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汗
所向披靡的蒙古騎兵
1
提起十三世紀彪悍兇猛、戰力超群的蒙古騎兵，時常讓領教過其厲害的對手心驚膽寒；而“上帝之鞭”所向披靡征服歐亞大陸眾多國家、城邦的歷史，簡直就是一部觸目驚心的“屠城記”。
公元1215年，鐵木真攻陷金國首府中都（燕京），屠殺超過百萬。
公元1221年，第一次西征的蒙古鐵騎對中亞帖木爾帝國首都（撒馬爾罕）進行瘋狂屠城，屠殺120萬人。
公元1227年，蒙古大軍攻下西夏都城興慶府（銀川），在這場報復性大屠殺中有超過80萬人慘遭屠戮。
公元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在成都大開殺戒，城中遺骸達到驚人的140萬具。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萬，城外者不計”（元代賀清泉《成都錄》）
公元1258年，拖雷之子旭列兀攻陷巴格達，有80萬人橫屍蒙古騎兵的彎刀下。
……
這些數據或許有誇大多算之嫌，但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一代天驕”成吉思汗的蒙古鐵騎，東征西討，所到之地，負隅頑抗，報以屠城；所過之處，屍骨如山，血流成河的歷史驚悚一幕。
巴格達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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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鐵騎在征服過程中動不動就屠城的原因。
01 深受遊牧民族遠離本土、傳統作戰思想影響。蒙古騎兵在縱橫數千裡的歐亞大陸長途奔襲作戰，受人數兵力限制，攻陷城池之後，並不做佔領打算，而是夷為平地，擄掠一空，盡毀而去。
因此在滅金的東京、西京；滅西夏興慶府；攻打中亞、西亞諸國；攻打中原之初，蒙古大軍屠城、殺俘野蠻暴行堪稱比比皆是，枚不勝舉。
原因很簡單，蒙古作為遊牧民族，雖然擅長機動作戰，長途奔襲，但是對征服的城市管理缺乏經驗，抑或是心有餘而力不足。或許在他們根深蒂固的潛意識裡，如果在遠離故土的長驅直入之跨區域、大縱深作戰中，心慈手軟對征服攻陷的城市軍民不大肆屠戮，不僅無法報復對手，而且留下不服的人心，會時不時釀成後院起火，導致大後方不穩定。與其到時候費時費力，倒不如畢其功於一役。蒙古帝國統治上層普遍認為殺俘屠城，既可以震懾敵人，又能免去後顧之憂，可謂一舉多得。
成吉思汗對其諸將訓誡也說：“鎮壓叛亂者，戰勝敵人，將他們連根剷除，奪取他們所有的一切 。”（拉斯特《史集》）
成吉思汗雕像
02 蒙古貴族具有強烈的征服慾望。根據蒙古民族戰時規則，敗者眷屬財產皆為勝者所有。蒙古兵每佔領一地，留下一些強壯俘虜服苦役，組織籤軍，其餘盡行殺死。退兵時那些留下的人也被屠殺。
於是乎，蒙古鐵騎在創下了前無古人的輝煌戰績的同時，也犯下了種種戰爭暴行，他們幾乎每佔一地都有大規模屠城的血腥記錄和野蠻行徑。
多桑在其所著《蒙古史》中即有這樣的記述:成吉思汗為保有其略地，不惜盡屠其民，毀其城堡，破壞為蒙古戰略中之一要則。
成吉思汗曾認為：人生最大之樂，即在勝敵。逐敵，奪其所有，見其最親之人以淚洗面，乘其馬，納其妻女也。（多桑《蒙古史》）
03 蒙古帝國之初，只有軍事長官的武將，缺乏地方官吏，無法教化百姓、治理城市。形成的一個慣例就是攻下城池，屠殺殆盡，揚長而去，這樣可以使戰爭後續成本降到最低。
直到蒙元大軍統一天下的中後期，出於對被征服地區經濟、農業的恢復和政治穩定的需要，才在耶律楚材建議下成了最高行政機構——中書省，使得國家對地方的治理逐漸走向正軌。
戰鬥中的蒙古騎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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殘忍屠城政策轉變。
在征服南宋等政權過程中，頗受儒家“德治”思想的深刻影響，蒙元大軍屠城思路開始逐漸轉變，在滅南宋戰爭中，屠城事件相對逐漸減少，堪稱是人口損失最小的一次滅國征服。
中國流傳兩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認為，以德治國、平天下具有強烈的感化力量，為政治國不外以德化民，也就是說不能靠簡單的殺戮來實現。
“季康子問政於孔子曰: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對日:於為政，焉用殺?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常，草上之風，必偃。＂（《論語·顏淵》）
這種追求仁愛、德政、教化感化百姓的儒家德治思想，作為中國古代政治思想的主體，還在很大程度上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面貌，甚至潛移默化地影響、同化了入主中原的蒙古、女真、鮮卑等遊牧民族的政治、軍事等統治策略。使得蒙古帝國統治高層對屠城的政策、態度出現了明顯之轉變。
譬如蒙元開國功臣、著名將領木華黎就開始帶頭納諫，制止一些盲目屠城、濫殺俘虜等野蠻行徑。
