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市社會科學界聯合會主管主辦：把哲學理解為是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型”，還是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這代表著兩種有著重大不同的哲學觀。考察當代哲學的發展，自覺地從特殊的“人類活動”的角度理解哲學，並拒斥把哲學把握為特殊的“知識類型”，構成當代哲學觀的重大轉向之一。這一重要轉向意味著人們對於哲學的本性、功能等一系列前提性的重大問題獲得了新的自覺。這是哲學的自我解放，也為哲學作為人類文化的特殊向度所具有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為堅實有效的根據。：哲學觀；特殊的知識類型；特殊的人類活動；：賀來，吉林大學哲學基礎理論研究中心暨哲學社會學院教授（吉林長春 130012）。本文載於《學術月刊》2019年第12期。【目錄】一、特殊的“知識類型”還是特殊的“人類活動”：兩種不同類型的哲學觀二、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而非特殊的“知識類型”三、哲學觀從特殊的“知識類型”轉向人的“特殊活動”的重大哲學意義一、特殊的“知識類型”還是特殊的“人類活動”：兩種不同類型的哲學觀二、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人類活動”而非特殊的“知識類型”三、哲學觀從特殊的“知識類型”轉向人的“特殊活動”的重大哲學意義
哲學觀從“知識類型”向“特殊活動”的轉向，並非簡單的哲學姿態的變動，而是具有豐富和重大的哲學意義。它表明哲學在自我反省和批判中所實現的自我理解的變革與深化，代表著一系列哲學觀念的重大轉換，對於我們理解當代哲學及未來哲學發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首先，它意味著哲學自覺地放棄了作為人類知識和現實生活的“立法者”和“奠基者”的虛幻地位，表現出其自覺迴歸於人現實的文化創造和社會生活的趨向和努力。
如前所述，當哲學把自身定位於一種特殊的“知識類型”時，它實際上把自身視為高居於人們各具體知識形態、文化樣式和現實生活之上的“絕對真理”的化身。哲學就如同掌握絕對權力的“皇帝”，君臨天下，唯我獨尊，這一切皆因為它自詡把握了關於“終極實在”的“特殊知識”。這等於把哲學擺到了一個思想、文化和生活的統率者和支配者的不切實際的位置，這既是哲學最大的“榮耀”和“成功”，同時也是它最大的“恥辱”和“失敗”，哲學因此如同康德所描述的那種脫離了空氣的鴿子一樣，成為無所依託的“孤家寡人”，它對“絕對知識”的迷戀，最終只會使自身異化為強制性地規範和化約具體知識形態、多種文化樣式和豐富的現實生活的抽象教條和僵化原則。超越作為特殊“知識類型”的哲學觀，從“活動論”的角度理解哲學的本性和功能，一方面，意味著它深刻地意識到以往哲學觀的內在缺陷和困境，如維特根斯坦稱之為“理智的迷亂”以及對現實的“語言遊戲”和“生活形式”的背離與扭曲，伽達默爾稱之為“反思的天真”“概念的天真”和“斷言的天真”，哈貝馬斯稱之為“意識哲學”的“獨白理性”，馬克思稱之為“醉醺醺的思辨”，等等，都是從不同視角對傳統哲學觀的虛幻性和獨斷性的深入揭示和批判。另一方面，它表明了哲學自覺地放棄了這一虛幻的自我定位，轉而要求哲學在承認人的具體知識、各種文化形式和現實生活的真實和獨立存在的前提下，重新尋求哲學的合理存在方式，並以一種合適哲學本性的方式發揮哲學的功能，維特根斯坦呼籲哲學“回到粗糙的地面上來”，海德格爾、伽達默爾、哈貝馬斯等哲學家試圖讓哲學回歸人的現實的“生存”與“生活世界”的努力，馬克思強調生活實踐對於哲學所具有的基礎性地位從而使哲學從“天國”回到“人間”，等等，都表明了“活動論”的哲學觀努力通過哲學的“重心下移”，克服哲學的“神學化”，實現哲學的“世俗化”，在與具體知識領域、文化樣式和現實生活的內在結合中，獲得自身的存在合法性併發揮其特有的思想功能。
