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美國人而言，高等教育是通向成功的階梯——只要努力學習，就可以進入中產階級。大學學位有助於保障工作和財務安全。現如今，這個階梯已經搖搖欲墜。美國教育部的數據顯示，來自社會經濟底層的學生中只有不到15%在24歲擁有學士學位，而中等收入和高等收入人群中，美國學生的大學畢業率飆升。2019年12月31日，美國《高等教育紀事報》刊髮卡琳·費舍爾 (Karin Fischer) 的文章，對這一問題進行了討論。
原文：《高等教育紀事報》：高等教育未推動社會流動
編譯 |毛心怡
圖片 |網絡
高等教育促進社會流動性並不是一個全新的概念。1947年，美國總統高等教育委員會（後更名為杜魯門委員會）提出，將更多的美國人送入大學應成為國家的優先事項。為了能將大學升學率提高至少一倍，該委員會呼籲聯邦政府為有需要的學生制定經濟援助計劃。同時，委員會成員還在報告中寫道“民主社會不能容忍僅有富裕階層能接受教育。如果上大學的機會僅限於高收入階層的人，那麼社會階層將一成不變，而這不是美國想要的未來。”
現如今，提高大學入學率已經成為當務之急。對於大部分美國人來說，獲取一個高等學位已經不再可有可無，而是生存的必要。
佩爾大學高等教育機會研究學院的資深學者托馬斯·莫滕森（Thomas G. Mortenson）說：“經濟的變化使社會對教育的需求倍增。我們的世界已經改變，進入中產階級的唯一途徑就是接受高等教育。”那麼，高等教育為何無法實現其初衷？
原因之一是學費的增長。隨著大學學位對於經濟福祉變得越來越重要，理想的狀態是每個人——無論其家庭背景——都能通過自己的努力得到學位。
然而，美國各個聯邦、州，甚至大學的計劃和政策已經發生了轉變，開始取消一些幫助學生支付學費的獎助學金政策。以佩爾助學金為例，該獎學金在頒佈時能夠支付四年制公立大學將近80%的費用，而現在只能支付30%左右。美國國會並非沒有增加佩爾獎學金的聯邦預算和支出，然而，學費的上漲使得國會難以負擔這筆龐大的開銷。
原因之二是大學排名，例如《美國新聞與世界報道》年度頂級大學的排名。
這一排名包括多項有利於富裕學生的衡量標準，比如學業能力傾向測驗（SAT）的成績。學生在這些標準化考試中的表現與家庭收入密切相關——收入高的學生在測試上平均要比收入低的學生高130多分。經濟困難的學生由於買不起昂貴的考試預備課程，已經輸在了起跑線上。哈佛大學研究社會經濟流動性的經濟學家拉吉·切蒂（Raj Chetty）表示，在常春藤盟校的大學中，收入水平最高的前1％的家庭學生要比來自收入水平後50%家庭學生的一半還要多。換言之，來自高收入1％的學生去常春藤的可能性是年收入不到3萬美元的家庭的77倍。
原因之三是大學間的合作。由於大學學費高昂，來自低收入家庭的學生首先會選擇在社區大學就讀。
這意味著如果他們想獲得學士學位，就必須轉入四年制大學。但是，只有14％的社區學院學生成功地完成了轉學，並在六年內獲得四年制本科學位。哥倫比亞大學師範學院社區學院研究中心的一項研究表明，對於低收入學生而言，轉學和畢業的比例僅有10％。大學往往沒有明確的指導來告訴學生社區大學的學分能否計入學士學位，因此學生常常無所適從，中途放棄。
大學可能無法完全消除社會不平等現象，但仍是我們現有的能改變代際貧困的最好手段。如果我們的大學、學者、政策制定者能夠更加關注社會大眾對教育的需求並促進教育公平，想要兌現高等教育在幾十年前作出的承諾也並非沒有可能。
文章原載於社會科學報第1690期第7版，未經允許禁止轉載，文中內容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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