能够顺利取得海峡彼岸的王位?

一切问题都要从于身无后嗣的“忏悔者爱德华”说起。在他死后,英格兰宫廷因缺乏正统继承人而陷入一片混乱,最后盎格鲁贵族用部落传统选举的方式选任继承者,王后的兄长哈洛德‧戈德温森成为继任国王,是为哈洛德二世。

但哈洛德的弟弟托斯蒂对于兄长登基为王深感不满,在英格兰北部举兵造反,却不敌哈洛德军队的攻势。托斯蒂决定与外国势力合作,挪威国王哈拉尔三世在托斯蒂的邀请下领兵从约克登陆,迅速击退驻守北方的军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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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支联军在公元1066 年9 月25 日来到史丹福桥(今英格兰约克东瑞丁地区)附近时,碰到了在四天内急行185 英哩的哈洛德军队。在英军的奇袭下,联军溃败,哈拉尔三世与托斯蒂双双阵亡,史丹福桥战役就此结束,哈洛德暂时保住英格兰北部的安全。

但就在三天之后,诺曼第威廉公爵的军队登陆英格兰,一场更惨烈的战役正等着他。疲于安内攘外的哈洛德,最终不敌诺曼军队的攻击,亡于黑斯廷斯战役,英格兰也拱手让给了诺曼第的威廉。

哈洛德这个疲于安内攘外的末代君主,为何有着背信弃义的叛徒形象?这就得从“贝叶挂毯”来找寻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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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政治宣传诞生的艺术品——贝叶挂毯

贝叶挂毯,长70 公尺宽50 公分,挂毯中图像共出现六百二十六个人物、三十五只狗、一百九十只战马、三十七棵树、三十七艘船,及超过五百只的鸟及其他动物,不但融合了当时盎格鲁─撒克逊艺术与北欧维京艺术,展现中世纪英格兰的生活图像,对于了解中古英格兰和欧洲的军事武器、船、文化、服装、仪式以及各民族间的差异,亦有相当大的帮助。

虽然贝叶挂毯是件极具艺术价值的中世纪艺术作品,但事实上,当时挂毯是为了非常实际的政治考量而制作。

威廉与诺曼贵族虽然征服了英格兰,但征服并不代表统治,再加上当时英格兰内仍存在许多反叛的势力,为了收拢人心,他们需要以合适的手法向大众诉说自身的统治正当性,强调威廉王身为“合法”继承者的事实,并极力塑造哈洛德的负面形象,灌输有利于诺曼人的政治思想。

因此,集美观、丰富故事性与可读性于一体的挂毯,便成为诺曼人的最佳政治宣传品。

但这件流传千古的政治图像是威廉自己下令完成的吗?根据推测,威廉同母异父的兄弟厄德很有可能是贝叶挂毯的监制者,并由他雇用多位英格兰妇女织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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厄德是威廉掌政时重要的辅佐者,帮助他掌控教会力量,在英格兰一度是权力仅次于国王之人,但二人的关系却有逐渐恶化之嫌。在挂毯的许多场景中强调厄德对于威廉的重要性,和他在黑斯廷斯战役中的地位,透露出厄德希望藉由献出挂毯取悦威廉、抚平两人间的嫌隙的意味。

即便贝叶挂毯颇具浓厚的政治宣传意味,但其作为一件艺术作品在艺术史上亦具有相当特殊的地位, 主要是因为它不同于当时主流艺术的叙事形式。十一、十二世纪的欧洲艺术作品,如:手抄本、壁画、彩绘玻璃等,都倾向于撷取一个画面来描写一个事件。而典型盎格鲁-撒克逊海岛艺术叙述的故事内容,则是以单一基督教圣人图像为主,但贝叶挂毯却是以历史事件为基础,从左至右展现出一连串的场景,描写一个完整的故事,并以树作为故事的停顿点和分割场景之符号。

