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懷同志的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而且他說過擁護毛澤東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場”和“盲從”。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會有人認為這些也可以成為批評的“依據”了，更不會認為這是“鬧獨立性”的一種表現。然而，當時的會上（包括我自己在內）就是這麼批評的。毛澤東同志作為我們黨和人民的領袖，有其彪炳史冊、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他畢竟是人，而不是神。
彭德懷同志，是我軍的傑出將領和出色的國務活動家。在黨內政治生活中，他的敢於直言，敢於講不同意見，堅持實事求是的原則，也是出了名的。我想，如果用“赫赫戰功，錚錚鐵骨”這八個字，來形容與概括他一生的活動和人品，是恰如其分的。
遙想往事，歷歷在目。我一直想寫點紀念他的文字。當我提起筆來的時候，恰值德懷同志誕辰九十週年之際，對他的景仰與思念之情，也就愈加濃重。
（一）
１９２８年７月，彭德懷同志發動了著名的平江起義，從此開始了自己的革命生涯，並很快就成為紅軍的重要將領。當時的國民黨報紙，常常把他同朱德、毛澤東以及黃公略並提，稱之為“朱毛彭黃”，說明他的名字是令敵人膽顫心驚的。我們在白區工作的同志，也只能從國民黨的報紙上了解他的一些事蹟，都知道他是個很會打仗的人。對於他的驍勇善戰，毛澤東同志曾賦詩讚曰：“誰敢橫刀立馬，唯我彭大將軍”！
１９３７年冬，彭德懷同志隨八路軍總部住到山西沁縣的一個村子裡。這時，我才第一次見到他。他到縣城來看我，記得與他同來的有杜潤生等同志。我是１９３６年１０月回到山西的。根據中共中央北方局的指示，不公開黨員身份，而以抗日救亡活動家的名義開展工作，同閻錫山形成特殊形式的統一戰線關係。當時我在黨內的職務是中共山西公開工作委員會書記，公開的身份是犧盟會的負責人、山西第三行政區主任和決死隊一縱隊政治委員。由於我過去沒有做過軍事工作，在初次交談中，我主要是向他請教如何做軍事領導工作的問題。德懷同志並未細講，只是說：軍事工作沒有什麼神秘的，同其他工作一樣，主要是靠在實踐中學習。誰也不是生來就會帶兵打仗的，誰都難免打一些敗仗，但打來打去，實踐多了，本領也就練出來了。話雖不多，然系經驗之談。
我早就聽說，德懷同志生活上要求很嚴，誰要對他招待得好一點，他就會發脾氣。所以在吃飯時，我半開玩笑地說，聽說彭總一向簡樸，生活上對大家要求很嚴，誰要是請您吃點好東西，你都要罵孃的。他說，誰講我不愛吃好東西！講這種話的人，大概是想把好吃的東西留給他自己吧。說著，他也笑開了。我說，那好，今天我們就放開肚子吃一頓。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土豪劣紳那裡弄來的，一個錢不花，算是“借花獻佛”了。他連連搖頭：我可不是“佛”啊！接著他語氣凝重地說，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成功以後，我們的生活比內戰時期要好了。但是，一些不好的苗頭也出現了，有些同志不願再過艱苦日子，開始貪圖享受了，這個很危險。如果不注意，就會腐化墮落。我從延安來的時候，路過八路軍駐西安辦事處，發現他們把房子裝璜一新。你把錢花在這個上面幹什麼嘛！毛澤東同志講，“我們都要學會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大海中游泳，千萬注意不要淹死自己”，我看有些人很可能要淹死。當時聽了他這些話，覺得講得好，現在回想起來，仍感到意味深長。
