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提到近代早期摩洛哥軍隊中的火器,很多人的第一反應可能是歸功於鄂圖曼帝國的輸出,但事實上作為最靠近西歐的伊斯蘭勢力最前線,摩洛哥的火器技術輸入途徑遠比後者來得便利。大量來自基督教國家的傭兵以及來自格拉納達的摩爾人自由民越過直布羅陀海峽來到馬格里布,加入到馬林王朝的中央常備軍“馬哈贊”之中,給摩洛哥的軍事帶來了不小的變革。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關於摩洛哥軍隊中火炮的最早記錄可以追溯到1415年的休達圍攻,在葡萄牙軍隊的戰利品清單中可以找到一門疑似射石炮(bombarda)的字眼。其後在1419年,被圍困在休達的葡萄牙人再次記錄了摩洛哥的馬林王朝軍隊使用射石炮攻城的情況,雖然這些射石炮的實際操作者是來自伊比利亞半島的格拉納達埃米爾國援軍。

至於馬林王朝自己的常備軍大規模使用火炮作戰的記錄,則要推遲到1459年的Qṣar-aṣ-Ṣaghir之戰——在一年以前葡萄牙國王阿方索五世率領一支25000人的軍隊跨海佔領了這座濱海城鎮,馬林王朝的蘇丹阿卜杜·阿爾哈克二世則以大規模的反圍攻回應葡軍的這場軍事冒險。根據葡萄牙編年史的記載,阿爾哈克二世的軍隊攜帶了32門射石炮,這是截至15世紀末之前穆斯林軍隊所攜帶火炮數量的最大紀錄。這些射石炮按照兩門一組的陣列布置在攻城陣地中,由常備軍中的摩爾人或西歐僱傭兵擔任炮手(同樣的,在阿方索五世的軍中,炮手通常也是由來自德意志或法蘭德斯的傭兵而非本地葡萄牙人擔任)。之所以採用兩門一組的方式列陣,是為了拉近兩門火炮間的距離,減少士兵因輸送火藥的間隙暴露在敵人火炮之下的風險。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在摩洛哥沿岸地區活動的葡萄牙軍

在這場持續了兩個星期的攻城戰中,馬林王朝軍隊平均一天發射的石彈有30發之多,給守城的葡軍帶來了很大的震撼,但實際造成的傷害卻極其有限,葡軍“幾乎沒有損傷”。究其箇中原因,葡萄牙編年史給出了一個可能的答案。就像航海家恩裡克親王所描述的,摩洛哥的城門建築尤其堅挺,因此為了給城防造成有效殺傷,馬林王朝軍必須將火炮推進到距離城牆較近的地方,將火力集中在了城門處。但如此近的距離令馬林王朝軍完全暴露在葡萄牙的城防火炮射程之下,使得葡軍得以屢次用城防炮火在馬林王朝陣地中引起大火,造成嚴重的傷亡,甚至毀壞了馬林朝的射石炮。最終,馬林王朝不得不將火炮的佈置保持在葡軍的射程之外,讓火炮威力大打折扣。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摩洛哥的火炮技術傳入主要得益於鄰近的伊比利亞國家

Ṣaghir之戰以馬林王朝的失敗而告終,阿爾哈克二世沒能通過勝利樹立起他作為國君的威信,依舊受他的大維齊爾,來自瓦塔希德家族的雅雅·伊本·阿比所擺佈,最終促使他下定決心在戰爭失敗的同一年發動了針對這位權臣家族的血腥清洗,而蘇丹自己最後也在1465年的一場菲斯市民的叛亂中身亡。一系列的內亂使馬林王朝走向末路,而來自瓦塔希德家族的倖存者阿卜杜·阿拉·艾爾謝赫最終平定內亂,建立了瓦塔希德王朝。


