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縱橫家趙蕤 (ruí）在其著作《反經·察相篇》中說：“雖雲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貌度性，失之子羽，然傳稱無憂而戚、憂必及之，無慶而歡、樂必還之，此心有先動，而神有先知，則色有先見。”
意思是：即便說根據言語和相貌判斷一個人就會發生像冤枉孔子的學生宰予和子羽那樣的錯誤，然而《左傳》上說：“沒有憂慮卻心情悲傷，那麼憂愁一定很快到來；沒有快樂的事卻莫名其妙地突然歡喜起來，那麼快樂也會馬上降臨。”這就是說，人們的心理和神志對即將來臨的憂與喜有一種超前的感應，心神預感到後，就會首先在面容上反映出來。
識人要以氣為主，內在之氣就是人的精神，外在之氣就是人的氣色，觀察一個人的“氣”既要看精神又要看氣色。
曾國藩通常對有善氣、靜氣、輕氣、書卷氣、士子氣、清剛之氣、剛硬之氣、倔強之氣、口氣飛揚的人有好感，而對有俗氣、濁氣、浮華氣、庸闇之氣的人不予重用，這樣的人氣不足。他所說的氣就是我們今天說的一個人從內到外給別人的感覺。
人生要經歷幼年、青年、中年、老年四個時期，每個時期因為生理和心理的發育會表現出不一樣的氣色，就像一株樹，剛長的時候，嬌嫩稚氣，在生長的過程中，生機蓬勃，顏色鮮綠，到達枝繁葉茂的時候，整棵樹都色澤豐豔，而到了後期，色澤也會變得素樸。因此不要犯機械的錯誤，認為一個人的氣色是一成不變的。幼年時稚氣色淡，青年時氣勃色明，中年時氣盛色豔，老年時氣實色素。同時人的氣色也隨季節、氣候變化，“春青、夏紅、秋黃、冬白”就是人在不同季節的不同氣色。
曾國藩注重培養人的耿直浩然之氣。一個人想成大器一定要有“豁達光明之胸”，如果只是“如農之力穡，如賈之趨利”人生不會精彩，也幹不成大事。那麼如何獲得成大器的胸懷呢？曾國藩提到了養浩然之氣。在給胡林翼的書信中曾國藩談到自己很欣賞孟子的“善養浩然之氣”說和莊子的“逍遙說”。
古時相面者認為氣色平和是富貴的象徵。而氣色兇惡、容貌不端正是貧賤的面相。觀看人的氣色可以知道情緒的好壞，並且能夠預知人的命運。
《麻衣神相》中有觀色識人的描述：身三停及面部三停都生得豐滿，相貌端正，精神安靜，氣色和平，是得到富貴的基礎，如果相貌生得有缺陷，欹斜不正，色澤昏暗，氣色相貌醜惡的，就屬於貧賤相貌。而在這方面最精彩的記載要數《大戴禮記》：
歡喜的顏色油然而生；憤怒的顏色怫然而生；有慾望的顏色嘔然而生；恐瞑的顏色薄然出現；憂愁悲痛的顏色壘然而靜；真正智能之士的顏色難以窮盡；真正仁德之士的顏色受人尊敬；真正勇敢之士的顏色震懾威赫；真正忠心之士的顏色可親可敬；真正廉潔之士有難以汙染的顏色；寧靜之士有可以信賴的顏色；本質純正的顏色明朗皓白，安定鎮靜；本質欺偽的顏色煩亂不堪，使人厭倦。
看一個人的氣色好壞，最好是在他剛起還沒有吃早飯的時候，這時人神清氣靜，沒有與人或事物打交道，心態自然，氣色真實。觀看氣色主要看面部，同時也要綜合人的各個部位。
除了少數喜怒不形於色和城府很深的人以外，一般人的各種感情都會在外部表露出來，即使有意隱瞞也不一定能夠完全隱瞞得住。因此，對絕大多數人來說，都可以通過氣色來了解其思想性格和內心情緒。
《帝王世紀》有一段記載，說的是商容和殷商百姓恭候周朝軍隊進入商都朝歌的情景。當畢公來到時，殷商百姓都說這是他們的新君主。但商容卻不同意，他認為來人顏色面貌十分威嚴但呈急躁之色，所以其並非國君。因為君子遇到大事會呈現出誠恐之色。之後太公姜尚到來，這時百姓們都說，這位大概是新君主了。商容依舊否定，他說姜尚的顏色相貌，像鷹一樣果敢勇武，像虎一樣威武雄壯。此人率軍對敵勇往直前、奮不顧身，會增加軍士們的勇氣，但不可能是新君主。此時，周公旦來到了，殷商百姓又說，這應該是新君主吧。商容還是不同意，他說從此人臉上充滿著歡欣喜悅之氣，其志向是除去奸佞小人，他並不是天子，而可能是周朝的相國。最後，周武王出現了，殷商百姓說這位無疑一定是新君主了。商容終於不再否認，他說這一位的確是新君主，因為他作為聖德之人，為天下百姓除掉昏聵腐朽的惡君，但是見惡不露怒色，見善不現喜氣，顏貌氣色十分和諧，所以當是新君主。商容以氣色觀相，才作出了正確的判斷。
人稟氣而生，氣為至精之寶，“氣乃形之本，察之見賢愚”。古人認為，人有壽天、貧富之不同，“氣”有清濁、昏明之分，這些都是通過氣反映出來。通常，仁厚之人，體現出平和溫順之色；勇敢頑強之人，往往流露剛毅強健之色；而聰明睿智之人，則有達觀明朗之色。通過氣色，有時甚至能洞察個人內心的真實想法和決定。正所謂，觀人先觀氣，氣定而神思可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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