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们辉县的村庄也是刚刚解决了温饱，生活还算勉强，那时候，全县的乡下经常会过来一些讨饭的客人，大部分都是滑县、封丘、延津一带的穷苦人。
记得有一年刚过罢年，要馍的特别多，大部分都是拖家带口，背着口袋，说他们那里遭了灾，迫不得已过来寻个活命，讨口饭吃。有时一天会接待好多位这样的客人，饭时候，吃个饭，问题不大，往往是半晌过来，讨个馍，虽说过年农家都蒸了馍，那时谁家的馍也不会蒸得太多，黑馍还不少。
“大爷大娘，行行好吧，寻个馍吧。”乞讨者依着农家风门站立，静等主人的恩赐，半晌，不见主人行动，再喊一声；遇到家庭宽裕大方的，讨个白馍，低头哈腰，嘴里连声说“谢谢”，千恩万谢地走了。
遇到家底儿紧张心情不好，不出血的，一顿吵嚷，能讨一半个黑馍就相当不错了。
老人一听是外地口音，自然要问:“恁是哪哩？”乞讨者说:“滑县的，大爷。”
记得当时村里一个颇有见识的人跟几个人兴高采烈地讲:要饭说的“滑县的，大爷”这句话，分开说是喊你“大爷”哩，连起来的话，他就是“滑县的大爷”了，对不对？几个听者咂摸品味了一下，咧嘴笑了……不过，现在我想来，人在难处，要个饭肯定会低三下四哩，哪还有心思去占这个便宜？
那个时候，过大年，蒸馒头，不太富有的庄稼人，总要蒸些黑馍，孩子们说是“要饭吃馍”。
泥巴土屋组建的村庄里，还有一些其它区域零星要饭的，有封丘延津的，那些地方盐碱地，长不了庄稼；还有安徽一带的，要不是饥肠辘辘，果腹无方，谁肯背井离乡？
说起逃荒要饭，曾听老辈人讲起，我感受颇深。一九四二年，我的不足千人的村庄，由于灾荒和战乱的逼迫，为了能够拣条活命，生存下去，不也是扒火车到处流浪，四下里乞讨吗？听孩子的姥姥讲，那时火车上挤满了逃荒的人，只要手里有吃的，就有人“呸呸呸”往上吐唾沫，然后夺过就吃，还有人掂着棍子打人，抢走你的吃食……听起来毛骨悚然，想想就可怕！……如今落足南京、鹤壁、焦作、新乡，包括安徽、陕西等城市省份人比比皆是，想想老辈人当时的处境，不也是如此无可奈何吗？
除此之外，三年自然灾害期间，那也是饿死人的年代啊……
再纵深想一下，咱们全国各地的城市省份，有多少人敢保证上几辈就是本乡本土的？又有多少人敢保证他们的祖辈没有经历过逃荒要饭的生活？这些都是敢于向命运抗争的人，这些自然都是积极向上内心充满阳光的苦命人……
说起那时，这些人当中，最开心的就是要饭的艺人，几个人合作，一进入院子，不管有人没人，脚往榆树上一踩，弦往膝盖上一搁，拉弦唱起来，有拍镲的，有敲锣的，热热闹闹搞上一段，一霎时，土墙垒起的院子成了戏曲的殿堂，美妙得很哪！主人高兴得合不拢嘴，拿上几个馍，几个人心满意足地走了。
还有要饭的“呱嗒呱嗒”打着竹板:老大爷，老大娘，不过正月都是年，给你拜年不谈钱，不要钱不讨饭，寻个白馍肚子填；给我黑馍不好咽，给我白馍心里甜，心里甜。
嘴甜有才艺，自然能讨到好处，真应了那句“要过三年饭，给个知县也不干”的话了。
还有十里八村的本地人，实在揭不开锅盖的，饭时候，也有沿村乞讨的……
那时要饭的人，最大的幸福恐怕就是一天三顿饭了。有时我进入要饭的角色静静地想，这人啊有吃多好……
泱泱大中华，赵钱孙李周吴王，血脉相通一家人。人生在世，谁能保证一直风调雨顺，没有个灾难。我想:那时的外乡人肯定忘不了那些古朴厚道的辉县人……
八十年代初，随着经济的发展，要饭的不多见了，但寻不常还有……那时候，要饭的也讲究了，还有要饭吃不要“枣花”的说法儿。可能是嫌“枣花”上的枣子孩子们扣掉了，硬邦邦吃着不舒服的缘故吧。
接下，要饭的客人穿的也齐整了，不再要馍了，开始要粮食了。
散了队以后，随着农村责任田的落实，这种现象很少见了。
时至今日，倒是一些手艺人在街上修理家什，吃饭时候，好客的家乡人，总会端上一碗热气腾腾的农家饭菜，让他们垫垫底儿，这不禁让我想起了过往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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