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紅血”烽火馳援

“好红血”烽火驰援

1997年,索萬喜(左二)重返遼縣,與“友愛會慘案”遇害者之一王桂榮的兒子王保田(右二)及家人合影

“好红血”烽火驰援

索萬喜(中)與聶至豪(右)、路易斯在晉東南山區扶危助困途中

“好红血”烽火驰援

索萬喜給了這個戰爭孤兒三美元,孩子頭上、腰間的白布是紀念剛剛去世的親人

“好红血”烽火驰援

根據地的孩子攔住路人考試是否認識“漢奸”二字

“好红血”烽火驰援

難民得到了索萬喜送來的糧食

“好红血”烽火驰援
“好红血”烽火驰援

索萬喜的校友,潞河中學學生劉春榮被日軍殺害 111年前,一群美國人漂洋過海來到中國,學習中國語言文字,他們紮根太行山偏遠的平定、遼縣等地,創辦新式學校、西式醫院,將異域文明帶給幾個古老的山區小縣及其村莊。其中不少美國人帶著孩子來到中國,或者在中國生下第二代。

1917年出生的索萬喜(Howard Edward Sollenberger)1919年8月隨父母來到中國,而王普霖(Ernest M. Wamplers)的長子王晉保(Joe Wampler)1933年出生在山西。他們會說太行土話,把太行山視為生命的根。1937年抗戰爆發後,日軍迅速推進到太行山,製造了一起又一起慘案,大量鄉民流離失所。正在美國讀大學的索萬喜聞訊毅然回到太行山,尋訪並統計難民數量,從美國獲得慈善機構的支援,將糧食、美元送到最需要接濟的鄉民手裡……

在整個救災過程中,索萬喜留下了數十萬字的日記、書信及大量戰地攝影作品,並於晚年將這份珍貴的資料交給了一起在遼縣生活過的王晉保。值此索萬喜烽火馳援太行災民80週年之際,王晉保正在尋求經他編輯的這部書稿在中國的翻譯與出版……

“好紅血”用種子代表“錢”,用“鳥”代表難民

“如果可能的話,派一個‘good red blood’來幫忙救災吧!”1938年5月13日,留在遼縣負責整體工作的王普霖再次致函美國伊利諾伊州總部。好紅血?記者無法理解,2019年3月27日,王晉保回信說:“是的,我能理解為什麼不熟悉美國俚語的人會對‘好紅血’這句話感到困惑。在我父親信中,這意味著他需要一個精力充沛的年輕人。”據此,記者將“好紅血”翻譯為“熱血青年”。

因為日軍入侵,遼縣平靜的生活被打亂了,遼縣友愛會醫院的場地和育賢學校成了難民營,無家可歸的人被收留在這裡。但是散落在周圍大山裡的人呢?烽火馳援,這是王普霖的決定。不過,給山裡難民發放救災物品需要靠得住的人員來管理,21歲的“熱血青年”索萬喜便在這個背景下重返中國。

為什麼說是“重返”?因為索萬喜的父母在平定工作多年後,於1929年來到遼縣,又在這裡工作了八年。索萬喜的童年、少年時代是在太行山裡度過的,他能用方言和山裡人交流,可以說是地地道道的太行人。

高中階段,索萬喜進了通州潞河中學。在那裡,他強壯的身體令人感到驚訝,無論是百米短跑還是撐杆跳高,他都保持著學校紀錄。籃球隊、棒球隊、曲棍球隊也都少不了他的影子。三年級時,他和好友騎自行車在晉東南旅行800英里。冬季,進山裡狩獵,索萬喜是個好獵手,幾乎走遍了遼縣一帶的大山。他甚至比當地人還熟悉山裡的事情,因為本地人在固定的崗位上勞作,而索萬喜在山野裡釋放著年輕的能量。

當日本人對太行山狂轟濫炸的時候,索萬喜正在美國讀大學。他聽說曾經的樂園遭受塗炭,善良的人們忍受飢寒,毅然決然地停止了學業,響應王普霖的召喚,積極要求陪父親重返中國,重返太行山,援救危難中的鄉親。