瓦塔希德王朝統治時期,正值葡萄牙王國的海外擴張高峰期。葡萄牙擴大了對摩洛哥的大西洋沿岸據點的軍事佔領,並採取被稱為“裡巴託”(Rebato)的襲擊戰術,不斷派遣游擊隊深入摩洛哥內地,侵擾不肯臣服葡王的穆斯林社區。另一方面,西班牙於1492年對格拉納達的征服也讓瓦塔希德蘇丹感受到了來自基督教世界的嚴峻挑戰。為了應對這一局勢,艾爾謝赫蘇丹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強化沿海城鎮的戍衛力量,包括增築城牆,以及強化了戍衛部隊的火器裝備。根據葡萄牙人的記載,“在al-Arāish,瓦塔希德蘇丹配置的戍衛部隊力量包括了300名輕騎兵,200名十字弓手以及100名火繩槍兵。”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葡萄牙在摩洛哥的佔領地

蘇丹的中央常備軍編制也開始發生了變化。與馬林王朝時期不同的是,瓦塔希德蘇丹不再僱傭大量歐洲人為其效力,轉而大量招募來自本地以及安達盧西亞的穆斯林人口。這一現象在同一時期的馬格里布其他地區也同樣存在,譬如突尼斯的哈夫斯王朝徵募了大量土耳其及安達盧西亞人以代替原先的歐洲僱傭兵。瓦塔希德時期蘇丹的常備軍中包括了6000名騎兵,數百名十字弓手和火繩槍兵以及大量輕步兵。

雖然火器的裝備率相比馬林王朝時代提高了,但是摩洛哥軍隊對於火器的運用表現依舊是差強人意。譬如在1514年對抗葡萄牙的Bulahūwan之戰,蘇丹之弟瓦茲爾·毛雷·納西爾統率的瓦塔希德軍中有900名火繩槍兵,“被佈置在騎兵部隊的前方,但他們開火的時機實在是太早了,以至於未能夠給遠處的葡萄牙軍造成任何傷害,反而開始自亂陣腳。”1515年的Mamura之戰,駐守要塞的葡萄牙守軍在看見敵人大軍後甚至連警鐘都懶得去敲,因為他們認為“不管摩洛哥蘇丹帶了多少大炮過來,他們一樣會打歪。”雖然後來蘇丹軍隊攜帶的5門重射石炮重重地打了鄙視他們的葡軍一記響亮的耳光,但這種態度也從側面反映了當時摩洛哥軍隊普遍缺乏對火器訓練的事實,尤其在瓦塔希德蘇丹開始停止僱傭歐洲人以後。

瓦塔希德王朝時代,摩洛哥軍隊更加依賴於本土的柏柏爾和阿拉伯部族,這些部族被稱為“基什”(Gish),負責為蘇丹提供兵源,代替蘇丹討伐那些不肯繳納賦稅的部族,至於摩洛哥社會的最基層,則完全被“基什”王公所掌控,基什的首領通常享有各項特權,包括免交賦稅,擁有自己的私人軍隊和管理機構,無怪乎在葡萄牙人的眼裡,16世紀初的摩洛哥實際上被分為了大大小小不同的王國,譬如瓦塔希德蘇丹被稱為“菲斯的國王”,其他有力的部族首領被稱為“馬拉喀什國王”、“蘇斯國王”等等。瓦塔希德蘇丹名義上統治大半摩洛哥,但實際上很難從基層獲得稅收,一年的收入只有30萬杜卡特,再扣去各項支出,最終的淨收入只有可憐的五分之一。經濟上的困難,使得瓦塔希德王朝更加難以擺脫對地方總督的依賴,也難以引進大量的火器技術人才,陷入進一步的惡性循環。在這種背景下,另一個紮根於摩洛哥南部的勢力正在悄然崛起。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15世紀的安達盧西亞-馬格里布的穆斯林軍隊

以摩洛哥南部Tagmadert為根據地的薩阿迪家族註定要登上摩洛哥的歷史舞臺。他們自稱來源自紅海的一個沙里夫家族(阿拉伯的貴族頭銜),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直系後裔,奉行嚴格的蘇菲主義,並屢屢出兵打擊葡萄牙的沿海勢力。基於以上因素,薩阿迪被摩洛哥南部的穆斯林們視為對抗基督教十字軍的希望,並很快得到了摩洛哥南部廣大地域的支持,包括蘇斯和馬拉喀什等重要城鎮。需要留意的是,摩洛哥南部對當時的地中海來說是重要的蔗糖產地,同時又是連接馬格里布與西非的撒哈拉商路的必經之地,控制了這個戰略要地的薩阿迪家族,自然在經濟上擁有得天獨厚的優勢。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薩阿迪王朝時代留下的城牆和宮殿建築