這次見面中，德懷同志還具體詢問了山西新軍的情況。當時新軍的決死隊正由四個總隊（團）發展為四個縱隊（旅），其中一縱隊駐紮在晉東南。我說，從一縱隊的情況來看，素質還可以，裝備也不錯。兩千多人中大部分是知識分子，有東北流亡進關的大學生，有在各地參加過學潮的大學生，還有一些海外回來的華僑青年。他們愛國熱情高，眼界開闊，不足的就是不會打仗。我們準備根據他們的情況和特點，把適合當指揮員的，放到部隊繼續鍛鍊，不適合的就參加工作隊，到地方上做群眾工作。
他聽了很高興，認為這個想法好。他說，沒想到新軍中會有這麼多知識分子，要好好發揮他們的作用。眼下八路軍中知識分子很缺乏，我們一直為這件事傷腦筋。你們現在保存了這麼一批知識分子，這可是寶貴的財富！德懷同志的這種看法，也是當時黨的許多領導同志對知識分子的一種共同認識。這裡應當特別提到，當三八六旅和決死一縱隊組成太嶽縱隊時，劉伯承和鄧小平同志講過多次，八路軍三八六旅老紅軍多，但缺乏知識分子，決死一縱隊知識分子多，但缺乏作戰經驗，你們要大量交流乾部，這樣雙方的戰鬥力都會提高。這些指示給我的印象十分深刻。在革命戰爭時期我們黨形成的尊重知識、尊重知識分子的優良傳統，應當永遠傳下去。建國以後特別五十年代後期，我們在這個問題上是有錯誤的。歷史教訓，般般俱在，不可忘記。
（二）
１９３９年初，決死一縱隊已從兩個團發展到三個團，另外已經組建和正在組建的游擊區隊或支隊近２０個。隨著部隊的擴大，軍事幹部缺乏成了一個突出問題。我向德懷同志提出，能否從八路軍調來一些軍事幹部，他同意。不久八路軍前總和一二九師陸續派來了七八十個幹部，但仍滿足不了需要。在這種情況下，德懷同志和朱德同志商定：以八路軍前總的名義開辦一個遊擊幹部訓練班，對決死一縱隊的連排級幹部和一些進步的舊軍官，進行訓練。訓練班設在沁縣的西林村，故名“西林訓練班”。前後辦了三期，每期兩個月。八路軍前總的負責同志，幾乎都在這裡講過課。德懷同志講黨的政策，朱德同志講游擊戰術，左權同志講步兵戰鬥條令。他們從住地沁縣南底水村到西林有２０多里，每週三次每次必到，不辭辛勞，聽課的學員們深為感動。我們把這次訓練稱之為“西林整軍”。
“西林整軍”是決死隊成長過程中的一件大事。它對於提高部隊的政治、軍事素質起了很大作用。至於朱、彭親自給學員上課，這在當時我們軍隊中和黨內是很普遍的事情。領導同志經常給下面的同志講課，既可以把自己的本事、經驗和知識直接傳授給大家，又可以打掉官氣，密切幹群關係，好處很多。時隔多年以後，有些同志對這種優良做法漸漸不熟悉了，甚至擱置不用了，這是很可惜的。其實是不應當失傳的。
１９３８年初還發生過這樣一件事。黨的北方局個別負責同志未能深入瞭解決死隊中黨組織的真實情況，以黨員發展過多，影響秘密工作，有礙統一戰線為由，曾作出解散決死隊內秘密黨組織的決定。為此，朱德、彭德懷等同志給中央及北方局打電報，認為這一決定不當，使黨對決死隊的“領導作用相當降低，影響決死隊工作甚巨”。朱、彭這個意見，得到中央和北方局的贊同，迅速恢復了決死隊中黨的組織，使決死隊繼續正常發展。
“西林整軍”以後，在朱德、彭德懷等同志指揮下，決死隊先後配合八路軍粉碎過日寇的多路圍攻。後來又參加了聞名中外的百團大戰。在這些戰役中，決死隊的指戰員頑強奮戰，英勇殺敵，表現出色。歷經戰火的考驗和鍛鍊，新軍逐漸成長為我軍的一支堅強戰鬥部隊。新軍的成長壯大，同德懷同志和八路軍的其他領導同志在指導、教育上付出的心血是分不開的。
（三）
１９３９年，國民黨頑固派加緊製造磨擦，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我八路軍和各抗日革命根據地，在黨中央的領導下，針鋒相對地開展了反磨擦的鬥爭。在山西，從當年３月閻錫山召開佈置投降反共的“秋林會議”以後，這一斗爭也激烈地展開了。到年底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時，鬥爭達到了高潮。事實上，山西新軍成立以後，反對當地國民黨軍隊的排擠和磨擦的鬥爭，幾乎沒有斷過。在新軍進行反磨擦鬥爭的過程中，一直得到彭德懷同志的具體指導和幫助。