索萬喜和父親於1938年8月20日從西雅圖啟程,這是索萬喜父親在中國的第三個任期,同時是索萬喜21歲人生的第一次任務擔當。漫長的旅途結束後,他們於10月到達了魂牽夢繞的遼縣。

因為政局動盪,索萬喜在中國北方行動需要有多種通行證,除了“華北日軍參謀長簽署的軍事通行證”外,他還計劃分別獲得八路軍和國民政府給他簽發的通行證。他的父親為他安排了從平定到遼縣的行程,但是,馱運物資的牲口很難搞到,他需要十匹騾子和八頭驢。

當時太行山區不少核心城鎮已經被日軍佔領,索萬喜在北平給遠在美國的女朋友海倫寫最後一封不用審查的信時,和海倫約好,以後在敵佔區或需要經過敵人審查的地方發信時,他會使用暗語。比如,烏鴉代表日軍,藍松鴉代表土匪,麻雀代表八路軍,種子代表賑災用的“錢”,鳥則代表需要救援的難民。索萬喜在信裡舉了一個例子考驗女朋友是否能明白:我攜帶四千袋穀物,到遼縣周圍餵養那些可憐的鳥兒。這些鳥兒如今遭受了天災,正忍受著飢餓的痛苦。我希望數量龐大的烏鴉不要掠奪我的穀物,也不要被藍松鴉們發現……

400名婦女參與了他的“小額循環貸款基金”項目

帶著和女朋友的暗語約定,索萬喜來到了遼縣。這時候,遼縣周邊山區有幾支中國軍隊抵抗著日軍。一支是劉伯承、鄧小平率領的八路軍129師,駐紮在西河頭村;一支是薄一波領導的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在遼縣西南部的沁縣一帶;還有張蔭梧領導的河北民軍中的“二路軍”,在遼縣東部山區。

1938年10月,真正意義上的烽火馳援開始了。一天,索萬喜來到馬家拐村調查,村裡有36戶、約320口人,家家經受了炮火摧殘,村民們不得不蜷縮在廢墟或土窯洞裡捱過漫長的冬天。一個年邁老漢和兩個無助的兒媳婦待在一起,他告訴索萬喜,他的三個兒子都死在戰火中,而今無依無靠,病了只能由女婿照顧。老漢邊說邊擦眼淚。

10月22日,索萬喜來到桐峪鎮,參觀了新創辦的“第三民族革命小學”,簡稱“三民校”。三民校的孩子們被派到各交通路口站崗、查路條,索萬喜領略了抗日根據地少年的風貌。他在日記中寫道:“孩子們有一塊小黑板,每天在上面寫兩個生字。攔住過路人,考察他們是否認識。如果不認識,就被關起來,直到學會為止。看著孩子們教老農民明白‘漢奸’兩個字的意義,我覺得生活裡充滿了歡樂。”

連續在鄉村奔走的時候,傳來了日軍接連佔領廣州、漢口等重要城市的消息。眼前的和遠方的,日軍的罪惡讓美國熱血青年索萬喜感到憤怒,他寫道:“每當我眼前浮現出燃燒著的城市、流離失所的難民,我就恨不得立刻背起行囊,到炮火中去,和中國人一起受苦!恨不能立即參加中國軍隊,投入到戰鬥中去!”

因為救濟資金有限,能不能用錢生出錢來?21歲的索萬喜想了個新辦法。因為戰亂加上經濟封鎖,太行山裡物資匱乏,百姓生活中最常用的布也不易得到。而山區不缺少棉花,農村婦女又會織粗布,但無力購買棉花。於是,他嘗試著搞“小額循環貸款基金”,向能通過織布謀生的人提供5至15美元的貸款,賣掉粗布之後再還錢。大約400名婦女參與了他的這個項目。

1939年1月,索萬喜去北平籌措更多的善款和藥品。1月27日,奔走中的索萬喜在火車上給女朋友寫信說:“我身上還有一萬美元現金。而黑色大手提箱裡有十瓶一磅重的乙醚,它們將用來幫助一百多名躺在遼縣醫院的士兵,他們都負了傷。而醫院之外,在半徑約二十英里的區域內,還有一千四百多個這樣年輕的生命等待救援。”

