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犊，字墨犀，1913年4月9日生于崇明县城西元六港一户地主家庭。因祖父、父亲和他都生于牛年，故取名“犊”。3岁丧母，由祖母和继母抚养长大，5岁由塾师教其识字，8岁能在祖父面前复述《水浒》等古典小说的故事梗概，9岁进入高等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先拜师攻读国学，后至无锡国学研究所学习。他勤奋好学，成绩优良，写得一手好文章，且不避艰难，敢作敢为，老师既感叹他的智力过人，又喜欢他的倔强性格，同学们亲切地称他“牛大哥”。1929年，进入上海吴淞中国公学大学部文学系学习。当时学校中政治斗争尖锐复杂，他热情地站在进步力量一边，组织同学对反动的学校当局作斗争。他还经常慷慨解囊，为贫苦同学排忧解难。
1934年，瞿犊大学毕业。目睹“九一八”以来民族危难、反动势力猖额、社会暗无天日、人民苦不堪言的悲凉情景，决心从事教育事业。先在上海民华职业中学任教，翌年，又接办私立振德中学，并任校长。这期间，他在学校结识了共产党员沈鼎法、顾南洲。在他们的影响帮助下，瞿犊坚持进步教育，因而屡遭反动当局的干涉，学校被迫停办。第二年，他又集资接办德润小学，自任校长，继续进行抗日宣传活动。
1937年8月13日，淞沪会战爆发后，学校被迫停课。瞿犊辞去校长职务，放弃了上海的校舍私产，来到海启交界的久隆镇三本堂，先在小姑母家落脚。1938年春，按“包三石”交了租的农民，不少人家揭不开锅，而粮户囤积居奇，不肯借粮。瞿犊挺身而出，挨家挨户发动农民向地主借粮。起初，农民怀疑这位沙家仓地主侄子的诚意，不敢跟他讲真话。但很快，他们发现翟犊是在真心诚意地帮助他们摆脱困境，于是大家跟着他向地主去借粮，取得了斗争的胜利。瞿犊因此赢得了群众的信任。
1938年3月下旬，日本侵略军相继侵犯海门、启东，瞿犊着手组建抗日游击队。他找了几个平时信得过的青年给他们讲抗日保家乡的道理，动员他们参加游击队。不几天，一支10多个人的小队伍成立起来了，取名“两乡巡逻队”，瞿犊任队长。接着，瞿犊动员在地方上有威望的姑父帮他一起筹集枪支。经过一番努力，凑起10支长短枪和一些子弹。
1938年4月9日，两艘日军运输船从海门茅镇到启东汇龙镇途经石陀港，瞿犊得到侦察员的报告后，决定选择河边的一个大坟树园作为伏击点，打一次伏击。他指挥队员隐蔽在一个个坟墩后面，要大家沉住气，耐心等待日船的到来。下午4时，七八个日本兵乘船由北向南而来，船临大坟树园时，瞿犊振臂一呼：“打！”10支枪一齐开火，队员们随即冲向河边，日军被这突然的袭击打懵了，扑河逃走。瞿犊指挥战士迅速将弹药、自行车、糖果、饼干等战利品运回。这一仗打过后，翟犊带着队员把缴获的子弹送到另一支抗日部队——启东抗日义勇军指挥部，受到义勇军的热烈欢迎。瞿犊与义勇军负责人顾南洲商议，将两支部队联合起来，共同抗日。
4月14日，翟犊接到义勇军指挥部通知：汇龙镇的日军明天将经久隆镇撤回海门茅镇，指挥部要他们再打一个伏击。第二天一早，他把全队人员分成短枪组、长枪组，埋伏在久隆镇东市梢小横河两侧，准备夹击敌人。上午10时左右，敌人刚进入伏击圈，两组战士一齐开火。由于日军拼命挣扎，瞿犊考虑到敌我火力悬殊太大，当即决定打了就走，迅速组织部队安全撤退。
瞿犊率部两次抗击日军，引起了极大的反响，瞿犊的名字从此传遍海启地区，不少青年慕名而来。部队扩大到百人。为了解决部队的给养，瞿犊毅然将他父亲在启东的140亩土地卖掉，作为部队经费。他又主动同抗日义勇军联系，将他的部队编为启东抗日义勇军第四中队。瞿犊被委任为义勇军副总指挥。
当时，南通地区杂牌部队蜂起，司令如毛。启东抗日义勇军因没有所谓的合法番号，无法独立生存，不得已加入国民党江苏第四行政督察专员公署特务总队，编为第一、第四两个大队。翟犊任四大队长，驻南通县刘桥一带。
1938年6月，翟犊因不满特务总队的排挤打击，与该部决绝，率部离开刘桥回到启东曹家镇一带。
7月3日，瞿部突然遭到陆洲舫的江浙边区护航游击队袭击，瞿犊率部奋力突围，转移到南通县余西镇一带。7月底，江苏省委派共产党员王进到瞿犊部队开展政治工作，从此，两人结下了生死与共的战斗情谊。通过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政训主任茅理的关系，部队编为国民党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独立大队，瞿犊任大队长，部队仍驻刘桥。
8月11日，翟犊组织部队向盘踞在土地堂的日军发起攻击，打死敌人5名。次日，日伪军数百人，挟大炮等重武器分兵合击刘桥，企图报复。翟犊率部巧妙地避开敌人的正面袭击，辗转将部队带到启东久隆镇一带休整。
此时，国民党江苏省政府主席韩德勤，实行反动的“限共”政策，公然下令逮捕通崇海启抗敌指挥部的茅理，并把矛头指向瞿、王的抗日队伍。为了有效打击敌人，防止不必要的牺牲，翟犊、王进、茅理商议后，决定由茅理赴皖南新四军军部汇报工作，翟犊暂离独立大队，去崇明开辟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保持原有建制不变，番号改为通崇海启四县抗敌指挥部一支队第三大队，王进暂留该部工作。瞿犊一回崇明就把原来分散的抗日武装组织起来。为加强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他又将王进请到了崇明。在3个月内，瞿犊组建了崇明民众抗日自卫总队部，指挥了堡镇、蚌壳镇、小竖河战斗，崇明的抗日武装斗争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在此期间，瞿犊实现了自己的愿望，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1939年1月6日，瞿犊得悉在南通的“通指”一支队三大队，到海启地区开辟抗日武装斗争，即率3个中队200余人乘船北上，到达启东二厂，与王澄、姚力领导的独立大队会合。此时，韩德勤部下常备五旅孙信符、常备二旅张冀两个旅也到达启东，诬蔑瞿犊、王进部队图谋不轨，扬言要予以处置。孙信符属下的国民党海门县常备支队支队长张能忍部，在启东合兴镇扣留了原启东抗日义勇军负责人。
瞿犊为了维护民族利益，从团结抗日的大局出发，决定与孙信符谈判。1月10日清晨，瞿犊离开久隆镇，先抵合兴镇与张能忍交涉释放抗日干部事宜，后赴汇龙镇与孙信符谈判。中午，王进恐瞿犊遭意外，率4名战士赶往汇龙镇。此次谈判因孙信符缺乏诚意而不了了之。当晚，瞿犊、王进等由汇龙镇返回驻地，途经合兴镇时，突然遭到预谋埋伏在路旁的张能忍部逮捕。张能忍以瞿、王交出人、枪为释放条件，瞿犊、王进严词拒绝，反革命剑子手张能忍于深夜将瞿犊、王进绑至合兴镇以东的乡间秘密杀害。年仅26岁的抗日志士瞿犊、19岁的共产党员王进，为了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宝贵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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