１９３８年初，駐在決死一縱隊周圍的國民黨第三軍、九十八軍和九十三軍，不斷擾害群眾，排擠決死隊、犧盟會，打擊進步力量。要解除他們的威脅，只有把他們攆走，但只靠決死一縱隊是辦不到的。我便和安子文同志一起，去找德懷同志商量對策。我提出是否可以派一部分八路軍來支援我們。德懷同志沉思片刻說，這個辦法恐怕不好。你們想一想，如果八路軍一來，就難免同國民黨駐軍發生直接衝突，那樣事情就可能鬧大，對統一戰線和抗日的全局不利。新軍不是戴的閻錫山的帽子嗎？不要忘了發揮這頂“帽子”的作用，把“閻長官”請出來解決這件事怎麼樣？隨後，我就把情況報告閻錫山，不出所料，閻答應出面交涉，他給蔣介石拍了電報，終於使國民黨的這些軍隊撤到臨屯公路以南，從而使決死一縱隊擺脫了被包圍的形勢。此事的成功處理給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它說明一個問題，就是領導者的決策智慧，一個很重要的方面表現在對局部和全局關係的處理上。解決局部問題時，必須首先考慮到對全局的影響。如果因為一個局部決策而損害了全局，不管從局部看來怎麼有利，也是一個敗著和失誤。
“秋林會議”以後，閻錫山提出了所謂“天要下大雨了”“要準備雨傘”的行動方針，矛頭完全是針對黨領導下的犧盟會、決死隊的。德懷同志經常同我們一起分析形勢，商量應變措施。他不斷提醒我們要十分注意決死隊中原來的舊軍官，對於堅持反動立場的要堅決清除，不可猶豫手軟，以防不測。除了及時通過電報、文件和通過各個區黨委向新軍各部黨組織傳達中央、北方局的指示和決定外，德懷同志還親自深入到決死一、三縱隊，找幹部個別談話，召開黨員幹部會議和軍政委員會議，幫助大家提高和統一對反磨擦鬥爭的認識。１９３９年１０月，他先到決死一縱隊作了講話和部署，隨後又趕往決死三縱隊召開黨員軍政幹部會議，要求大家提高警惕，克服麻痺思想，防止突然事故，同時根據部隊內外的情況對如何應變作了安排，特別指出對反動軍官要果斷清洗。他的這些精心指導和細緻工作，對粉碎閻錫山的“十二月事變”起了重要作用。
在我們緊張地進行反磨擦鬥爭的時候，晉東特委的一些負責人，對犧盟會、決死隊的工作提出不同看法，甚至發出責難，說沁州有一條“特別路線”，是同黨的獨立自主的路線相違背的。所謂“特別路線”，無非是指犧盟會、決死隊實行的“戴閻錫山帽子”、“說山西話”的統一戰線形式和策略。顯然，這些同志並不理解和懂得這種做法的實質和作用。德懷同志知道這一情況後明確指出，這種看法是不對的，犧盟會和決死隊中不存在什麼“特別路線”，山西的統一戰線工作搞得是成功的。這一點不能夠含糊。只要閻錫山還抗日，我們就還要同他搞統一戰線，而且要使這種關係儘量延長下去。德懷同志這個表態，對我們當時的工作無疑是一個很大的支持。為了統一黨內對決死隊、犧盟會的認識，八路軍政治部於１９４０年１月１８日發出指示並報告中央，指出：決死隊是山西進步的武裝力量，是黨領導下的一支隊伍，已成為山西唯一政治上進步的抗日武裝隊伍，併成了山西一切進步力量的中心，有著光榮的發展前途。３月１６日，北方局朱德、彭德懷、楊尚昆同志又致電中央，明確肯定犧盟會是黨領導下的革命團體，在推動山西進步與發展山西統一戰線，堅持山西以至華北抗戰上，曾起過極其光輝的作用。６月，德懷同志在給中央軍委的一份電報中還稱讚說：“新軍成份極好，有大批積極優秀的幹部，對於堅持山西抗戰，爭取山西好轉，已有極大貢獻，而且還會有極大貢獻的。”他對於新軍感情之深厚是溢於言表的。新軍後來的發展可以說是無負於黨與德懷同志的評價和期待的。
（四）