其次，它意味著對於哲學如何發揮其特殊功能獲得了新的重要的理論自覺。
如前所述，當哲學把自己的理論理想定位於獲得關於“終極實在”的“特殊知識”時，它對自身的理論功能實際上也已經同時設定，即哲學要通過對“終極知識”的捕獲，充當為具體知識領域、文化樣式和現實生活“奠基”和“立法”的角色。趙汀陽指出，它“試圖獲得精神世界的立法權”，希望成為“思想憲法”，事實上，這種哲學不僅企圖宰制思想和精神世界，而且還有主宰人的全部生活的宏大抱負和雄心，正因此，羅蒂把這種哲學觀所希求建立的文化秩序稱為“哲學文化”，即以哲學為中心的文化。與此不同，“活動論”的哲學觀則完全自覺地拋棄對哲學功能的這種專制和獨斷的立場和姿態，強調哲學不是具體知識領域、文化樣式和現實生活的外在抽象權威，而是內在於它們並維護和推動其走向豐富、自由和創造性的真實力量。
概括而言，“活動論”哲學觀認為，發揮哲學功能的方式和途徑主要有兩種。第一，是對遮蔽和扭曲具體知識領域、文化樣式和現實生活的抽象的形而上學幽靈的自覺抵禦和消解。把哲學視為“思想和語言治療性活動”的哲學家們認為，抽象的形而上學幽靈是對思想和語言的粗暴干涉和扭曲，因而是思想和語言毫無意義的“贅疣”，哲學的重要任務之一就是揭示和消解這種形而上學幽靈給思想和語言所帶來的困惑和擾亂，從而捍衛思想和語言“如其所是”的存在。正如維特根斯坦所說的：“哲學不能進一步語言的實際用法；它最終只能描述語言的用法”，“它讓一切保持現狀”。對於把哲學視為“對話、溝通和融合活動”的哲學家而言，哲學的重要功能就是對於抽象形而上學所建立的思想、文化與價值的強制性等級結構以及由此所造成的獨斷、對立和壓迫進行自覺的反思和澄清，從而把思想、語言以及人從這種等級結構的“轄域”中解放出來；對於把哲學視為介入和改造現實生活的哲學家們而言，哲學的重要功能就在於自覺地拒斥形而上學的“怪影”對現實生活的意識形態遮蔽和扭曲，從而推動人們對自身真實的生存狀況和社會歷史現實獲得深入的自我理解。在此意義上，“活動論”哲學觀十分自覺地把“去蔽”與“批判”而非對“絕對知識”的“發現”和“佔有”視為哲學的重要功能。第二，對精神生活和現實生活的豐富、具體和自由本性的捍衛和推動。對“思想和語言的治療”最終的目的是為了捍衛生活實踐中“實際”的“語言遊戲”的多樣性和“生活形式”的豐富性。維特根斯坦十分深刻地表達了這一種觀點：“矛盾的社會地位，或矛盾在社會生活中的地位，這就是哲學問題。”這裡所謂的“矛盾”，所意指的正是不能被任何形而上學的邏輯所“平整”和“瓦解”的語言遊戲和生活形式的豐富性與多樣性；對抽象的形而上學所建構的思想、文化和價值的強制性等級結構的反思與澄清，是為了推動不同具體知識領域、文化樣式和不同主體之間的開放與交融，是為了創造不同思想和文化視域之間的協同和團結，是為新的思想和文化可能性開創空間；對抽象的形而上學怪影的意識形態批判，是為了不斷克服“抽象對人的統治”，超越阻礙人的現實自由和幸福的種種束縛，因而具有鮮明的人文解放旨趣。
再次，“活動論”哲學觀代替特殊“知識類型”的哲學觀，結束了哲學擁有永恆主題和永恆真理的超歷史話語權力的迷思和幻覺，並自覺地把哲學視為一種具有鮮明歷史性、情境性的思想性活動。這是哲學的自我解放，也為哲學作為人類文化的特殊向度所具有的合法性提供了最為堅實有效的根據。