贝叶挂毯有着独树一帜的叙述风格,画面中富含各种诺曼式图像,形成盎格鲁—诺曼式的表现方式,不仅融合当时盎格鲁-撒克逊艺术,也加入许多诺曼人祖先的北欧维京艺术,由此可见诺曼人欲建立有别于盎格鲁-撒克逊传统的艺术风格。

虽然贝叶挂毯是研究十一世纪诺曼征服及黑斯廷斯战役的重要史料,但因为年代久远且曾被修补,许多图像已失去原貌,其所表达的意涵也可能失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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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或许会有疑问,长达70 公尺的挂毯大概只能在博物馆展示吧?但事实上,挂毯容易收卷、方便携带,再加上挂毯运用大量图像,搭配简洁直述的标题,使得观众易于接受眼前所见,不去质疑画面所呈现的事件和历史事实之间是否相符。所以,也有研究文献指出,挂毯在当时可能被带往各地巡回展出,它的作用就像是现在随处可见的宣传标题一样。

征服者威廉流传后世的英勇形象,就是从这块挂毯开始代代流传下去,看来千余年后人们对于政治宣传品的操作模式,仍然与威廉时代相去不远呀。

英国的末日审判书──征服者威廉的统治术

在经过有效的政治宣传,宣布诺曼政权入主英格兰之后,内政的整合显然才是考验征服者威廉是否能有效统治这片陌生土地的关键。

“国王有令,将会以土地作为收税标准课征丹金。现在,诚实地向国王报告你有多少土地。然后清点你所拥有的财产与人口。”

英格兰各地的郡长与领主指示各户户长配合政府的土地调查,如实禀报自身的财产,并要求户长举起手在圣经面前发誓:

“我将会毫无隐瞒地将我家所有的情形报告给国王及其令旨之下的郡长与领主。”

这是12世纪的英格兰一场遍及全国的土地、风俗习惯调查,是为帮助威廉王了解当前英格兰的现况,确实掌握英格兰各地的土地分配情形与风土民情。所有的纪录皆载于《大末日审判书》与《小末日审判书》之中,合称《末日审判书》,又称《大土地调查》、 《全国地产调查书》,全文以拉丁文记录。

《末日审判书》总共调查了英格兰33个郡,主要调查区域为理布尔河与蒂斯河以南,是征服者威廉当时可以控制的地区,但不包括直接早由威廉直接控制的温彻斯特与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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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竟是在怎样的契机下促使威廉王下令制作这部全国地产调查书?由谁来进行这场调查?为何这份土地调查报告会有“末日审判书”这样带有宗教意味的名称呢?

在征服者威廉入主英格兰近二十年后,开始对统治区域内的人口、资产、产业活动、风俗习惯等进行全面性的调查,费时两年完成,时值公元1086年。

当时的英格兰虽然已被诺曼第的威廉征服,但各地仍潜在盎格鲁贵族的反抗势力,心有不甘的维京人在历经失败后亦正准备卷土重来,在隐忧外患的双重夹击下,威廉王必须有效地掌握英格兰,并控制其行政运作以随时应对危机;另外,英格兰各地的民族组成相当复杂,有居住在苏格兰、威尔斯及康瓦尔郡的塞尔特人、定居于约克郡的丹人后裔、和主要分布在英格兰地区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等。诺曼征服后,又有跟随威廉来到英格兰的诺曼贵族,再加上封建体制的分封状况有所不同,故各地的文化与风俗,在公元1066年左右已存有巨大的落差。为了了解英格兰的风土民情,并在裁判时有所依据,详细的调查乃时势所趋。

《末日审判书》调查内容包括一个郡里有多少海德(hide,面积计算单位)、共有多少人口?国王在各地拥有有多少财产?主教、领主各有多少财产?拥有多少土地?多少可耕地与犁?多少林地、牧地、磨坊、鱼池、牲畜?多少农人、奴隶?土地过去与现在的价值为何等等。