在“西林整軍”和反磨擦鬥爭期間，我同德懷同志交談甚多。除了商討軍事和統戰工作外，有時還談到工作方法和個人修養。
有一次，我對他說，我這個人性情較急，雖也深知這個毛病不改，是要誤事的，可改起來真不容易。德懷同志笑道：你這個毛病要同我比，恐怕是“小巫見大巫”ｌｕｏ＠①！不過，我可以告你一個辦法，就是遇到重要的問題，只要不是特別緊急的，寫出處理意見後，不要立即拿出去，放到抽屜裡，擱它一個晚上，第二天起來頭腦清醒了，再看它幾遍，審慎地思考一番，確實比較妥當了，再拿出去。這是個治急躁病的良方。我已試了數年，效果不錯。其實，這並非我的發明，我是從毛澤東同志那裡學來的。你不妨試一試。從那以後，我也照此去做，果然奏效，至今仍常用不輟。這個辦法說明了一條經驗，就是處理重大事情時，亟需冷靜，務必三思九虎，慎重決斷。切不可躁進冒失，否則就難免舉措失當，貽患於後。
還有一次，在談到工作中要注重調查研究，全面瞭解情況，防止偏聽偏信時，德懷同志向我講起了殺袁文才、王佐的事件。他直言不諱地說，袁、王之死，我負有責任。事情的大致經過是這樣的：１９２９年初，為粉碎敵人對井岡山的“會剿”，毛澤東、朱德同志率紅四軍主力打出去，向贛南進軍，我和滕代遠同志率紅五軍留守井岡山。有一天，贛西南特委的朱長楷、王懷等人來找我，反映袁、王的問題，說他們是土匪頭子，舊習未改，靠不住，要“反水”，要求解決袁、王及其武裝。我說，問題有這麼嚴重嗎？他們堅持認為如不及時解決，邊界特委和整個根據地就會面臨危險，並說特委已作了決定。聽了他們的話，我未做進一步的瞭解，就同意了他們的意見，派遣紅五軍第四縱隊隨他們到了永新，１９３０年２月包圍了袁、王所部，袁死於亂槍之中，王落水身亡。毛澤東同志對此進行了嚴厲批評，認為無論如何沒有理由將他們殺掉。袁、王二人對創建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是有功勞的，此事追悔莫及，錯就錯在輕聽輕信上面。古人說，兼聽則明，偏聽則暗。要真正懂得這個至理名言，有時是要付出血的代價的。聽了德懷同志這些話，我的心情亦覺沉重，也不免感慨系之。但是我想，能夠總結教訓，“吃一塹，長一智”，仍不失為聰明者。
（五）
１９４５年在延安召開了一次華北工作座談會，總結抗日時期黨在華北工作中的經驗。我參加了這次會議。會上對彭德懷同志進行了批評，主要是圍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百團大戰和關於“鬧獨立性”等問題展開的。批評的激烈性至今猶記。
有道是物換星移，往事回首，感慨良多！也許是這樣吧。歷史上的不少事情，常常需要經過後來的反思，才可能看得比較真切。時過４０多年以後，重新回顧這次座談會上對德懷同志的批評，我覺得有些是正確的，有些則顯然過火了，有失公正。而無甚道理的苛求和指責，看來也不乏其例。
關於民主自由平等博愛。１９４３年３月，德懷同志曾就這個問題發表了一次談話，刊登在《新華日報》華北版上。６月初，毛澤東同志致信於他，對談話中的一些看法提出了批評，認為“談話從民主自由平等博愛等的定義出發，而不從當前抗日鬥爭的政治需要出發”，“不強調民主是為著抗日的，而強調為著反封建”等等“不妥”。座談會上一些同志也進行了批評。應該說，這些批評是對的，有道理的。對此德懷同志也是認真接受的。不僅這次會上，而且在後來的七屆四中全會上他一再作過檢討。直至１９６２年６月他給中央的信中，還認為那次談話“不符合當時形勢”，因而“是有錯誤的”。足見他是個知錯必認的人，而不文過飾非的。
