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南朝時期出現了眾多的世家大族，影響到了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其中有些家族傳承數代甚至十數代，家族門第長盛不衰。其中，門第最顯、傑出人物最多、社會地位最高、影響最大的家族，毫無疑問，當首推琅琊王氏。自漢代步入歷史舞臺，琅琊王氏日漸壯大，特別是自西晉開始興盛，歷東晉南朝，經十數代人，三百餘年風流不衰、冠冕不絕，其流風餘韻還延續到了隋唐之世。考究其家風家學，有以下特性：
一、“孝友恭恪”
當時的大族世代相承，旁支甚多，如何協調家族內的尊卑親疏關係呢？重要的辦法便是讓族中子弟依禮法行事。琅琊王氏之家教與家學也重視禮學。
琅琊王氏興自漢代，西漢時的王吉便是一位精通《五經》的大儒，《漢書》本傳稱其“少好學明經”，“兼通《五經》，能為《呂氏春秋》，以《詩》、《論語》教授，好梁丘賀說《易》”。琅琊王氏之家學奠基於王吉，有深厚的儒學文化背景，可謂禮法世家。魏晉之際的王祥，其行事集中地體現了這一家風。他是歷史上著名的孝子，並在臨終前遺令諸子，世代遵守“信德孝悌讓”。王祥之弟王覽“教友恭恪，名亞於祥”，晉武帝稱其“少篤至行，服仁履義，貞素之操，長而彌固”。由此可見，魏晉之際王氏以禮法訓誡子孫，“子孫皆奉而行之”，以“孝友”傳家。
東晉之初，王導針對士風放誕的局面，主張興復學校，重視儒學教育，以為“風化之本在於正人倫，人倫之正存乎設庠序。庠序設，五教明，德禮洽通，彝倫攸敘，而有恥且格，父子兄弟夫婦長幼之序順，而君臣之義固矣”。他力勸晉元帝興復禮教：“禮樂徵，翼成中興。”琅琊王氏重視禮法，不僅有益於其宗族的傳衍，而且培養起了重視實務與事功的家風。可以說琅琊王氏是一個禮法世家，他們在宗族內講求儒家倫理道德，尤重孝道，以維持家族的親善和睦，形成長盛不衰的局面。
二、兼容的文化取向
作為兩晉南朝時期傑出的文化世族，琅琊王氏在文化上具有很大的包容性，除儒學之外，對玄、釋、道也兼採不廢。這不僅使王氏家族在文化上更加豐富多彩，而且有利於其子弟在心態上適應不同的情況。
東晉南朝的王氏子孫從王祥、王覽那裡繼承了儒學的因子，從王戎、王衍那裡因襲了玄學的細胞，以儒學為修身、齊家、治國的根本，以玄學取得名士的聲譽、地位，達到儒玄雙修。
兩晉以降，佛教對世族思想、生活影響日著，琅琊王氏吸收借鑑其中有益思想。比如王羲之與名僧支道林等交往甚密，支道林是一位高僧，他以佛理釋《莊子·逍遙遊》，新義迭出，對王羲之啟益甚多：“支作數千言，才藻新奇，花爛映發。王遂被襟解帶，留連不能已。”
另外，琅琊王氏也吸收道家文化思想。《晉書·王羲之傳》明載：“王氏世事張氏五斗米道。”天師道對王氏家族的文化、生活帶來了多方面的影響，其中影響最大者，莫過於促進王氏之好書法。書法藝術在東漢後期日漸擺脫一味實用的束縛，不斷雅化、藝術化，受到士人的重視，名家輩出。
但在東晉南朝，書藝最盛、貢獻最大的無疑是琅琊王氏，出現了王羲之、王獻之父子這樣的大家。翻開六朝及唐人的任何一部書法史著作，他們統計的書家都以王氏為最多。王氏幾乎無人不能書。何以如此呢？除了一般的社會文化原因外，王氏之重書法，與宗教的薰陶有密切關聯。琅琊王氏家族的文學藝術不斷從宗教思想與信仰中獲取靈感，提升境界。
從以上考論可見，在崇儒之外，琅琊王氏對當時主要的文化思想、宗教及諸“雜藝”等，都採取了兼容幷蓄的態度，這使王氏之家族文化具有更加豐富的內涵和彈性，具有更強的適應性，促成了家族文化的繁榮。對這一家族文化傳統，琅琊王氏子弟十分珍惜，直到南朝末王褒訓誡後人還說：“吾始乎幼學，及於知命，既崇周、孔之教，兼循老、釋之談，江左以來，斯業不墜，汝能修之，吾之志也。”這段話是對王氏家學兼容風尚一個很好的概括，由王氏子弟自己說出來，真是再妥帖不過了。
◎本文摘自《論東晉南朝時期琅邪王氏之家風與家學》（作者王永平，揚州大學教授），圖源網絡，圖文版權歸原作者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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