除此之外,《末日审判书》还要调查在忏悔者爱德华时代、诺曼征服后(1066年)、以及1086年三个时段之间的数量与价值变动。由上述可知,此一调查的范围与内容可谓相当详尽,让人民觉得像是在世界末日时受到上帝审判般,什么调查都逃不过, 因而有“末日审判”之谑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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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下了调查令后,根据地理位置将英格兰分为七大巡回路线,也就是七个不同的责任区域,并派出调查官到个别的责任区域调查。调查官抵达当地后,命令由各地领主提供自己所有的土地资料。等到资料搜集完成并由当地开庭审理确认无误后,调查官便将这些资料送到当时的财政中枢——温彻斯特。

这些林林总总的调查项目有助于厘清因战乱而产生争议的土地所有权、以及实行诺曼式封建可能带来的土地纠纷问题。

(注:诺曼王朝在英格兰实施的封建制度,与欧陆封建制度有所不同。英王威廉为所有附庸的领主,且威廉强制切割英格兰附庸的领地,各领主的领地散布在全国各地,相较于欧陆封建,直接分封的封建主威廉能直接掌握权力的分配,有助于中央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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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完整税务资料之后,也有助于威廉王征收以土地作为课税标准的税收──丹金。

(注:丹金为不列颠最早的税收项目,原作为安抚仍占据英格兰西北部的丹人Dane,即维京人的贡金。后来,这项税金逐渐成为王国重要的收入来源,曾遭短暂废止,在威廉统治期间变为土地税。)

此外,新导入的司法系统,使得威廉可以从每一次的审判中获得税金,作为政府的其他财务来源。最后在司法方面,由于各民族的审判方式与习惯法有其差异,末日审判书中翔实记载的风俗民情调查作为法律仲裁标准,使得中央统一的法治得以深入英格兰各地,更加深了民众对于司法机构的依赖。

在《末日审判书》中,除了能直接看到上述的功能外,从书中的描述,亦可以了解到11世纪英格兰的封建阶层。最上层的为国王,握有最大的权力。其次为大领主,通常为贵族及主教,由国王受封,拥有较大领地。次之为骑士阶层,为大领主作战,拥有较小领地。在地方上有郡长及治安官,负责维持秩序及管理地方上的事务。自由农拥有很高的自主权,不对领主服义务。裁决者则协助领主或地方官仲裁事务。佃农需要为领主服义务,在法律上有许多人身及财产限制。隶农比佃农地位更低,仅有一小块农地可供糊口。地位最低下的为奴隶,没有可耕种的土地,依靠施舍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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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进行这种大型的调查必须具备完善的行政体系,以及足够的中央政府力量,并与地方力量相互配合。土地调查背后展现的是权力的高度集中与王权的渗透性。在《末日审判书》中,可以看到当时的王权如何介入百姓的生活,如国王可以透过城镇长官来掌握各地的人口数量,以便确保他的税收来源,并对于民众的财产有着一定的支配权;司法权方面国王介入原属私人的事务,透过罚金的缴纳将原本规定成俗的习惯法成文化。而当国王需要军事力量时,每5海德(hide,面积单位)须派出一名士兵支援作战,且还要缴交4先令。这些钱实际上并非缴纳给国王而是作为军事补给上的需求。

《末日审判书》本身即充分反映了英格兰王权的扩张,威廉王从一个外来的“征服者”要成为真正的岛屿统治者、有效对抗外敌必须拥有足够的筹码,了解自身可以利用的资源,包括有多少资金、军备,同时也得绞尽脑汁扩大收税来源,想尽办法在各种地方介入人民的生活,以证实其身为国王的最高权威性。可见作为英格兰王,不但得拥有“打倒叛徒的英勇形象”,也得具备“在所有可能之处向人民收钱、剥皮”的头脑,在此同时,英格兰的王权也不断地扩张,步向群起反抗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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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约翰王被迫签署大宪章?