關於百團大戰。會上發言的同志幾乎一致認為，此次戰役的發動在敵人面前過早地暴露了我們的力量，是“戰略錯誤”和“路線性錯誤”。對於這種批評，德懷同志是有保留意見的。他認為錯誤是有的，主要表現在事前未向中央請示批准和對日軍進攻方向的估計上有問題，但並非戰略失誤。他在１９６２年給中央的信中，仍堅持這樣的看法：百團大戰“振奮了華北人民的抗日信心，同時對全國人民堅持抗日戰爭也是有所影響；提高了共產黨領導的抗日軍隊的聲威；打擊了當時國民黨對我軍‘遊而不擊’的造謠；我軍也取得了對日大規模破襲戰中的一部分攻堅經驗；便利了以後我們在華北偽軍、偽組織中的瓦解工作的迅速開展。”所以那次戰役的勝利“實際上比損失要大得多的”。今天可以看得更清楚，這種看法是經得起時間的檢驗的，因為它符合歷史的事實。低估和否認百團大戰的主要功績是不對的。在百團大戰中，決死隊有五個團參戰，其中特別２５團、３８團，經過這次戰鬥，才真正進入我軍英勇善戰的部隊的行列。
關於“鬧獨立性”。會上所有的發言都談到了這個問題，批評的依據是什麼呢？依據之一是說德懷同志的講話和文章中很少引用毛澤東同志的話，而且他說過擁護毛澤東同志不在“拍掌”上，更不是要去“捧場”和“盲從”。我想，在今天大概再也不會有人認為這些也可以成為批評的“依據”了，更不會認為這是“鬧獨立性”的一種表現。然而，當時的會上（包括我自己在內）就是這麼批評的。毛澤東同志作為我們黨和人民的領袖，有其彪炳史冊、不可磨滅的功績，但他畢竟是人，而不是神。對領袖人物“不捧”、“不盲從”、“不迷信”，是完全正確的，唯有這樣才能防止神化。德懷同志當時就已經有了這樣的認識，這正是他的高明之處。如果當年我們黨內有更多的同志都達到了這種認識，具有了這種歷史的自覺，黨內的政治生活就會保持正常化，而不致出現建國以後對毛澤東同志那樣嚴重的個人崇拜了。
記得座談會上，有的同志對德懷同志在大革命失敗後入黨、參加革命，竟然也提出了異議。認為為什麼不再早一點呢，“說明進步甚遲”。有的甚至對德懷同志的克勤克儉、艱苦樸素的作風也進行責難，說那是什麼生活上的“禁慾主義觀念”。這類的“批評”實在是沒有任何道理的。事實上，早在１９２２年黨成立後不久，彭德懷同志就積極接受黨的影響，同黃公略、李燦等同志一起在所在的湘軍中成立了秘密組織——救貧會、士兵代表會，向士兵灌輸革命思想。到大革命失敗前夕，又把救貧會、士兵代表會改為士兵委員會，組織士兵鬧餉、監視反動軍官的動向，並繼續向士兵進行革命教育。大革命失敗後，面對敵人的一片白色恐怖，德懷同志毅然參加黨，英勇地領導平江起義和組織工農紅軍，這一切難道不是恰恰有力地說明他“進步甚早”嗎？難道不是充分體現了他立志革命的崇高理想、堅定信念和獻身精神嗎？
彭德懷同志在這次座談會上，作了自我檢查。在檢查中他是堅持講真話的，並未因為批評的激烈氣氛，而發違心之論。他多次說過“承認錯誤不要譁眾取寵”。此話亦是真言！不管是批評別人還是批評自己，都應有實事求是之意，而不能有譁眾取寵之心。這也是我們共產黨人在任何時候都必須遵守的一個原則。但是，對於確實不對的東西，一旦自己認識了，德懷同志是痛快承認，並誠懇接受批評的。就在這次座談會後不久，他找我談了一次話，鄭重其事地對我說：一波，我還欠你一筆賬沒還。你在太行高級幹部會議上批評我的幾個問題，我當時沒有答覆你，經過反覆思考，你講得有道理，批評是對的，我完全接受。這也再次說明德懷同志是知錯就改的，胸襟是坦蕩的。
（六）
建國後，彭德懷同志出任中國人民志願軍司令員和國防部長。由於彼此工作都很繁忙，我同他的個人交往不是很多，但有兩次談話至今記憶猶新。說來也巧，一次是在我受到批判之後，一次則是在他受到批判之前。
１９５３年８月，全國財經工作會議上對我進行了點名批判，認為“公私納稅一律平等”的新稅制是反映了資產階級的思想，說我是資產階級精神糖衣炮彈打中了的一個靶子。至於會上有些發言中給我戴的帽子那就更大更嚇人了。會後，我去找毛澤東同志，要求到下面去工作。他沒有同意。他說，受了批評，是不是有些想不通啊，想不通的還可以再想。你現在可去找一些同志談一談，朱德、彭德懷還有其他一些同志都可談談嘛。我說那好。同德懷同志的談話，有些出乎意料，原以為這次見面，總得敲打我幾句吧，可是他沒有這樣。他顯得比往常的談話更加平和。