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接受中共代表薄一波的“約法三章”，與中共建立了統一戰線之後，的確能以民族大義為重，實實在在地進行了三年卓有成效的抗戰。他為應付時局，放手讓薄一波組建新軍，推動了山西抗日力量的蓬勃發展。閻錫山與中共在山西抗日戰場上的三年合作，可謂功勳卓著，山西戰場因此成為“模範戰區”，閻錫山也一度成為全國上下備受稱道的“抗日英雄”。
然而，好景不長。山西革命力量的蓬勃發展卻讓閻錫山繃緊了神經，他日益坐立不安。為守住這方土地，使之永遠成為自己的勢力範圍，他不惜向並肩作戰的戰友磨刀霍霍，終於暴露出其反動的一面，由“抗日英雄”蛻變為“反共先鋒”。
為圖存計，閻錫山抗日態度初現倒退跡象
山西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建立後，從1936年11月薄一波來晉接手犧盟會到1938年2月臨汾失守前，閻錫山實行積極的“聯共抗日”政策。這一時期，是閻錫山在整個抗戰時期表現最進步的時期，他為“存在”相繼提出“守土抗戰”和“民族革命戰爭”的口號，成就了山西抗日戰場上國共合作最輝煌的時期，也使山西成為全國抗戰模範省。
然而，閻錫山能夠與中共合作抗戰，原本很大程度上就是為了“存在”，欲假手共產黨人“復興”山西。一旦圖存有了問題，他的態度自然也隨之發生變化。抗戰屢屢受挫，閻錫山的思想悄悄起了變化。1938年2月，臨汾失守前，閻錫山眼看著自己苦心經營多年的山西大半淪於敵手，舊軍潰不成軍，節節敗退；新軍卻越戰越勇，迅猛發展。閻錫山想著自己一味繼續抗戰的出路，有所觸動，不禁打了一個冷顫。在“第二戰區抗戰工作檢討會議”，即臨汾會議上，閻錫山說：“再打下去會亡國滅種”，“中日戰爭總有和平了結之一日，我們以後不應該說反對和平妥協。”此次會議上，閻錫山把“建立一個強有力的統一的民族革命領導機構”作為“最急切的需要”提上議事日程，並且在他的授意下，參加會議的軍政民高級幹部108人發起組織“民族革命同志會”。“同志會”於2月16日成立，閻錫山任會長，並親自指定舊軍政人員和自己的親信等13人任高級幹部委員，實際上是把犧盟會和新軍的領導人排擠出掌握軍政大權的領導機構之外。
轉眼臨汾淪陷，閻錫山倉皇逃到吉縣。4月日軍停止對山西國民黨軍隊的追擊，山西戰局趨於穩定，先於全國進入戰略相持階段。閻錫山死裡逃生後，又開始認真思考起自己的“存在”：自與共產黨合作抗日以來，太原失守，臨汾陷落，舊軍瓦解；為山西抗戰，自己積極支持犧盟會的工作，擴建新軍。時至今日，新軍已有50多個團，主力部隊達4個縱隊，100多個縣長中有半數以上是由犧盟會和決死隊人員擔任，新軍人員和武器數目都超過了舊軍。閻錫山意識到自己欲假手共產黨人“復興”山西的辦法行不通，新軍和犧盟會猶如放在自己枕邊的炸彈，指不定哪天就把自己這把老骨頭炸個粉碎。
閻錫山漸漸感到，新軍的發展大有把自己架空的勢頭，自己已經很難駕馭了。雖然舊軍“存在著種種弱點”，但畢竟是自己苦心經營十幾年培植起來的。要維持自己在山西的存在，還得靠舊軍。怎麼辦呢？他反覆掂量，認為只有扶舊抑新，才能走出困境。
扶舊抑新，閻錫山積極製造反共摩擦
1938年7月，閻錫山在吉縣古賢村秘密召開晉綏軍高級將領會議。會議一開始，閻錫山話語中就帶著幾分恨鐵不成鋼的氣憤：“這次會議是給你們開追悼會的。但是如果你們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說是慶生會。”看著眼前這些不爭氣的舊軍將領，閻錫山繼續為其曉以利害：“你們的作戰方法，是同敵人死拼，現在你們的力量，已大大減少，再這樣下去，不到三個月，你們就全完了。”為了能讓晉綏軍有所感悟，閻錫山不惜放出狠話刺激：“你們反對薄一波他們，你們算什麼？薄某人是大騾子拉馬車，輕鬆得很，你們這些人哪個能趕得上他？哪一個夠格？”他強調說：“欲抗敵成功，必須先求軍隊本身的存在。欲存在，須以弱變強；欲成功，須以弱勝強。”
