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大汗
所向披靡的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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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十三世纪彪悍凶猛、战力超群的蒙古骑兵，时常让领教过其厉害的对手心惊胆寒；而“上帝之鞭”所向披靡征服欧亚大陆众多国家、城邦的历史，简直就是一部触目惊心的“屠城记”。
公元1215年，铁木真攻陷金国首府中都（燕京），屠杀超过百万。
公元1221年，第一次西征的蒙古铁骑对中亚帖木尔帝国首都（撒马尔罕）进行疯狂屠城，屠杀120万人。
公元1227年，蒙古大军攻下西夏都城兴庆府（银川），在这场报复性大屠杀中有超过80万人惨遭屠戮。
公元1231年，拖雷引兵攻掠四川，在成都大开杀戒，城中遗骸达到惊人的140万具。
“城中骸骨一百四十万，城外者不计”（元代贺清泉《成都录》）
公元1258年，拖雷之子旭列兀攻陷巴格达，有80万人横尸蒙古骑兵的弯刀下。
……
这些数据或许有夸大多算之嫌，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一代天骄”成吉思汗的蒙古铁骑，东征西讨，所到之地，负隅顽抗，报以屠城；所过之处，尸骨如山，血流成河的历史惊悚一幕。
巴格达古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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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古铁骑在征服过程中动不动就屠城的原因。
01 深受游牧民族远离本土、传统作战思想影响。蒙古骑兵在纵横数千里的欧亚大陆长途奔袭作战，受人数兵力限制，攻陷城池之后，并不做占领打算，而是夷为平地，掳掠一空，尽毁而去。
因此在灭金的东京、西京；灭西夏兴庆府；攻打中亚、西亚诸国；攻打中原之初，蒙古大军屠城、杀俘野蛮暴行堪称比比皆是，枚不胜举。
原因很简单，蒙古作为游牧民族，虽然擅长机动作战，长途奔袭，但是对征服的城市管理缺乏经验，抑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或许在他们根深蒂固的潜意识里，如果在远离故土的长驱直入之跨区域、大纵深作战中，心慈手软对征服攻陷的城市军民不大肆屠戮，不仅无法报复对手，而且留下不服的人心，会时不时酿成后院起火，导致大后方不稳定。与其到时候费时费力，倒不如毕其功于一役。蒙古帝国统治上层普遍认为杀俘屠城，既可以震慑敌人，又能免去后顾之忧，可谓一举多得。
成吉思汗对其诸将训诫也说：“镇压叛乱者，战胜敌人，将他们连根铲除，夺取他们所有的一切 。”（拉斯特《史集》）
成吉思汗雕像
02 蒙古贵族具有强烈的征服欲望。根据蒙古民族战时规则，败者眷属财产皆为胜者所有。蒙古兵每占领一地，留下一些强壮俘虏服苦役，组织签军，其余尽行杀死。退兵时那些留下的人也被屠杀。
于是乎，蒙古铁骑在创下了前无古人的辉煌战绩的同时，也犯下了种种战争暴行，他们几乎每占一地都有大规模屠城的血腥记录和野蛮行径。
多桑在其所著《蒙古史》中即有这样的记述:成吉思汗为保有其略地，不惜尽屠其民，毁其城堡，破坏为蒙古战略中之一要则。
成吉思汗曾认为：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多桑《蒙古史》）
03 蒙古帝国之初，只有军事长官的武将，缺乏地方官吏，无法教化百姓、治理城市。形成的一个惯例就是攻下城池，屠杀殆尽，扬长而去，这样可以使战争后续成本降到最低。
直到蒙元大军统一天下的中后期，出于对被征服地区经济、农业的恢复和政治稳定的需要，才在耶律楚材建议下成了最高行政机构——中书省，使得国家对地方的治理逐渐走向正轨。
战斗中的蒙古骑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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残忍屠城政策转变。
在征服南宋等政权过程中，颇受儒家“德治”思想的深刻影响，蒙元大军屠城思路开始逐渐转变，在灭南宋战争中，屠城事件相对逐渐减少，堪称是人口损失最小的一次灭国征服。
中国流传两千多年的儒家思想认为，以德治国、平天下具有强烈的感化力量，为政治国不外以德化民，也就是说不能靠简单的杀戮来实现。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日:于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常，草上之风，必偃。＂（《论语·颜渊》）