蒙古騎兵
史載，在征服河北燕趙等地時，木華黎麾下大將史天倪原為燕人，軍紀嚴明，作戰勇猛，深得木華黎器重。
蒙古大軍攻打至河北正定時，金將武仙投降，而在此前戰役中，武仙曾有固守城池負隅頑抗之舉，懼怕蒙軍報復儼然成了其寢食難安的一大心病。
時任河北西路兵馬都元帥的史天倪對木華黎道：“今中原粗定，而所過猶縱兵抄掠，非王者弔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為天下除暴，豈復效其所為乎！”木華黎說：“善”。遂下嚴令，敢有剽掠者，以軍法從事。
木華黎此舉，嚴禁士兵剽掠，俘獲老幼非但不殺，而且全部遣返回鄉，當地百姓人心迅速安定下來，很快征服河北等地。
《元史》記載，十三世紀之初，蒙古大軍屠城還是家常便飯，可是到了征伐南宋之時，血腥屠城已大為減少，甚至忽必烈還下發了“不得枉殺無辜”的限屠令。
元太祖十四年（公元1219年），“秋，木華黎克岢嵐、吉、隰等州，進攻絳州，拔其城，屠之。” （《元史·太祖本紀》）
忽必烈南征南宋之時（公元1274年），曾下詔令曰：“……無辜之民，初無預焉，將士勿得妄加殺掠。”（《元史》）
元世祖忽必烈畫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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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儒家思想影響的中書令耶律楚材，發揮的重要作用。
身為契丹人的耶律楚材，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的九世孫。頗有謀略，精於漢文化，深受儒家思想薰陶，被成吉思汗俘虜後，受到重用，很快成為大汗身邊最重要軍師謀臣，經常出謀劃策，曉之以治國安邦之道。
蒙古帝國成立初期，缺乏文官治理城市，每攻下一城便殘暴屠城，衍生了諸多棘手社會問題。
為此，耶律楚材上奏建議：凡州郡宜設長吏專理民事，萬戶總軍政，凡所掌課稅，權貴不得侵之。”肆意屠殺的狀況，開始得到有效減輕。
大汗窩闊臺還根據耶律楚材的建議，設立了最高行政管理機構中書省，任命耶律楚材為中書令，制定各種規章制度，對帝國城市進行規範化管理，逐漸使蒙古帝國的統治秩序出現了可喜新氣象。
孔子塑像
元太宗時，丞相伯顏曾建議大汗窩闊臺大規模屠殺北方漢人，窩闊臺點頭同意對拼死守城的漢人進行屠城，一個不留，一時間北方漢人瀕臨種族滅絕的嚴峻危機關口。
然而，帝國最高行政長官、中書令耶律楚材卻對此荒唐建議堅決反對，他反覆勸說元太宗放棄這種野蠻的屠殺政策，最終元太宗採納了他的積極建議。這樣，耶律楚材挽救了大量中原百姓性命，等於逃過了一劫。
在恢復中原大地治理上，耶律楚材極力推行儒家文化，為此保護起用了大批飽學儒士。
公元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轄區設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課稅使，這些課稅使都由漢人儒士擔任、這也是蒙古最高統治集團大批任用漢人之始。蒙古滅金、征伐南宋時，許多名士如元好問、越復、竇默、王磐等人都被保護並起用，這對北方學風興盛發揮了積極影響。
楚材還進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說:“果爾，可官其人。”楚材便請舉行科舉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為三科。“儒人被俘為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為奴者四之一。”（《元史·卷146·耶律楚才》）
這次許多考中之人，如楊奐、張文謙、趙良弼、董文用等後來都成為忽必烈時代的名臣，為元代漢化及社會進步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
史書記載，元世祖忽必烈很小時，就跟隨在耶律楚材身邊，增長學識，耳濡目染，深受其思想影響。在執政後的滅宋諸役中，忽必烈摒棄了大肆屠戮的傳統辦法，積極採取安撫招降的策略，大量收撫南宋降將，委以官職，穩定地方。譬如他曾許諾高官厚祿，多次耐心勸說南宋傑出宰相文天祥投誠，以此籠絡南宋民心。
難能可貴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伯顏大軍霍霍出征之際，仍然不忘苦心告誡他萬不得已不要屠城、濫殺無辜，這一進步、人道、眼光長遠的以德治國策略選擇，在元滅南宋過程中，無疑發揮了重要作，殺戮屠城野蠻暴行較過去大為減少，也可算是十三世紀殘酷血腥戰爭中罕見的一抹亮色。
“乙未,伯彥等陛辭,帝（忽必烈）諭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元史·本紀·世祖忽必烈》）
參考書籍：《元史》、《中國古代戰俘史》、《蒙古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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