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體裁《詩經》出現之後的二三百年間，與散文創作的一片繁榮相比，詩壇上卻顯得無比落寞。 直到戰國後期，偉大的愛國詩人屈原在學習借鑑楚歌基礎上創作了一批楚辭體詩歌，才使一度沉寂的詩歌創作東山再起。這種以屈原作品為代表的新的詩體較之四言體的《詩經》,“其言甚長其思甚幻，其文甚麗，其旨甚明”，因而“其影響於後來之文章，乃甚或在三百篇以上”。
自此，“楚辭體”作為一種新的文體形式開始在中國古代的文化中嶄露頭角，為中國古代浩如煙海的文學創作添磚加瓦。那麼“楚辭體”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文學形式？在中國古代中它又扮演著一個什麼樣的角色？要回答這些問題，我們就先從愛國詩人屈原創作《離騷》開始講起。
一、屈原的血淚之作
當歷史的車輪緩緩定格在戰國末期，愛國主義的光輝折射到一位偉大的楚國貴族文人身上，那就是屈原，他以一篇《離騷》開啟了中國文學真正意義上的一種新的文體——楚辭體。
《離騷》揭示了屈原美好的政治理想和殘酷的社會現實之間的尖銳矛盾，屈原生活的戰國時代是“人類掙破奴隸制的窠臼而走向封建制的劇烈動盪的時期"，諸侯並起、七雄並峙、天災不斷、人禍橫行。最終受苦難的永遠是平民百姓，在這個瘋狂的時代，人民飽受著血雨腥風的殘酷折磨。屈原作為一個新興地主階級的代表，以一個先瞻者的眼光揭示了時代的困境、人民的苦難，適應著現實的需要，符合民心。
屈原的時代，楚國已經褪盡了昔日的輝煌。楚懷王昏聵懦弱，楚國政權把持在一些目光短淺又苟安享樂的腐朽貴族集團手中。在戰國七雄的激烈競爭中，尤其是在面對“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的生死存亡之際，他們不但不採取積極的治國方略以增強國力，反而“眾皆競進以貪婪兮，馮不厭乎求索"，楚國在他們的手中變得一片渾濁，暗無天日，致使“良臣斥疏，百姓離心，城池不修。”“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卒顯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可以說，在當時戰亂紛爭的時代背景下，在楚國腐朽黑喑的政治環境中，屈原的美好政治理想只能是一紙空文，根本無法實現， “亦餘心之所善兮，雖九死其猶未悔”表達的正是屈原的堅定，從中體現出一種究根問底，不達目的誓不罷休的執著。
二、開創了中國的悲情藝術
魯迅先生曾經說過，悲劇就是將人間有價值的東西毀滅給人看。中華民族一直被公認為是世界最早進人文明時代的幾個民族之一，在文學領域更是引領著世界的潮流。但是，在古希臘悲劇盛行的春秋戰國時代，中國文學並沒有形成真正意義上的悲劇。“悲劇精神”這種美學概念在先秦文學中顯得零亂而不具有廣泛的代表性。中國文學真正意義上的符合古希臘文學家們所提倡的“悲劇精神”一般認為開始於屈原，真正使這種悲劇精神在中國文學中植根的文體形式正是他所創造的“楚辭體”。
一個力求為國盡忠盡孝的賢良之臣，不但沒有得到君主的支持，反而受到了打擊和排斥，這是屈原人生的一大悲劇，更是楚國曆史上的一大悲劇。世人皆醉唯他獨醒，有人勸告他與時進退，隨俗從流；有人勸告他去國遠遊，開闢人生的另一番天地。可是想起身處水深火熱之中的祖國，他毅然決然的選擇為國捐軀，投身汨羅江。
可以說，由《離騷》開始的“楚辭體”是中國文學典型的悲劇精神的開創文體，尼柯爾曾經說過“悲劇在哀悼肉體失敗的同時，慶祝精神的勝利”，這也正是這種文學形式帶給我們的反思與洗禮。
三、帶動了文學作品的抒情性