尋找躲藏在山裡的三萬個無巢可歸的“鳥”並幫助他們

1939年3月,索萬喜僱傭了四個當地人和他一起走向戰區,他驕傲地稱呼自己的隊伍是“衝鋒陷陣五壯士”“微型游擊隊”。其中,最得力的是聶至豪,育賢學校培養出來的第一個大學生,齊魯大學畢業後返鄉擔任育賢學校校長。另一位,是索萬喜在通州潞河中學的學弟、校友、在讀學生劉春榮,他與索萬喜年紀不相上下,帥氣精幹。與“五壯士”一起衝鋒陷陣的是一頭溫順的毛驢。

壯士們各自揹著鋪蓋卷,遵循“敵進我退,敵退我進”的行動原則。索萬喜站在中國人的立場上,他知道自己的行動是不被日軍容忍的,所以必須與日軍周旋才能保證安全。3月11日當天,他們來到了和順縣餵馬村。這裡的抗日組織告訴索萬喜:大約有三萬無家可歸者躲藏在周邊山裡。當他們從縣城或附近村莊逃離時,無法帶上足夠的東西,所以需要救援。

索萬喜一行在和順縣城的南部山區走了兩週的時間,調查了躲藏在那裡的難民數量,並隨機發放了糧食和現金,總值2500美元。儘管他更樂意直接發放糧食,但運輸糧食是不可能的,有隨時落入日本人手裡的危險,因為住在和順縣城的日軍同樣需要糧食。

經日軍掃蕩,靠近縣城的村子裡,房子燒了,木門窗被弄去當了柴火。屋裡的炕、傢俱,沒被燒燬的也被砸爛了。農民們醃製的酸菜被日軍用泥土、穢物破壞而無法食用。“鬼子”甚至向一缸菜裡丟進腐爛動物的內臟。據介紹,日軍來的時候,村人都逃進東山里,整個村子只丟下一位病癱在炕上的老人。日軍走後,大家回到村裡,老人的頭被砍了下來,場面慘不忍睹……

在這兩週時間內,索萬喜一行儘可能在一個村莊住宿不超過兩個晚上,避免讓任何人知道他們的行蹤。兩次馳援,索萬喜至少發放了四千美元的現金或糧食。

薄一波等致信:“敬請執事諸公垂念災情,籌撥鉅款來此施賑。”

1940年春夏,索萬喜用麻袋揹著兩萬美元善款,衝破重重封鎖進入太行根據地。他在晉城、陽城、高平、陵川、壺關、桐峪、麻田一帶不同戰區的烽火中穿行,向戰爭難民發放賑災款。令他欣喜的是,在陽城縣山區,他居然與一位“遼縣男孩”尹光裕相遇。尹光裕的父親餵奶牛,母親做奶媽。索萬喜成功動員尹光裕和他一起上路,繼續向北,朝遼縣方向推進。

幾次馳援,索萬喜至少將三萬美元送到災民手裡。三萬美元在當時是個大數額嗎?可以比較的是,美國人在遼縣蓋了一所學校花費2500美元,蓋了一座帶地下室的三層龐大洋樓花費6000美元。所以,三萬美元不算小數目。

索萬喜的義舉,得到了彭德懷、薄一波、李公樸等革命家與愛國民主人士的高度評價。薄一波、戎伍勝、李一清曾於1940年6月18日請索萬喜捎信給“公誼友愛協會賑災委員會”,信中說:“自日本背叛正義,破壞和平,以暴力侵華以來,全國各地慘遭荼毒。兵燹劫餘,災情奇重,而晉東南、冀西各地,復因去年春間苦旱,入夏水潦,旱潦交作,災荒空前。加以日軍燒殺搶掠,難民水深火熱,痛苦異常。去年收穫成數,較諸往年僅及十之一二。平定、昔陽、和順等縣,草根樹皮樹葉羅食幾盡,糠秕已如珍饈之難得。遼縣、平順及冀西一帶,難民均以糠秕樹葉充腹,菜色骨立,慘不忍睹。飢餓斃命者,日必數起。本年入春以來亢旱,迄今不能下種,農時已誤,災荒加重。波等日夜焦急,呼籲請賑。素稔恢宏人道,維護正義,援助抗戰,不遺餘力。謹代表此區人民,對諸友邦之深切同情及偉大援助,致崇高之敬意及無限之感謝。此次,索萬喜先生到此,波等至為感奮,敬請執事諸公垂念災情,籌撥鉅款來此施賑,以解難痛苦為禱。”

