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题材的文艺作品，在作品的真实性问题上，常常引起史学家的异议。近几年历史小说盛行，一般说来，在这种争论中，作家们多半总是处于一种“守势”。主动提出挑战，在占有和研究史料的基础上，对历史问题令人信服地提出新的见解的作家和作品实在是不多见。然而，打开朱文科的长篇革命历史题材小说《耒阳儿女上井冈》(又名《血色幽兰》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人们在赞叹这部史诗性的鸿篇巨制所取得的艺术成就之余，却不能不同时也为作者那种严肃而缜密的史学家眼光和勇于探索、刻意求真的胆识所深深折服。
一部成功的历史题材文学作品，不能满足于排比史料，以印证和图解某些现成的结论，更不能靠胡编乱造，故作惊人之笔以迎合和取悦读者。它必须建立在作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为指导思想，对于所描写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所作的完整、准确的总体把握上。不掌握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恰如其分的评价，不搞清楚整个事件的前因后果、来龙去脉，是无从落笔的。震惊中外的湘南起义是中国革命发展史上有重大意义的事件，起义的巨大成功与战略转移的胜利实现，具有明显的特点和成功的经验。要艺术地再现这场起义，按照本来的面目真实地塑造朱德、陈毅、伍若兰等人的形象，其难度是相当大的。朱文科同志通过艰苦、细致的努力，十分成功地解决了这些问题，提出了不少带有突破性的创见，无疑是值得称道的。
《耒阳儿女上井冈》一书以大量的确凿有据的史料和实事求是的研究、分析，用艺术的手法揭示了历史的真实面貌，解决了许多史学家长期争论不休的疑难问题。就渗透于作品的艺术构思中的作者的“历史构思”而言，在某种意义上，《耒阳儿女上井冈》确实可以看作是一部颇具权威的史学专著。
《耒阳儿女上井冈》的史学价值，首先在于它丰富而准确的史料性，而迄今为止史学界关于湘南起义的争论，大半也都是由于史料的混乱。由于小说所描写的是党史、军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作者在创作中力求真实、准确，不带任何偏见，不被先入为主的观点和个人好恶所左右，因此辛勤收集史料和严格考订史实便成了作者的首要工作。事实证明，作者的这一工作是很有成效的。由于分清了真伪，订正了史料，许多长期争论的问题都已迎刃而解。例如，伍若兰牺牲时是26岁吗?几乎所有史料都说伍若兰出生于1903年，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伍若兰事迹介绍里是这么说的：伍若兰生于1903年，21岁从县女子职业学校毕业，考入衡阳女子三师范，25岁嫁给朱德，26岁牺牲。衡阳女子三师就是中专，伍若兰读书再迟，也不可能20多岁才考中专。因此朱文科同志对伍若兰的年龄感到质疑。采访过程中，通过查阅伍若兰烈士的家谱，走访她的侄儿伍天晓、侄女伍德和等亲属，发现伍若兰真正的年龄是出生于1906年11月，牺牲时年仅23岁。至于为何出现这样的重大错误，可能是因为美国记者斯诺在延安采访朱德总司令时，把伍若兰的年龄记错了，写进了《伟大的道路》一书。此后，所有关于伍若兰的文献就都引用了这个说法。为此，朱文科和伍天晓特地找了井冈山革命博物馆馆长肖邮华，请求在伍若兰的宣传资料中纠正这个年龄错误。再如，黄洋界保卫战那一炮是谁打的?当年，毛泽东同志在词作《西江月》中一句“黄洋界上炮声隆”，让世人记住了这场以少胜多的战争奇迹。那么，这关键一炮究竟是谁打的呢?长期以来，史学界普遍认为是陈毅安打的。但作者从王耀南将军的回忆文章中发现，那一炮应该是陈毅安和刘显宜打的。而刘显宜将军之女刘宏林、刘东林也致信给朱文科，证实了这件事，并邮寄了刘显宜将军的回忆录。此后，作者还远赴井冈山、北京，采访一些党史专家和开国将帅的子女。江西干部学院院长裴鸿卫和井冈山历史研究专家、解放军少将何继明专门就这个历史细节，找朱文科进行了探讨。最终，《耒阳儿女上井冈》采纳了可信度很高的陈毅安和刘显宜共同打炮的说法。
作者把这许多经过查证的史料运用到创作中去，不仅使作品增强了严肃性和准确性而真实可信，对于湘南起义的历史研究，无疑也是大有帮助的。
要如实地反映历史，不仅需要有足够的学识，尤其需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勇气。长篇小说《耒阳儿女上井冈》让我们认识到，历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任何一个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都是可以而且应该如实加以描绘的。但是，有些历史作者从个人的好恶出发，或者出于某种“政治”上的考虑，往往对历史事件实用主义地随意歪曲、裁剪，对历史人物或一味苛求、或为贤者讳。《耒阳儿女上井冈》一书所披露的许多并非无关紧要，然而历来鲜为一般读者所知的史实表明，这种不严肃地对待历史的作法，同样存在于湘南起义的历史研究中。值得庆幸的是，朱文科同志在小说中坚决摒弃了这种作法而大胆地秉笔直书。例如，林彪的军事才能无可置疑。耒阳鷔山庙一战，让林彪初露军事天才，一举成名。长期以来，军史界在研究这个战例时，都说林彪当时以一个连打败敌人一个团，也有说打败敌人两个团的。朱文科同志经过查阅一些参加过湘南起义的开国将帅的回忆录，认为林彪当时打败的只是敌人一个营。而且，那一仗的总指挥是徐鹤，参加的农军有两三千人，并非林彪一个连单打独斗。
小说不是史书，它允许甚至离不开虚构。但是，对照作为小说的《耒阳儿女上井冈》和对湘南起义的历史研究，不难看出这本可以虚构的小说在尽可能地求真，在尽可能地还历史以真实。这是本书的最大成功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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