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恐鹿”的复活之路
▲ “恐”族之一的恐鸟，大约在1850年绝灭，那时，麋鹿已经只存在于皇家南海子苑囿之中了
发现这世界上有恐龙、恐狼、恐象和恐鸟之后，我那个古怪精灵的女儿曾经问我，世界上有没有恐鹿这种动物呢？这句话问得我不禁莞尔，因为在小小魔女的眼中，我这个老爸一直是圣诞节时刻，那头专门运载礼物的驯鹿呢。这恐鹿的名字？不知道是什么时候钻到她脑子里去的？难道丫头潜意识里觉得老爸很恐怖？
我给她找到了一头已经绝灭了的鹿的化石，问小小魔女是不是符合她对于恐鹿的想象？
小家伙一个劲的点头。实际上这种看起来狰狞的鹿，在自然界中应该是平和的动物。这便是曾经生活在从北欧一直到北京周口店的大角鹿。大角鹿有很多品种，在北京的大角鹿被称为肿骨鹿，有着展开可以达到三米多的大角。
而更令人惊讶的是，科学家们发现这种恐怖的角每年都要脱落一次。这使我们不得不怀疑，当“恐鹿”们活着的时候，由于不得不生长这么大的角，自己会不会得缺钙，或者骨质疏松这一类毛病呢？
大角鹿在几千年之前便已经灭绝了。据说与和人类的生存竞争有关，所以我们不可能得到它们的照片。
但是，在中国的华北地区也有一种长着巨大鹿角的鹿得以幸存下来。最初由于它们的鹿角在某些季节会变得非常庞大。我曾经怀疑它们与大角鹿这种已经绝灭了的动物，有某种亲缘关系——或者说它干脆是一种“中国恐鹿”。
实际上这不仅是我的想法，最初科学家也曾经认为这种叫做麋鹿的动物和大角鹿有着亲密的血缘，最初的大角鹿是在爱尔兰发现的，当时就被命名为“爱尔兰麋鹿”。
不过后来证明它们之间的关系就像青蛙和蟾蜍那么远。
麋鹿不仅和大角鹿有着相似的外形，也有着相似的命运。它们生活在中国华北地区曾经密集而湿润的沼泽湖泊附近。在中国的《诗经》中可以见到“野有麋鹿，宜有荒草”的诗句，“呦呦鹿鸣，食野之苹”，说的应该也是麋鹿，它们的出现常常伴随着古人对于爱情的描写，可见叫人家“中国恐鹿”完全名不副实。
但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增加，也随着气候的变迁，华北地区变得干旱而更加寒冷，从大约一万年前开始，麋鹿逐渐失去了自己活动的空间。按照欧洲科学家的观点，麋鹿应该是在公元200年左右在野外绝灭的。
然而在中国本土，这种说法显然缺乏依据。
因为在明代冯安书的诗中还有这样的句子——“麋鹿春游室半残，离离荒草不堪观”。由此可见，在明代，中国的野外仍可见到麋鹿的踪影。不过到清朝后期，随着人口的膨胀，麋鹿的确在野外已经消失，只有在南海子的皇家猎苑之中，还可以见到它们的踪影。
可惜的是至今我们没有找到当时人们拍摄下的照片，所以此时的麋鹿究竟是怎样的情态，只有从“大卫神父”的画像之中可以揣摩了。
大卫神父，即皮埃尔·阿尔芒·戴维，1826年生于法国的巴斯克地区。这是一个靠近比利牛斯山脉的边疆区域，今天那里分离主义势力引发的种族骚乱经常登上各国的报刊，但在戴维出生的时候，当地只是一片祥和而充满自然气息的土地。
受到热爱自然的父亲的影响，阿尔芒从小对野外的动植物很感兴趣。出于信仰的原因，他在1848年加入了宣教会，学习神学，一度被派到意大利。1862年被派到中国传教——估计当时的宣教会神父们没有想到他们的这个决定，为世界造就了一个了不起的博物学家。
戴维是在北京传教期间，见到了这种东方神秘的动物。在西方世界，麋鹿的名字便是用他的名字来命名的，被称为“戴维神父鹿”。
▲ 到达中国后的阿尔芒·戴维神父
戴维神父在中国活动期间，由于在信中描述了中国一些奇特的动植物，而受到当时欧洲博物学者的重视，他们为他提供了资助，使他得以在中国各地进行动植物学的考察。这也是当时很多传教士在中国工作之余所做的事情，但大约没有一个人做的比戴维神父更好。
戴维接触到麋鹿的过程带有一份冒险的性质。1865年戴维在北京逗留期间，得知在京城南部的皇家公园南海子有一种不寻常的鹿。但是，这个所谓的“皇家公园”与今天的公园完全不同，它是一个特殊的自然保护区，专供清朝皇帝射猎之用，因此一般人被严格禁止进入这片地方，并有士兵守护。
戴维出于好奇贿赂了守门官兵而得到一个机会进到园中，观察这种动物，而且当时被严格嘱咐这样的机会只此一次。