在對葡萄牙勢力的軍事行動中,薩阿迪給敵人留下的印象不僅僅是他們的狂熱,還有他們優良的火器部隊,1533年薩阿迪蘇丹的弟弟穆罕默德·阿什·沙赫對葡軍的聖塔克魯斯要塞的圍攻就是一例。是役中,葡萄牙人作了如下描述:

“整個要塞都被成千上萬的摩爾人圍得水洩不通,以致我們根本無法看到裸露的地面。我們的一個堡壘開始使用大炮對摩爾人進行轟擊,並造成大量的傷亡,其他堡壘的大炮也陸續開始轟鳴,摩爾人陷入一片混亂,‘逃跑,逃跑!’的尖叫聲此起彼伏,但擁堵的場面顯然使他們無法從容撤退,埋伏在附近丘陵上的我軍火繩槍手開始出擊,準備屠殺這些四散奔逃的摩爾人……”

葡萄牙人原以為火繩槍兵的出擊會使戰爭成為一場單方面的割人頭遊戲,但他們的企圖卻被薩阿迪精良的火繩槍部隊給打破了。他們很驚訝的發現,薩阿迪軍的火繩槍手訓練有素,能夠迅速地尋找附近各類地形作為掩體,然後從容地裝填,對前來追擊的葡軍開火,掩護逃跑的同伴。摩爾人的槍法相當不錯,不少葡萄牙士兵在薩阿迪軍的反擊火力下斃命,有的甚至被一槍爆頭。

這是葡萄牙人對於薩阿迪軍火器能力的第一印象,但不會是最後一次。在同一年夏天,薩阿迪蘇丹艾哈邁德·艾爾阿魯季動員了九萬大軍對葡萄牙佔領的另一沿海城鎮Safi進行圍攻,在戰鬥初始蘇丹的工兵團就迅速地構築好炮兵陣地,並將一門可以發射巨大石彈的怪物炮安置完畢。這門火炮的炮彈大到“一個男人都難以用雙臂環抱住它”。

這個擁有精良火器部隊的薩阿迪家族不僅令葡萄牙人感到頭疼,更成為瓦塔希德蘇丹的眼中釘。雖然瓦塔希德蘇丹阿布·艾爾·阿巴斯在1527年的條約承認了薩阿迪家族對於馬拉喀什和蘇斯的統治,但對其存在始終視為一種威脅。為了應付國內的亂局,艾爾·阿巴斯從外交上進行努力,開始拉攏法蘭西國王弗朗索瓦一世,鼓勵他派遣商船來摩洛哥進行貿易;對歐洲的技術人才也重新加以引進。在他統治期間,擔任常備軍炮兵總監的是一位撒丁尼亞人——在此之前歐洲人在摩洛哥軍隊中幾乎銷聲匿跡了近60年!

銳意革新的艾爾·阿巴斯決心先行剷除薩阿迪家族這個威脅。他在1536年夏季集結了一支包括18000騎兵、2000火繩槍兵以及17門重型加農的大軍,向薩阿迪家族的重鎮馬拉喀什進發,一同前往的除了有他的王子、妹夫以及眾多顯要的基什王公外,還有一個特殊的人物,就是已經年逾古稀的格拉納達埃米爾國末代蘇丹穆罕默德七世,通稱為巴布迪爾。他在1492年格拉納達城淪陷後就一直在菲斯流亡,處於瓦塔希德蘇丹的庇護之下。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西班牙劇《伊莎貝拉女王》中的格拉納達末代蘇丹

薩阿迪蘇丹得知這個消息後果斷率軍撤出葡萄牙的佔領地,火速趕往瓦迪阿比迪河畔迎擊瓦塔希德大軍。跟隨他抵達戰場的只有不到12000人,而且沒有炮兵(可能因為機動性太差沒有跟上)。雙方兵力的對比大約為二比一,薩阿迪沙里夫在數量上處於劣勢,但他卻擁有素質更高的火繩槍隊,而且佔有地利優勢——薩阿迪軍搶先佔據了河對岸陡峭的臺地作為自己的陣地。