按照“活動論”哲學觀，以往哲學觀的根本錯誤就在於把獲取某種關於“終極實在”的“特殊知識”作為哲學的主要任務，這使得哲學成為一種超越歷史的、無時間性的如同“神學”般的“超級學科”。哲學成為“超歷史”的存在，意味著它推崇的是一種“外在論”的、“上帝”般的立場和眼光。與此不同，“活動論”的哲學觀則自覺地把哲學置於歷史性語境中，認為哲學的主題、功能和存在方式等，都必須在一定的具體的歷史語境中獲得其現實的內容和形式，舍此哲學將如同無根之木、無源之水，把自己置於空虛的思辨中而無家可歸。按照“活動論”的哲學觀，哲學沒有屬於自己的永恆的“基本問題”，相反，哲學的“問題意識”根植於對思想、語言和現實生活在具體的歷史條件和情境中所面臨的矛盾、困境和挑戰的反思、批判、拷問與洞察，用福柯的話說：“一切哲學問題中最確定無疑的是現時代的問題，是此時此刻我們是什麼的問題。”哲學的“發問”不可能是超越時空的抽象之問，而總是一種“歷史性”的“合乎時勢”的“發問”，這就決定了哲學不可能成為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都適用的普遍知識，而只能與具體實踐活動聯繫在一起，成為一種在歷史性的實踐中發揮作用並隨著實踐活動的發展必然被超越的歷史性思想。把哲學理解為對思想與語言的治療性活動，這種治療性活動不可能是超歷史的、一勞永逸的，因為對思想和語言的控制和扭曲在不同歷史條件和語境中有不同的表現方式和內容，這使得這種“治療活動”是一項沒有終結的、必須在歷史中不斷重新開始和進行的活動。同樣，當把哲學理解為推動思想文化的對話、交流和融合的活動，理解為實際地參與、介入和改造現實生活的活動時，在這種理解中，已經內在地蘊含了哲學的課題和任務不可擺脫的歷史性。這是因為，扭曲和阻隔人們對話、交流和融合的抽象因素在不同歷史條件下總是表現為不同的主導形式，束縛和限制人們在現實社會生活中自由和發展的異化力量在不同歷史發展階段也總是表現為不同的內容和特點，諸如權力、資本、技術，種種形式的意識形態等，都在不同歷史語境中充當過這種抽象因素和異化力量，哲學作為一種特殊的反思、批判與超越活動，必須要在對這種抽象因素與異化力量的歷史性“發問”中，確立屬於自己的時代性主題，正因如此，人們才把哲學稱為“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真正的“時代精神的精華”和“文明的活的靈魂”必然是歷史性與情境性的，把哲學視為以超歷史、超情境的永恆問題為對象的“超級學科”，認為它對所有時代、所有地方都具有規範和約束力量，必將使哲學失去其作為“時代精神的精華”與“文明的活的靈魂”的思想力量，成為人類思想史上“不結果實的花朵”。
可見，超越特殊“知識類型”的哲學觀，從“活動論”的角度理解哲學的主題和任務，真正實現了哲學與人的思想、文化和現實生活的內在結合和統一。它啟示人們：只要人們仍在思想，人的文化創造仍在不竭前行，人的現實生活仍在不斷追求自由和幸福，哲學就將永遠不可缺席。
〔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唯物辯證法的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16ZDA242）和教育部基地重大項目“當代哲學發展趨向與人類文明新形態的哲學自覺”（17JJD720003）的階段性成果〕
閱讀更多 學術月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