前面提到征服者威廉在公元1066年发动黑斯廷斯战役,于英格兰海岛建立诺曼王朝的故事。威廉在入主英格兰后有效地利用封建制度集权中央,使王权得以稳定地流传后世。今日的主角就是诺曼王朝威廉的后代子孙,于公元1199年登基英格兰国王的约翰王。

继任为英王的约翰正面临了前所未有的危机,他不但要处理兄长理查一世所留下的外交与财政上的问题,还得对抗法兰西国王腓立二世对境内贵族的挑拨离间,又因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圣职任命问题而与教皇英诺森三世闹得不可开交,在公元1209年还被教皇逐出教会……至此,约翰的统治权已岌岌可危,而此时,饱受压抑的英格兰贵族再也无法忍受约翰王不断征兵征税的要求,决意逼迫国王签署请愿书──大宪章,国王与贵族之间的长久斗争正式浮上台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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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利纠葛要从诺曼王朝的封建体系与法制系统开始说起。

征服者威廉虽为英格兰王,但其法国贵族的身分使他和他的后代们不曾放弃在法兰西享有的领地,从公元11至13世纪间,他的子孙借着联姻与战争取得超过一半的法兰西土地,金雀花王朝的亨利二世在法的领地甚至超越法王所拥有的土地。但这就表示英格兰王无法专心一致地统治英格兰这块岛屿,为了加强其对英格兰的掌握,一个强而有力、且能支配地方贵族,甚至是教会的中央政府,成为英王的首要目标,也造就了从公元11至13世纪间英格兰王权集中化的过程,其中,《末日审判书》的制作,便是王权萌芽、日益茁壮的代表之一。

除了强而有力的行政体系之外,共同法的出现也强化了英格兰王王权的普及性,在共同法出现以前,英格兰的法律争讼大致上是以各地域既有的风俗习惯决定,统治者亦多以尊重各地的风俗习惯,直到亨利二世建立共同法后,影响传统地​​方习惯法的沿用。共同法立基于国王的和平此概念,指国王位于封建关系的顶端,是所有封建贵族的领主,因此做为国王附庸的封建贵族,必须尊重国王的意志与决定。亨利二世宣扬国王的和平,企图将贵族与国王从过去的封建契约关系转化为国王与臣民的关系,使得共同法的使用更为普遍,并透过削弱封建法庭对于个别封建事务的审理,以增强国王法庭与王权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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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二世

亨利二世的作为将英格兰王权推向一个巅峰,战功彪炳的国王也在法兰西获得前所未有的广大土地,然而,要管理海峡两岸庞大的领土实非容易,在荣耀辉煌的帝国外表下,已暗藏了蠢蠢欲动的反抗因子,为日后的统治者带来难以阻挡的危机。

亨利二世逝世后,狮心王理查一世上任,长年待在欧陆参与各项战事,还参加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虽然赢得了美名,却也为英格兰带来许多外交与财政上的问题,在约翰王即位后,英格兰在对内和对外都面临更大的危机。当时的法兰西国王腓力二世为了削弱英王在法兰西的影响力,时常鼓励境内英格兰国王的附庸到法国的国王法庭处理与英王有关的封建纠纷。此外,他还在公元1203年与约翰爆发军事冲突,也致使约翰王于次年失去诺曼第、安茹等封地,而公元1214年与神圣罗马帝国结盟的反攻又在布汶遭遇挫败。

另一方面,因坎特伯里大主教的圣职任命问题,约翰王和教皇英诺森三世起了冲突,使英诺森三世将约翰王逐出教会,免除了所有人民服从的义务,使其统治权岌岌可危。约翰王被迫以成为教皇附庸为代价与教廷和谈。对外战争的失利与对教会的软弱,使约翰王的威信丧失殆尽。而对于英格兰贵族而言,约翰王先前的征税、征兵不仅没有任何好处,反而还丢失这些贵族在法兰西的封地,而那些派到地方的巡回法官也严重侵害到他们的权益。加上从亨利二世以来国王权力的高度扩张已让贵族们感受到一股严重的压迫,对于一个既无威信还带来苦难的国王,贵族们不再坐以待毙,决定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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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215年4月,四十多位贵族代表提交请愿书,要求约翰王取消课税,但遭到拒绝。不久后贵族们集结武力占领伦敦,还得到法国的路易皇太子的声援。1215年6月15日,约翰王在坎特伯里大主教史蒂芬.兰登和重臣威廉.马歇尔爵士的陪同下,在伦敦近郊兰尼密德同意了贵族们提出的文件,是为名传后世的“大宪章”。内容包括保障教会自由与贵族权益,强调在封建传统下,国王征税需经过贵族会议同意,并表明国王不得任意囚禁人民(含贵族),并确立陪审制度。国王征税权的限缩,使其财政受限,间接影响其行政与司法基础。由此观之,大宪章本质是一项贵族、教会与市民(工商业者)为保障自身权益而出现的成文封建契约,其目的并非全面终止或否定王权。