如果說7月的這次“古賢會議”是一次秘密“扶舊”會議，那麼9月的“古賢會議”就是一個公開的“抑新”會議。
9月25日，閻錫山再次在古賢村召開由軍政民幹部參加的“抗敵行政工作檢討會議”。閻錫山為實現其嚴格限制犧盟會和新軍發展的目的，藉助會議通過了他親手製定的《抗敵行政機能十大綱領》《抗敵人員必戒二十條》《抗戰必要條件六項》。《抗敵行政機能十大綱領》冠冕堂皇地提出“實行說服行政”“實行強民政治”“整理地方武力”“嚴格執行紀律”等十條原則，其核心是“走上覆興途徑”，以便加強閻錫山的專制領導，重樹閻錫山的個人威望。《抗戰人員必戒二十條》更是體現了閻錫山“抑新”的心思，例如：“行政必受到日軍和新軍的夾擊，哪怕不能全軍覆沒也必然損失慘重；如果決死二縱隊不執行命令，他就可以名正言順地宣佈二縱隊“叛變”，下令公開徵討。
決死二縱隊識破閻錫山的陰謀，斷然拒絕執行命令。閻錫山遂策動舊軍向決死二縱隊發動一系列偷襲和捕殺活動：扣捕大批政工人員、搗毀縣政府和犧盟會組織、捕殺大批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等。12月7日，決死二縱隊政治部主任韓鈞義憤難忍，以個人名義致電閻錫山：
總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軍欺我太甚，甘作漢奸。學生與二縱隊萬餘健兒，為總座爭一偉大勝利，茲定於12月12日誓師。此後半月內，恐無暇報告。將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生對恩師報告之最後一言，勝利的結果將見。受教學生韓鈞敬扣虞印。
閻錫山接到電報，惱羞成怒，馬上召開高幹會議，宣讀韓鈞電文。閻錫山憤憤不平地說，我是司令長官，他卻稱我為先生；他是我的部下，卻自稱是學生；他還表示要在12月12日誓師。這是什麼意思？明顯是表示不相隸屬了！韓鈞反了！閻錫山遂以此為藉口，宣佈韓鈞“叛變”，通電全國，進行討伐。於是“十二月事變”爆發。閻錫山最終還是撕下了統一戰線的面紗，轉身成為“反共先鋒”，策動舊軍進攻新軍，新舊軍的衝突與摩擦完全公開化。由於這次事變首先發生在晉西，因此又被稱為晉西事變。晉西事變很快就擴展到晉西南、晉西北、晉東南。頓時，三晉大地一片狼藉。
事變發生後，中共中央迅速作出應對方案，薄一波發電“要求所有新軍部隊，必須明確表態站在二縱隊一邊，予以支持”。在晉西，二縱隊被迫應戰，迅速成立“擁閻抗日討逆總指揮部”，對部隊進行動員，清洗反動舊軍官，成功實現戰略轉移，突出重圍。在晉西北，中共中央軍委派滕代遠參謀長前來指揮作戰，經過艱苦鬥爭，晉西和晉西北抗日武裝部隊勝利會師，清除全部頑固勢力，使晉西北與陝甘寧邊區連在了一起。在晉東南，有決死一縱隊和三縱隊活動。三縱隊由於中共領導人麻痺大意，損失慘重，只有部分部隊堅持戰鬥，衝出重圍；一縱隊採取積極應對措施，不僅未遭到損失，還積極支援了二縱隊等部的鬥爭，宣傳和揭露反共頑固分子的狼子野心。在晉東北，由於八路軍力量佔絕對優勢，閻錫山未敢發動進攻，因而未受到太嚴重的衝擊。閻錫山策動的十二月事變即宣告失敗。