圆明园被毁前的规月桥，从角度推断，也是某个被太监偷偷带进园子里的外国人拍摄的，但是无人认领，会不会也是戴维神父这次冒险时拍的呢？
不管是不是，反正戴维没有给麋鹿留下照片。见到这种被中国人称为“四不像”的动物，戴维神父十分惊讶，他将这种动物画成了画像，也使外部世界第一次知道了这种“颈似驼，蹄似牛，尾似驴，角似鹿”的特殊动物。也正是他设法在此后“在打开的篱笆墙上继续挖洞”，得寸进尺使得看守们为他提供了一头麋鹿的皮张。于是一个新的动物种，就这么被外界了解到了。
可惜的是南海子的麋鹿群在1895年遭到一次劫难而损失惨重。那一年由于发生水灾，御苑的墙壁破坏，麋鹿大量出逃，但出逃的麋鹿基本被周围的村民捕食，残存的鹿群只剩30余头存活于这个“皇家自然保护区”中。
到了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的时候，德国军队占领了南海子，士兵们并不知道这种鹿的珍贵，剩余的30头麋鹿成了他们猎杀的目标，这种动物就此在故乡绝灭。
幸运的是在此之前已经有三头麋鹿被运到了欧洲，并得以繁衍保存下来，它们的后代后来生活在英国的乌邦寺修道院，那里有大片与当年中国华北相似的湿地和草原，使麋鹿可以在半野生的状态下安然生存。
▲ 乌邦寺的麋鹿群
因为是戴维神父发现的这种麋鹿，后来麋鹿被送到了欧洲。所以有很多人想当然地认为，正是戴维神父给乌邦寺修道院送去了这种动物，保存了最后的麋鹿。
其实这两者之间并不存在直接的关系。是当时驻华的法国大使馆设法从清朝宫廷获得了出口三头麋鹿的许可。而最初它们也没有被放在乌邦寺修道院，而是存活于欧洲的动物园中，只是动物园并不能良好的完成它们的繁殖。
如果事情照这个版本发展下去，麋鹿很可能如袋狼或者里海虎一样，在动物园中终结最后的命运。
被称为“塔斯马尼亚虎”的袋狼，曾经生活在澳大利亚的动物园中，但由于没能解决繁衍问题，最终于上个世纪30年代绝灭。
幸好这件事情得到了英国第十一世贝德福德公爵的注意。这位公爵曾经是贝德福德军团的上校，一生都非常关注动物的保护。在1899年到1936年期间，他曾经担任伦敦动物学学会的主席。根据动物学家珍妮·古道尔在书中所写的情况，麋鹿在中国本土绝灭之后，正是贝德福德公爵从欧洲的动物园获得了剩下的几只鹿，并且将它们放在乌邦寺修道院进行饲养。
非常幸运的是这位并不见得懂得很多动物学的公爵，却把麋鹿放在了一个很适合它们生活的地方。在20世纪80年代，这批麋鹿中的一部分被引回了中国，重新在故土上得以繁衍。
▲ 乌邦寺修道院的准成年麋鹿
麋鹿的野外绝灭和重获生机可以说是人类与动物之间一个和谐的循环，所以尽管我们手中并没有在历史时期麋鹿留下的照片。但我们仍然认为它属于那个时代“看见中国”的一部分，因为透过麋鹿的命运，也许我们可以窥见中国历史的某一侧面。
好了，说到麋鹿，其实我们总会绕不开那位好奇的戴维神父的。而我们说到其他传教士都没有他的博物学成就，这一点应该毋庸置疑。戴维在中国考察期间，先后发现了60多种原来欧洲人所不知道的中国动物。
这这不仅仅是一个数字，因为他发现的这60多种动物中有很多堪称中国的标志性动物。比如世界最大的两栖动物大鲵（在日本等地也有大鲵，但长到能令人恐怖的尺寸，只有在中国）、金丝猴、藏酋猴等。特别是在他留下的关于麋鹿的画像之中，还出现了另一种神秘的动物。
▲ 注意画面的左上角
这种神秘的动物便是被他称为“两色熊”或“黑白熊”的大熊猫。
是的，戴维神父正是最早接触到大熊猫的西方人之一，并且第一个获得了熊猫的毛皮标本。直到今天，在欧洲还有些地方把大熊猫称作“戴维神父熊”。
只是有一点，我们不得不纠正。那就是在真实的自然环境中，麋鹿和大熊猫是不大可能同框的。大熊猫是生活在高山深谷之中的动物，而麋鹿则是在平原的沼泽中活动，二者如果出现交集，那恐怕只有熊猫饿极了，下山想弄个猎物打打牙祭的时候吧。
不过，考虑到戴维神父在中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动物学对世界来说仍然是一个谜题，出现这种错误也算可以原谅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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