虽然约翰同意签署了《大宪章》,但贵为一国之君,王权乃其应有权力,怎能让在他底下的贵族们限制其权力!因此约翰在颁布《大宪章》之后,便以教皇附庸的身分要求教皇英诺森三世宣布《大宪章》无效,并与贵族爆发内战,战事未结束前便病逝。

当年《大宪章》的签署是由一群贵族向国王强烈要求所得来的成果,其生命却在短短的时间内因约翰的反悔而终止,但后世的几任国王在上任之初为巩固政治势力不断地颁布《大宪章》、确认《大宪章》,虽然《大宪章》的内容与其代表的意义随着时间的递嬗而有所改变,但透过了解《大宪章》本身的历史和认识后人解读《大宪章》的历史,《大宪章》也不断地在重生,时代赋予它的意义早已超越其本身所具有的意涵。

1215年颁布的《大宪章》条文目的大致可分类为以下六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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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大宪章》这份名声响亮的文件,与今日的我们有什么连结呢?这份文件签署时的初衷,和后人的诠释是否一致?签署之后,真的有如后世所说,成功达到牵制王权的效用吗?事实上,《大宪章》在约翰王同意签署后的八十年内,经历代英王颁布达32次之多,也因为配合国王的需要而有所更改,早已不再是1215年的版本了;《大宪章》亦曾历经一段沉寂的时代,直到17世纪,著名法学家爱德华‧科克提出将《大宪章》视为“保障人民自由不受侵犯”的主张,复兴《大宪章》的政治地位,扩大《大宪章》法令的保障范围,《大宪章》也因此再次以崭新的面貌重现于世人之前,今日我们对于大宪章的理解,多是出自于科克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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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德华•科克赋予《大宪章》全新面貌

在经过漫长的四百余年后,这份文件因他而有了全新的面貌,为英国的民主宪政写下了神圣的第一页。他,是爱德华‧科克,这份重生的文件,正是本文的主角──《大宪章》。

在前面我们曾提到《大宪章》是一份贵族要求国王回归封建传统的文件,其最初的意义与现今有很大的不同,但为什么《大宪章》会从原本贵族与国王间签立的契约转变为民主宪政的根基文献、其影响力甚至超越地理限制呢?科克爵士无疑是赋予《大宪章》全新面貌的一大功臣,他将《大宪章》视为“保障人民自由不受侵犯”的基石,复兴《大宪章》的政治地位,扩大《大宪章》的法令保障范围,并将《大宪章》纳入其古宪法理论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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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克爵士生于公元1552年的英国,在伦敦三一学院接受教育,于1578年成为律师,1592、1594年分别担任副检察长、总检察长,1606年被任命为民事的首席法官。在伊莉莎白女王统治时期,科克唯一坚定的王室支持者,但在詹姆士一世上台后,开始与国王产生一连串的矛盾,导致去职。1620年起担任议员,并在1628年促成了英国宪政上的里程碑──权利请愿书。

除此之外,科克也被认为是古宪法理论的奠基者,其理论深厚影响了往后的英国政治,诸多英国传统菁英,如埃德蒙‧柏克等,无不以古宪法作为其政治论述,并藉由古宪法理论确立英国的宪政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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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科克爵士任职议员之时,正值查理一世统治期间。野心勃勃的查理一世企图成为欧洲霸权,但其为筹措战费而滥行违法之行为却让国会深感不满,他不但以借款形式征收人民之金钱、对不遵旨缴付者即下令拘捕下狱、未经审判便将人民监禁、令军队驻扎于民房造成人民困扰等等,引来诸多民怨与反弹声浪。