得到薄一波等人書信的兩天後,索萬喜在遼縣皇家莊村與從已被日軍佔領的遼縣城來的父親見面。當天的日記中,索萬喜寫道:“爸爸告訴我,日本人知道我回來了。一週前,有報道說,有一位年輕的美國人在附近,他是‘大大地八路軍’!”

1940年7月,在太行抗日根據地的軍人黃宇宙給索萬喜題字:“謝謝美國的朋友,以物資和精神來援助我們,共同打倒破壞世界和平的日本軍閥!”此時,在太行山區採訪並宣傳抗日的李公樸,書贈索萬喜以及千萬美國朋友:“現在的時代一方面是最黑暗的,一方面又是最光明的。時代給予我們的使命就是要把光明的一面儘量的延長和擴大,把黑暗的一面徹底的予以消除。”

而此時,淪陷著的遼縣城裡,人們暗中和根據地進行著抗日合作。育賢學校的教師、友愛會醫院裡的醫生、護士,甚至廚師,在日軍眼皮底下,向根據地發送情報。1940年8月,日軍分三次抓捕了學校、醫院的十餘名中國工作人員,搜查了幾位美國人在遼縣的家。實施了慘無人道的虐待後,於秋天將其中十三人屠殺,製造了轟動一時的“友愛會慘案”,這其中就有曾與索萬喜一起奔赴和順縣分配救濟物資的劉春榮。

遇害時,劉春榮只有22歲,他的孩子剛剛出生幾個月。美國人侯其蓀在文章中回憶:劉春榮準備動身返校前,和縣裡人辭行說:“這幾天,我和姐姐就中日戰爭的形勢談論了好幾個夜晚。由於打仗,許多中國青年喪生,許多青年慘遭迫害……我們不知道自己是不是也要經受考驗,但我們兩個到死還能保持偉大的信念,就好了!”索萬喜拍攝並珍藏有一張劉春榮的照片,以永遠紀念。

在中國工作了兩年後,23歲的索萬喜於1940年11月回國。1942年,遼縣因抗日名將左權將軍犧牲於此而易名左權縣。

“友愛會慘案”遇害者之一王桂榮的孫子王寧,於1989年開始接觸友愛會材料。1997年,王晉保帶領索萬喜等一行人重返中國,王寧在北京迎接。這是王寧第一次也是最後一次見到索萬喜。王寧告訴記者:索萬喜大學畢業後多次重返中國,或者賑災,或者工作。而在美國,也以傳播中國文化為職業。王晉保在美國大學天文學教授的位置上退休後,多次到北京大學天文學系講學,與王寧一起把索萬喜的故事告訴更多的人。

2016年,記者同鄉好友劉廷儒到美國拜訪了王晉保,得到了索萬喜書信、日記的英文打印稿。2017年,84歲的王晉保再次來到中國,回訪遼縣,和王寧、劉廷儒聊他與索萬喜共同經歷的1938到1940年的點點滴滴。當記者將索萬喜的事蹟用中文寫成短篇故事時,王晉保回信說:“在我看來,你抓住了賑災工作的精神,併為中國讀者提供了一個非常公正的總結。我父親始終認為,那些在遼縣奉獻過的人們做出了比較大的犧牲,應該對他們有一些紀念。現在看來,他的願望終於實現了。”

為了讓索萬喜牽扯出的中國故事更為豐滿,記者聯繫到了聶至豪定居上海的子女,走訪了尹光裕定居在左權縣的兒子。清明節,記者到“友愛會慘案”遇害者李文煥、王桂榮、程玉的墳前獻上一份遲到的緬懷,並沿著索萬喜烽火馳援之路,重走太行鄉村。而索萬喜已於2008年以骨灰的形式回到了太行山,並永遠與太行人民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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