在“十二月事變”前，閻錫山曾對局勢進行過樂觀的估計：決死一縱隊完全為共產黨所掌握，不易得手；三縱隊和四縱隊基本上為自己掌握和控制；二縱隊新舊勢力勢均力敵，是需要與中共進行鬥爭來爭取的。只要自己一聲令下，“掃蕩晉西南，掌握晉西北，摩擦晉東南”的夙願必將實現。十二月事變的結果卻讓閻錫山難以下嚥：除決死三縱隊有三個團、二縱隊很小一部分軍隊脫離出來外，其餘33個團全部離他而去；在晉東南自己雖然取得局部性勝利，卻也讓蔣介石獲得插足山西的機會；短短兩個月時間，自己地盤損失四分之三，只得龜縮於晉西一隅，再圖發展。
一心圖存，卻作繭自縛，閻錫山懊惱異常，一股腦將怒氣發洩在部下身上。於是，他將第七集團軍總司令趙承綏、第三十三軍軍長郭宗汾予以撤職留任處分；將騎兵軍長白濡青和第三十三軍的6個師、旅長一律撤職；將梁化之以責任重大為由，送往重慶，交由蔣介石處理。閻錫山的做法，引起許多高級將領的不滿與恐慌，急忙另謀出路，如第六集團軍總司令、第八十三軍和第十九軍軍長等紛紛棄閻投蔣。
閻錫山在遭受軍事上的重大打擊之後，政治上也陷入困境，遭到愛國人士的唾棄，蒙受巨大損失：“模範戰區”的美稱丟了，“抗戰英雄”的桂冠也丟了；進步人士紛紛脫離二戰區。閻錫山舉目望天，倍感孤獨，腦中盤旋著那個揮之不去的問題，如何才能“存在”？
審時度勢，中共不計前嫌再伸“橄欖枝”
正如續範亭生動地描繪閻錫山發動十二月事變，是“閻王定下殺馬計，跑了馬兒又傷身”。閻錫山眾叛親離，內外交困，該向何處去？中共中央從大局出發，認為閻錫山在山西抗戰還具有一定的進步性和重要性，其對日態度同汪精衛和蔣介石是有區別的。如果閻錫山被蔣介石吞掉或是降日，將不利於山西抗日力量的保存和抗日事業的發展，將會帶來更多的摩擦和衝突。因此，中共中央決定繼續對閻錫山進行統戰。
1940年1月27日，中共中央以蕭勁光的名義致電閻錫山，表示願意調停新舊軍衝突，恢復山西團結抗戰的良好局面。面對殘局，閻錫山思量再三，對日作戰一時難以結束，老蔣插足山西賴著不走，也許與中共合作才是為今之計，遂接受了中共和平解決晉西事變的建議，表示“蕭主任有暇，希望前來一談”。
2月11日，毛澤東以薄一波名義親筆起草致閻錫山電文，分析利弊，指出三個月的鬩牆之爭，漁人得利，“此漁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國主義，更有一惡勢力”。電文情真意切，還提出“擁閻抗日”“新軍不打舊軍，要求舊軍停止打新軍”等一系列挽回閻錫山面子的口號。2月25日，蕭勁光、王若飛持毛澤東給閻錫山的親筆信到秋林與閻錫山談判。閻錫山對中共代表的到來表示歡迎。經過談判，雙方初步達成協議，並表示願繼續派代表協商抗日細節問題。3月13日，薄一波等新軍領導人聯名致電閻錫山，一方面痛陳舊軍向新軍和犧盟會等進步抗日勢力猖狂進攻，使“民族大氣，由是大喪，山西陣地，頓呈混亂”；另一方面，表示願意忍痛既往不咎，希望能夠繼續在閻錫山的領導下，“加強進步，繼續抗戰”，“為實現民族革命綱領而奮鬥”。
4月初，閻錫山與中共達成協議，確定以汾陽經離石至軍渡公路為晉西南和晉西北的分界線，以汾河為晉東南與晉西南的分界線，晉西南為舊軍防區，晉西北、晉東南、晉東北為八路軍和決死隊的活動區域。此後，雙方劃界而治。閻錫山結束了在抗戰初期與中共在政治、軍事等方面的直接合作。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充當“反共先鋒”的閻錫山蒙受巨大損失後，在後來蔣介石策動的多次反共活動中都保持了中立，成為國共合作之間的中間力量，山西的抗戰局面有所好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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