国王种种“违法乱纪”的作为终于让下议院于公元1628年以“人民之身体与财产上的自由”为主题加以讨论,提出权利请愿书,要求国王同意国会之请求,内容包括除非经国会同意,国王不得要求人民缴税、任何国王在未经国会同意下不得颁布戒严令、不得随意监禁人民、要求人民招待士兵等。虽然议会通过了限制王权的权利请愿书,查理一世也签署了请愿书,但不久后查理一世即解散国会,从公元1629年起至1640年的这十一年里,查理一世行个人统治,拒绝召开国会。直到一六四○年代三王国战争的爆发,国会才又重新开始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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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

从这里我们可以发现,此次权利请愿书的签署与公元1215年大宪章的签署有诸多相似之处,同样都是因为国王为筹措对外战争的军事费用而向人民、贵族不断收取税收而招致不满。

但在签署了回归封建传统、企图限制王权的大宪章文件以后,虽然在约翰王死后几任国王为维护自身的统治权。而有了不断确认大宪章的举措,但大宪章的重要性仍随着时间的流逝而不断腐蚀,至都铎王朝的亨利八世、伊莉莎白一世时王权的发展又达颠峰,大宪章也不被当时所重视。来自苏格兰的詹姆士一世更尝试以君权神授论控制地方,惟当时英格兰的中产阶级日益成熟,下议院开始掌握权力,爱德华‧科克便是当时新兴阶级的典范。

面对王权的持续扩张,科克选择重新利用逐渐被历史遗忘的大宪章来反抗国王的权威。科克所提倡的古宪法理论指出在遥远而不可知的古代,英格兰人享有自由,而大宪章正是这一权力的体现,它是不可剥夺和改变的社会关系,因此,习惯法便是古代所传承的传统,王在国会并遵守自古的习俗,是英格兰人历经岁月而累积的习惯,属于英格兰历史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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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王国战争

面对一份历史文件,科克不再强调其为贵族为使国王重新回到过去封建传统的本质,反而巧妙的撷取了其中保障自自由的部分,认为英格兰人民拥有不受国王侵犯之自由的传统乃自遥远的古宪法时代、大宪章签署的时代即始,往后的任何一位国王皆不得破坏这个传统。

这个论述使得大宪章从一份封建契约,成为国会议员抵抗国王王权侵害人民权利的盾牌,人身自由等权利的保障逐渐被赋予在大宪章之下,给予了大宪章全新的意义,而古宪法理论也成为支撑现今自由的支柱之一。古宪法理论也渐渐化为英格兰的文化内涵,并内化成英格兰人对自身传统的骄傲,如前文提及的柏克即坚信自身自大宪章以来的自由传统,赞同北美的独立运动,却对法国大革命进行辩驳与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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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一世在断头台

结语

英格兰内战结束后,查理一世成为了“王国的敌人”而被送上断头台,自此英格兰的王权发展起了不一样的变化,国王不再是高高在上、不受法律约受的统治者,国王也可能成为王国的敌人、危害国家的利益,国王势力的渐衰代表着国会势力渐兴,英格兰国会跨出了一大步、开始逐渐壮大。

在这段国王、国会对抗的混乱时期,科克的古宪法与大宪章提供了一种政治论述,犹如一盏明灯,引领英格兰走向宪政之路,支撑了当时英格兰新兴阶层的信念,保障其自由参政权的理念;同时,大宪章也从一只贵族与国王之间的封建契约,扩大为保障人民不受国王侵犯的根本规范,成为古宪法支撑英格兰宪政的要素,甚至成为普世性的自由文献。至此,大宪章也带着其封建本质展开了一次又一次的重生之路,不断与后世的人们缔造全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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