他說，一波，我瞭解你這個同志總的方面是好的。但是你不懂啊，一個人要是有點思想，有點能力，好講個不同意見，再加上毛病也有一些，那你就準備多受點批評。黨內生活的矛盾也是複雜的，並不那麼簡單。我這個人也是經常挨批評的，毛病、錯誤也不少，八年前華北工作座談會上不就受了一次大批評嗎？用我們湖南一句俗話來講，叫做“高山上倒馬桶——臭名遠揚”。受了批評怎麼辦？有則改之，無則加勉，照樣吃飯，照樣往前走路。如果把批評都變成包袱揹著，那我早就走不動了。對於批評中的是非，有些是一時不可能爭清楚的，那就留待歷史去評判好了。聽了他這些話，我默然無語。我知道他是以肝膽照人的，其中有理解，有勸勉，更有對黨內批評的深刻思索。唯其如此，故而常常念茲在茲，難以忘懷。
１９５９年夏，彭德懷同志去湖南視察工作。當時，我也在湖南調查研究。記得是在株洲一個兵工廠我同他見了面。他問我，你到了主席的家鄉，有什麼觀感？我說，我在那裡同當地幹部進行了座談，詢問他們糧食增長了多少，他們說增長３０％，我不相信。後來支部書記個別對我講了實話，說頂多能增長１５％。德懷同志接過我的話說，１５％也沒有。我去了好多地方，統統都報３０％以上。我發現不對頭，一瞭解事情的底細，原來是上面分派下來的數字，這成了什麼樣子了嘛，哪裡還有實事求是的精神，這樣浮誇虛報下去要害死人的！他表示要給中央拍個電報，反映這一情況。我說完全支持。他問我是不是兩個人聯名發這個電報，我猶豫了一會：還是分頭髮吧。他說那也好。不久，大家都上了廬山。沒想到就在這次會議上，他受到了那樣不公正的批判，從此身受磨難，至死未能解脫。他給毛澤東同志寫信，絕非一時心血來潮，而是經過認真的調查研究，以事實說話的。他在信裡痛陳己見，直吐為快，切中“左”傾時弊，可謂雷迅文章。其膽其識，我是很讚賞的。但在當時的情勢下，我自己也參與了對他的“批判”。我同楊尚昆、安子文等同志交換過意見，都認為德懷同志信中所提的意見是對的，只是時機上欠考慮，不好進行批評。於是我們幾個商量在批判發言中儘量避開這封信，主要談華北工作座談會上批評過的幾個歷史問題。但即使這樣，今天看來，我當時的發言中仍有一些違心的話，這是不能自我原諒的，至今仍負疚在心。廬山發生的這場“批判”，對黨對彭德懷同志本人，都是一個悲劇。或許可以這樣想，假如當時毛澤東同志接受了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或者彭德懷同志不寫那封信，不犯顏直陳，而是緘默不語，情況當然會是另外一個樣子，對德懷同志個人來說也自會安然無虞。然而，歷史是不能假設的。歷史悲劇的出現也是有其必然原因的。悲劇固然痛苦，但惟其痛苦，也就給人們留下最深沉的反思，因而往往成為新思想、新事物孕育的重要契機。我們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的撥亂反正，不正是從廬山會議一類的悲劇事件中吸取了很多教益嗎？人們也正是由此更加重了對彭德懷同志的追思和懷念。
記得一位同志寫過這樣的詩句：“若要覓英雄，先到艱難處。”為了追求真理，為了黨和人民的利益，不辭艱難，奮鬥不已，彭德懷同志以及所有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都是在這樣的革命實踐中成就自己長傲天地的英雄本色的。德懷同志的一生留給我們的精神財富很多，我以為最可貴的是他那種勇為前驅和實事求是的精神。當前，我們的改革事業正處於關鍵時期，希望與困難同在。一切共產黨員都應該大大發揚這種革命的“前驅精神”和“求是精神”，團結群眾，同舟擊楫，為振興中華，實現四化而奮勇前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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