这种追求仁爱、德政、教化感化百姓的儒家德治思想，作为中国古代政治思想的主体，还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中国历史的面貌，甚至潜移默化地影响、同化了入主中原的蒙古、女真、鲜卑等游牧民族的政治、军事等统治策略。使得蒙古帝国统治高层对屠城的政策、态度出现了明显之转变。
譬如蒙元开国功臣、著名将领木华黎就开始带头纳谏，制止一些盲目屠城、滥杀俘虏等野蛮行径。
蒙古骑兵
史载，在征服河北燕赵等地时，木华黎麾下大将史天倪原为燕人，军纪严明，作战勇猛，深得木华黎器重。
蒙古大军攻打至河北正定时，金将武仙投降，而在此前战役中，武仙曾有固守城池负隅顽抗之举，惧怕蒙军报复俨然成了其寝食难安的一大心病。
时任河北西路兵马都元帅的史天倪对木华黎道：“今中原粗定，而所过犹纵兵抄掠，非王者吊民伐罪意也。且王奉天子命，为天下除暴，岂复效其所为乎！”木华黎说：“善”。遂下严令，敢有剽掠者，以军法从事。
木华黎此举，严禁士兵剽掠，俘获老幼非但不杀，而且全部遣返回乡，当地百姓人心迅速安定下来，很快征服河北等地。
《元史》记载，十三世纪之初，蒙古大军屠城还是家常便饭，可是到了征伐南宋之时，血腥屠城已大为减少，甚至忽必烈还下发了“不得枉杀无辜”的限屠令。
元太祖十四年（公元1219年），“秋，木华黎克岢岚、吉、隰等州，进攻绛州，拔其城，屠之。” （《元史·太祖本纪》）
忽必烈南征南宋之时（公元1274年），曾下诏令曰：“……无辜之民，初无预焉，将士勿得妄加杀掠。”（《元史》）
元世祖忽必烈画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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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中书令耶律楚材，发挥的重要作用。
身为契丹人的耶律楚材，是辽太祖耶律阿保机的的九世孙。颇有谋略，精于汉文化，深受儒家思想熏陶，被成吉思汗俘虏后，受到重用，很快成为大汗身边最重要军师谋臣，经常出谋划策，晓之以治国安邦之道。
蒙古帝国成立初期，缺乏文官治理城市，每攻下一城便残暴屠城，衍生了诸多棘手社会问题。
为此，耶律楚材上奏建议：凡州郡宜设长吏专理民事，万户总军政，凡所掌课税，权贵不得侵之。”肆意屠杀的状况，开始得到有效减轻。
大汗窝阔台还根据耶律楚材的建议，设立了最高行政管理机构中书省，任命耶律楚材为中书令，制定各种规章制度，对帝国城市进行规范化管理，逐渐使蒙古帝国的统治秩序出现了可喜新气象。
孔子塑像
元太宗时，丞相伯颜曾建议大汗窝阔台大规模屠杀北方汉人，窝阔台点头同意对拼死守城的汉人进行屠城，一个不留，一时间北方汉人濒临种族灭绝的严峻危机关口。
然而，帝国最高行政长官、中书令耶律楚材却对此荒唐建议坚决反对，他反复劝说元太宗放弃这种野蛮的屠杀政策，最终元太宗采纳了他的积极建议。这样，耶律楚材挽救了大量中原百姓性命，等于逃过了一劫。
在恢复中原大地治理上，耶律楚材极力推行儒家文化，为此保护起用了大批饱学儒士。
公元1230年，耶律楚材在中原辖区设十路，每路都任命正副课税使，这些课税使都由汉人儒士担任、这也是蒙古最高统治集团大批任用汉人之始。蒙古灭金、征伐南宋时，许多名士如元好问、越复、窦默、王磐等人都被保护并起用，这对北方学风兴盛发挥了积极影响。
楚材还进奏:“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业，非积数十年，殆未易成也。”太宗说:“果尔，可官其人。”楚材便请举行科举考试，以经义、词赋、论分为三科。“儒人被俘为奴者，亦令就试，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为奴者四之一。”（《元史·卷146·耶律楚才》）
这次许多考中之人，如杨奂、张文谦、赵良弼、董文用等后来都成为忽必烈时代的名臣，为元代汉化及社会进步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史书记载，元世祖忽必烈很小时，就跟随在耶律楚材身边，增长学识，耳濡目染，深受其思想影响。在执政后的灭宋诸役中，忽必烈摒弃了大肆屠戮的传统办法，积极采取安抚招降的策略，大量收抚南宋降将，委以官职，稳定地方。譬如他曾许诺高官厚禄，多次耐心劝说南宋杰出宰相文天祥投诚，以此笼络南宋民心。
难能可贵的是，元世祖忽必烈在伯颜大军霍霍出征之际，仍然不忘苦心告诫他万不得已不要屠城、滥杀无辜，这一进步、人道、眼光长远的以德治国策略选择，在元灭南宋过程中，无疑发挥了重要作，杀戮屠城野蛮暴行较过去大为减少，也可算是十三世纪残酷血腥战争中罕见的一抹亮色。
“乙未,伯彦等陛辞,帝（忽必烈）谕之曰:‘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杀,是吾曹彬也。’”（《元史·本纪·世祖忽必烈》）
参考书籍：《元史》、《中国古代战俘史》、《蒙古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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