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題材的文藝作品，在作品的真實性問題上，常常引起史學家的異議。近幾年歷史小說盛行，一般說來，在這種爭論中，作家們多半總是處於一種“守勢”。主動提出挑戰，在佔有和研究史料的基礎上，對歷史問題令人信服地提出新的見解的作家和作品實在是不多見。然而，打開朱文科的長篇革命歷史題材小說《耒陽兒女上井岡》(又名《血色幽蘭》中央文獻出版社出版)，人們在讚歎這部史詩性的鴻篇鉅製所取得的藝術成就之餘，卻不能不同時也為作者那種嚴肅而縝密的史學家眼光和勇於探索、刻意求真的膽識所深深折服。
一部成功的歷史題材文學作品，不能滿足於排比史料，以印證和圖解某些現成的結論，更不能靠胡編亂造，故作驚人之筆以迎合和取悅讀者。它必須建立在作家以歷史唯物主義的觀點為指導思想，對於所描寫的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所作的完整、準確的總體把握上。不掌握對歷史人物功過是非的恰如其分的評價，不搞清楚整個事件的前因後果、來龍去脈，是無從落筆的。震驚中外的湘南起義是中國革命發展史上有重大意義的事件，起義的巨大成功與戰略轉移的勝利實現，具有明顯的特點和成功的經驗。要藝術地再現這場起義，按照本來的面目真實地塑造朱德、陳毅、伍若蘭等人的形象，其難度是相當大的。朱文科同志通過艱苦、細緻的努力，十分成功地解決了這些問題，提出了不少帶有突破性的創見，無疑是值得稱道的。
《耒陽兒女上井岡》一書以大量的確鑿有據的史料和實事求是的研究、分析，用藝術的手法揭示了歷史的真實面貌，解決了許多史學家長期爭論不休的疑難問題。就滲透於作品的藝術構思中的作者的“歷史構思”而言，在某種意義上，《耒陽兒女上井岡》確實可以看作是一部頗具權威的史學專著。
《耒陽兒女上井岡》的史學價值，首先在於它豐富而準確的史料性，而迄今為止史學界關於湘南起義的爭論，大半也都是由於史料的混亂。由於小說所描寫的是黨史、軍史上的一個重大事件，作者在創作中力求真實、準確，不帶任何偏見，不被先入為主的觀點和個人好惡所左右，因此辛勤收集史料和嚴格考訂史實便成了作者的首要工作。事實證明，作者的這一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由於分清了真偽，訂正了史料，許多長期爭論的問題都已迎刃而解。例如，伍若蘭犧牲時是26歲嗎?幾乎所有史料都說伍若蘭出生於1903年，井岡山革命博物館的伍若蘭事蹟介紹裡是這麼說的：伍若蘭生於1903年，21歲從縣女子職業學校畢業，考入衡陽女子三師範，25歲嫁給朱德，26歲犧牲。衡陽女子三師就是中專，伍若蘭讀書再遲，也不可能20多歲才考中專。因此朱文科同志對伍若蘭的年齡感到質疑。採訪過程中，通過查閱伍若蘭烈士的家譜，走訪她的侄兒伍天曉、侄女伍德和等親屬，發現伍若蘭真正的年齡是出生於1906年11月，犧牲時年僅23歲。至於為何出現這樣的重大錯誤，可能是因為美國記者斯諾在延安採訪朱德總司令時，把伍若蘭的年齡記錯了，寫進了《偉大的道路》一書。此後，所有關於伍若蘭的文獻就都引用了這個說法。為此，朱文科和伍天曉特地找了井岡山革命博物館館長肖郵華，請求在伍若蘭的宣傳資料中糾正這個年齡錯誤。再如，黃洋界保衛戰那一炮是誰打的?當年，毛澤東同志在詞作《西江月》中一句“黃洋界上炮聲隆”，讓世人記住了這場以少勝多的戰爭奇蹟。那麼，這關鍵一炮究竟是誰打的呢?長期以來，史學界普遍認為是陳毅安打的。但作者從王耀南將軍的回憶文章中發現，那一炮應該是陳毅安和劉顯宜打的。而劉顯宜將軍之女劉宏林、劉東林也致信給朱文科，證實了這件事，並郵寄了劉顯宜將軍的回憶錄。此後，作者還遠赴井岡山、北京，採訪一些黨史專家和開國將帥的子女。江西幹部學院院長裴鴻衛和井岡山歷史研究專家、解放軍少將何繼明專門就這個歷史細節，找朱文科進行了探討。最終，《耒陽兒女上井岡》採納了可信度很高的陳毅安和劉顯宜共同打炮的說法。
作者把這許多經過查證的史料運用到創作中去，不僅使作品增強了嚴肅性和準確性而真實可信，對於湘南起義的歷史研究，無疑也是大有幫助的。
要如實地反映歷史，不僅需要有足夠的學識，尤其需要實事求是的科學態度和勇氣。長篇小說《耒陽兒女上井岡》讓我們認識到，歷史是一個客觀存在，任何一個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都是可以而且應該如實加以描繪的。但是，有些歷史作者從個人的好惡出發，或者出於某種“政治”上的考慮，往往對歷史事件實用主義地隨意歪曲、裁剪，對歷史人物或一味苛求、或為賢者諱。《耒陽兒女上井岡》一書所披露的許多並非無關緊要，然而歷來鮮為一般讀者所知的史實表明，這種不嚴肅地對待歷史的作法，同樣存在於湘南起義的歷史研究中。值得慶幸的是，朱文科同志在小說中堅決摒棄了這種作法而大膽地秉筆直書。例如，林彪的軍事才能無可置疑。耒陽鷔山廟一戰，讓林彪初露軍事天才，一舉成名。長期以來，軍史界在研究這個戰例時，都說林彪當時以一個連打敗敵人一個團，也有說打敗敵人兩個團的。朱文科同志經過查閱一些參加過湘南起義的開國將帥的回憶錄，認為林彪當時打敗的只是敵人一個營。而且，那一仗的總指揮是徐鶴，參加的農軍有兩三千人，並非林彪一個連單打獨鬥。
小說不是史書，它允許甚至離不開虛構。但是，對照作為小說的《耒陽兒女上井岡》和對湘南起義的歷史研究，不難看出這本可以虛構的小說在儘可能地求真，在儘可能地還歷史以真實。這是本書的最大成功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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