作為一種新的文體，“楚辭體”又稱為“騷體”，有著自己的典型特徵，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句式方面突破了傳統《詩經》體的四言句式，楚辭的典型句式有六字句和五字句兩種(不包括“兮”字)句中分別是“三三”和“三二”節奏。前者主要見於《離騷》、《九章》，後者主要見於《九歌》。其次是語氣詞“兮”的運用，“兮”字在楚辭體作品中作為使用頻率最高的虛詞，比如《離騷》中的“路漫漫其修遠兮，吾將上下而求索”。“兮”字作為語氣詞不僅具有特別強烈的詠歎抒情色彩和構成詩歌節奏的能力，更兼具多種虛詞的文法功能和衍生其它句式的造句功能，而且“兮”字句作為一種文化的存在，後人一讀到它就不得不和屈原聯繫起來，不由自主地想到楚民族自由浪漫的精神；想到屈原因其“信而見疑忠而被謗"以致自沉身死的悲劇命運；想到屈原敢於以一己之力對抗世俗環境的悲壯精神、籠罩天地的生命意識和憂患意識。
因此“兮”字在句中起到了其他虛詞無法替代的作用，是騷體的本質特徵同時也是判斷一篇作品是否為騷體文學的主要標誌。最後是強烈的抒情性，濃烈的抒情色彩是楚辭這一文體內在特質中最為突出的特徵。可以這樣說楚辭從它出現的那一時刻起便以抒情見長。作為楚辭體的開創者屈原的《離騷》情緒激昂，一唱三嘆反覆致意，《九章》諸篇朗麗哀志其情志與《離騷》完全一致，《天問》一篇也是“呵而問之以洩憤懣舒瀉愁思”，即使像《九歌》這樣根據民間祭祀樂曲而改作的作品，也是“上陳事鬼之敬，下見己之冤結”。其它諸如《招魂》、《遠遊》、《漁父》、《卜居》也無不迴盪著屈子忠憤深沉的情感。因此，濃烈的抒情色彩是屈原作品最鮮明的特徵之一。此外楚辭體的另一大家宋玉的《九辯》同樣是一篇高度抒情的幹古絕唱其悲愴悱惻之情實開我國古代文人悲秋感懷之傳統。
四、為唐代文學作品提供了借鑑
唐代的作家在讚賞屈宋文學作品的同時，也在創作和實踐的過程中向他們借鑑學習。
一方面表現在藝術風格、創作手法和表現手法上，這方面的傑出代表是李白和李賀。李白詩歌那神奇詭異的想象、熱烈奔放的情感、起落無端的結構無疑是對屈原浪漫主義的最傑出的繼承。李賀出於自己的不幸遭際，從屈原作品中產生了強烈的共鳴。他不但對屈原作品作了研究，發表了精到的評價，予以高度的讚賞，
而且從中獲得創作的靈感。他稱讚《天問》“語甚奇崛，於楚辭中可推第一，即開闢來亦可推第一”。並正是在反覆閱讀中忽得“文章何處哭秋風”之旬叨。又稱“宋玉賦當以《招魂》為最幽秀奇古，體格較騷一變。予有詩云‘願書漢戟招詩鬼,休令恨古埋蒿里' ，亦本之”。
另一方面表現在文學體裁上，不少唐代作家仿效屈宋而作了一大批騷體辭賦，或在詩中穿插一些騷體句式。宋人曾季狸《艇齋詩話》稱“古今詩人有《離騷》體者，惟李白一人"，肯定李白在騷體創作方面的高度成就。柳宗元因永貞革新失敗而被貶南國，遂作騷體《吊屈原文》,文中日:“今夫世之議夫子兮，曰胡隱忍而懷斯。惟達人之卓軌兮，固僻陋之所疑。委故都以從利兮,吾知先生之不忍。立而視其覆墜兮，又非先生之所志。窮與達固不渝兮，夫唯服道以守義。矧先生之悃幅兮，滔大故而不貳。"這是千年之後對屈原所作的又一次有力的辯誣，顯示了對屈原精神的高度理解。柳宗元又作《天對》,對屈原《天問》中所提問題一一作了解答。這是一篇足堪與《天問》相輔而行的騷體奇作，後世欲解《天問》者，不可不讀這篇《天對》。而著名詩僧皎然亦以一篇騷體《吊靈均詞》來表達對屈原的哀悼之情。其他如盧照鄰《獄中學騷體》淡遠而有情思，張說的《江上愁心賦贈趙侍郎》頗有宋玉《九辯》之神韻。而皮日休《九諷》則言辭激憤，顯示了創作上與屈原精神的一脈相通。正是在這樣一種杜會環境和文化氛圍長期的浸潤薰陶之下，唐代傳奇作家受到了屈宋多方面的影響。
總結：《文心雕龍●辨騷篇》概括以“楚辭體”為基本形式的楚辭對後世的影響:“故才高者菀其鴻裁，中巧者獵其豔辭。吟諷者銜其山川，童蒙者拾其香草”。“楚辭體”中所蘊含的悲情藝術、濃烈的抒情性不僅使得後人對屈原的作品捻熟於心，而且使得“楚辭體”這種文體形式成為他們樂此不疲的創作資源，深刻的滲透在他們的文學創作之中。屈原生前雖為一個狹小的楚國朝廷所不容，死後卻被推上了整個中華民族詩壇的巔峰，歷史授予了這位偉大的詩人永不凋謝的一頂桂冠，同樣，以他的作品為發源端的“楚辭體”成為了中國文學作品最寶貴的滋養，給予後代巨大的文學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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