瓦塔希德蘇丹將軍隊分為三陣,第一陣主要是火繩槍兵,由他的兒子和格拉納達蘇丹指揮;第二陣由他的妹夫和其他王公指揮,艾爾·阿巴斯自己則指揮作為預備隊的第三陣。戰鬥開始後,格拉納達蘇丹巴布迪爾老當益壯,率領火繩槍兵搶先到達了河對岸並開始從側面向薩阿迪軍開火,以掩護正在過河的其他友軍。薩阿迪軍不得不兵分兩路,一隊前去牽制巴布迪爾,一隊則向正在過河的瓦塔希德軍發起猛攻。由於薩阿迪軍在地形上的優勢實在太大,瓦塔希德軍承受了巨大的傷亡,其中瓦塔希德王子就在第一輪的進攻中不幸陣亡。王子的死給正在渡河或者攀爬陡峭巖壁的瓦塔希德軍士氣帶來沉重的打擊,在敵軍火槍的轟鳴下一個個地跌入到河水之中,頓時河中擠滿了人和馬,成為薩阿迪軍的活靶。隨後不久,格拉納達蘇丹也在混戰中被殺身亡。正準備率軍渡河的艾爾·阿巴斯見到自軍傷亡如此慘重,遂調轉馬頭,命令全軍開始撤退。

這場摩洛哥兩大勢力的決戰體現了這個時代摩洛哥軍隊火器戰術的三大特點。第一,雖然火繩槍兵本身的社會地位不高,但火繩槍兵的指揮官通常都由位階較高且富有軍事經驗的王公擔任,足以說明火繩槍隊在摩洛哥軍隊中已經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第二,交戰雙方在戰鬥中都表現出了基本的火槍戰術水平,譬如格拉納達蘇丹利用火力為友軍渡河掩護,以及薩阿迪軍將火繩槍兵編成橫隊向渡河的敵軍輪番射擊等表現,已經與同時期其他使用火器的歐洲國家軍隊十分接近;第三,這場戰鬥中騎兵戰術被排在次要地位,重要性已經不如使用火器的步兵編隊。

相比同時期的歐洲軍隊,摩洛哥軍的軍備雖顯簡易,但卻絕不原始。面對佔據優勢地形的敵軍進行渡河作戰即使對二十世紀的軍隊來說也是一大難題,而格拉納達蘇丹在渡河作戰中所表現出的戰術動作已經足以令人稱道,之所以沒有成功依舊要歸咎於瓦塔希德軍低劣的訓練水平以及不同部隊間糟糕的默契。譬如艾爾·阿巴斯在己方火力全開後並沒有適時地組織全軍發動總攻,反而嘗試退卻,麾下各基什所組成的軍隊也缺乏在遭受攻擊後重新組織陣形的能力,是瓦塔希德大軍最終潰敗的關鍵。習慣性地依賴地方部族提供兵源組成龐大軍隊的瓦塔希德王朝得到了一個慘痛的教訓。

瓦塔希德和薩阿迪兩大勢力的戰鬥充分說明了一個事實,在16世紀中葉鄂圖曼帝國的影響力開始波及至摩洛哥之前,摩洛哥的軍隊已經能夠使用接近他們歐洲鄰居的火器戰術來作戰。不管在此之前是否如部分記錄顯示的有零星的土耳其人加入過摩洛哥軍隊,摩洛哥火器戰術改革都應該是源自“安達盧西亞-馬格里布”式,而非“土耳其式”。


15世紀-16世紀初的摩洛哥火器改革

1536年的摩洛哥

參考資料《The Hundred Years War for Morocco:Gunpowder andthe Military Revolution in the Early Modern Muslim World》 by Weston F. Cook Jr

《THE NEW CAMBRIDGE HISTORY OF ISLAM:The Western Islamic World Eleventh to Eighteenth Centuries》 by MARIBEL FIERRO


《Osprey - Men at Arms 348 - The Moors The Islamic West(7-15th C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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