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位朋友友剛才告訴我說，已經看到，我寫的小詩《假如，我的心能這樣》和另外一首忘了標題的小詩，在剛出版的（今年第五期）《讀者》(原創版)發表了。
於是，我上街找了處報刊亭，買回了一本這一期的《讀者》(原創版)。
我從來不是什麼的“詩人”也沒想過要當什麼“詩人”，但當年卻瘋瘋傻傻地寫過好幾大本子詩。因為那恰好是一個詩歌氾濫的“桃花汛”時代，大凡認得幾個漢字的年輕人，似乎百分之百的都在讀詩、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都在寫詩。大環境如此，我自然也就隨了大流……
《假如，我的心能這樣》，就是“隨大流”的結果之一。這首小詩寫於1979年底，第二年——也就是1980年，這首詩還曾鬧出了一點小小的“動靜”……
1980年春天，《山東文學》第三期“青年詩頁”專欄，集中發表了幾十篇全國青年詩人的詩作。我的組詩《綠色的歌——獻給八十年代第一個春天》，也忝列該專欄，且以頭題發表。
詩歌編輯桑恆昌先生在寄來樣刊的同時，給我寫了封熱情的鼓勵信，並鞭策我今後多寫些詩。我在覆信中，講到了自己當時的心境：雖然“文革”已然過去，但種種餘悸餘恨餘傷餘痛，猶歷歷在心耿耿然揮之不去……我當然希望自己能從那些灰色的陰影中徹底掙脫出來，但一時怕也不易辦到……
就在這封回信中，我隨手寫下了《假如，我的心能這樣》這首小詩，目的只是為了表明自己當時的那種心境。沒想到，桑先生竟然把它從我的信中摘出，謄寫到了稿紙上，並填寫了編輯意見和發稿箋，打算在《山東文學》上予以發表。
後來，在稿子送審時，這首小詩被時任《山東文學》社長的王希堅同志(王願堅先生的胞兄)給卡下了。
不久，山東省的一些文學刊物編輯和部分詩人，在濟南開了一個小型座談會。我當時恰好在濟南，詩友于艾平帶著我溜進了會場，使我得以坐在角落裡，悄悄旁聽。
王希堅同志的重點發言中，不點名地把我那首《假如，我的心能這樣》，當成了“思想不健康”的反面典型，進行了嚴肅批評；苗得雨同志也在發言中，對這首小詩的“藝術性”表示了否定性意見(有趣的是，我的一首寫於七十年代的小詩，今年居然在“中華得雨杯短詩短文徵文大賽”中獲了獎還收進了集子裡。或許這就是所謂的“山不轉水轉”？一嘆！)；但也有以孔孚老師為首的那麼與會者，卻毫不含糊地表態說，《假如，我的心能這樣》是首好詩，無論從思想性還是和藝術性上看，都是好詩！
結果，天生喜歡激動的文人們，為此爭了個面紅耳赤。
事後，王希堅同志的發言，在《山東文學》上刊出，《假如……》自然再也沒機會出籠了；不過，我的其它若干首風格與《假如……》相近的詩，卻由在那次會上結識的畢四海作主，以“橫笛偏吹”為通欄名，整頁整頁地發在了由他主編的文學刊物《抱犢》上(說實話，當時我還真的私下發過些“塞翁失馬，焉知非福”之類的慨嘆來著)——這些詩，是畢四海向我約的稿，後來他在來信中跟我說，“橫笛”本來就是“偏吹”的嘛，要是豎著吹，就是簫啦……
很慶幸認識畢四海這樣的編輯。前兩年，從報刊上得知，四海的長篇小說榮獲茅盾獎。真為他高興！不過這也是意料中事，因為金子，早晚都會發光的。
還記得當年孔孚老師，曾多次邀我去他府上喝茶品詩，吃飯飲酒(當時，孔老師頭上還沒有戴大得嚇人的“中國當代山水詩人”的桂冠，甚至還沒有大部頭的詩集出版。但那會兒他的詩歌卻已然揚波天下了)。他常常把自己已發表和未發表的詩，一首接一首地讀給我們聽，興奮得就像個孩子……
如今孔老師已作古多年。回首往事，不禁令人噓唏。
事隔四分之一個世紀，小詩《假如……》終於在《讀者》(原創版)發表了。嗯，時代終究在發展，社會畢竟是進步了……
2005年10月8日寫於杭州
2020年1月30日校於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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