摯潷畫畫紅塵
明朝晚期的社會矛盾是非常尖銳的。
明亡，除了天災（小冰河時期）外，很大程度上就是社會矛盾集中爆發後，當時的統治者崇禎帝朱由檢沒有及時採取有效措施進行社會矛盾轉移，才會走向最後的絕路。
當然，從今天的角度來看，崇禎帝在登基的最初幾年裡還是有機會拯救大明的。
可惜，沒有經過帝王系統教育的崇禎帝，真的應了那句“當局者迷”的古話，以至於在他做皇帝的十八年（天啟七年登基，崇禎十七年明亡）裡，局勢頹廢的無法收拾。
期間，即使有大臣提出瞭解決方案，如：和後金議和、遷都南京等，如果實施，也許，大明還能延續，但最後也都被所謂的道德所束縛，而導致無力迴天。
明亡，不可避免。
那麼，明末社會矛盾有哪些呢？汪郎以為，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一、無法遏制的文官集團導致中央權力失衡，誘發了政治、經濟等其他問題。
政治，講究的是平衡！
自明初“仁宣之治”以來，明朝文官集團在經歷了洪武、永樂的低迷後，開始登上政治舞臺，而相對應的，在皇權扶持下，宦官勢力也隨之抬頭，成為和文官相抗衡的一股力量。
天啟朝時，以魏忠賢為首的“閹黨”本質上，就是皇權支持下和以東林為首的文官集團抗衡的勢力。
崇禎登基後，剪除“閹黨”是沒有問題，但沒有扶持自己的親信宦官在朝中形成勢力，使文官失去了被皇權監督下的約束，從而導致了眾多問題的爆發。
1、黨爭延續，文官大都陷入了黨爭，為國憂愁，為民生計者寡！
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縱然，明末黨爭始於萬曆，在天啟朝時得到加強。朱由檢登基後雖然剪除了閹黨，但他不願意擴大打擊範圍，只是對閹黨核心成員開殺戒，這也就使得很多外圍閹黨成員隱藏朝中，從而促使黨爭在崇禎朝得以延續。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袁崇煥之死。
袁的死固然有朱由檢對他的猜疑，但實質卻是閹黨殘餘勢力以及部分陰謀者試圖借袁崇煥打擊東林錢龍錫（關於袁崇煥，汪郎會專門寫文討論），從而對東林發起攻擊，奪取崇禎朝的大權。
而黨爭的惡果就是，參與黨爭的人只是為了反對而反對，根本不顧自己的政敵提出的策略是否於國有利、於民有益。在這樣的風氣之下，又失去了東廠、錦衣衛兩大耳目的信息提煉，朱由檢逐漸失去了對朝堂的掌控。
2、財政困難，賦稅來源由天啟朝時期的商人為主，轉為了農民為主，沉重的賦稅壓垮了農民的肩膀。
“士農工商”是封建王朝的社會等級制度，商人無論各朝，社會地位都是最低的。然而，明末時，這種情況卻完全顛倒了，商人的社會地位日益提高，成為上層社會的主流，“士商工農”是當時的社會現實。
“以農為本”的大明朝，農民居然淪落到了社會底層，這是社會矛盾最為突出的原因，而文官勢力是導致社會階層變化的根本原因。
明末資本主義萌芽的蓬勃發展，使得朝堂上的文官其背後都有商人背景，如：東林黨代表的是江南新興工商業和小地主階層，浙黨的背後是海商和大地主，齊黨、楚黨依附的是權貴和傳統內地大地主階層等，這也使得萬曆、天啟兩朝收取商稅時遇到的阻擾是很大的，但因為各派之間還有不同的政治訴求，故此，朝廷還能收得上商稅。
然而到了崇禎朝，因為沒有了宦官勢力，有的只是不同的文官派系，故而各派雖然在政治上進行鬥爭，但在賦稅上卻達成了同盟，完全轉嫁到農民頭上，加重了農民的負擔。
二、土地兼併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失地農民，失地軍戶成為明末起義軍的主要來源。
如果說黨爭是扒開大明朝的屋瓦，那麼土地兼併就是在挖大明朝的牆角。
在“以農為本”的古代，農民是一個王朝的根本，一旦農民失去了賴以生存的土地，那麼這個王朝離滅亡的時間就不遠了。
明朝的土地兼併分為兩種情況，而這恰恰是明太祖朱元璋構建大明的根基。
1、地主官僚階層兼併土地。
因為元末動亂，導致大量無主土地的出現。洪武時，為了天下安定，朱元璋實行了“修養生息”的國策，建立黃冊、魚鱗冊制度，統計人口，分配民田，減少官田，並鼓勵農民墾荒。
但隨著明朝社會生產力的進一步發展（手工業、商業），尤其是明朝官僚體系制度的日益完善，百姓為了躲稅、避稅，以及民間地主階層的強取豪奪，明初制定的黃冊、魚鱗冊制度相繼遭到破壞，土地開始集中，失地農民增多，開始向經濟發達的城鎮聚集。
但無論是江南，還是內陸，工商業的承載量是有限的，這就使得大量無地耕種的農民淪為流民，逐漸成為明朝社會的不穩定因素。
2、衛所千戶、百戶兼併土地。
軍戶是明太祖朱元璋在明初實行“休養生息”國策時，在全國範圍內建立的軍事衛所以及軍隊屯田制度，一方面加強了大明對地方的軍事威懾，另一方面加強了軍隊自給自足，減少中央財政支出的壓力。
平心而論，這是一項近乎完美的軍事制度，但問題就在於，朱元璋忽視了軍戶們的繁衍能力以及對改變身份的渴望，同時還忽視了地方衛所的指揮官千戶官、百戶官對財富的渴望。
這樣的後果就是，因為嚴格的限制條件，導致很多軍戶在戶籍上受到束縛，一人從軍，世代從軍，無論是走科舉道路，還是脫籍，都很困難；而那些衛所的千戶官、百戶官，雖然為官，但也因為身份的限制，無法向民戶那樣自由，財富壟斷只能是兼併自己手下軍戶的土地。
關鍵還在於，無論戍邊，還是征伐，軍戶還要承擔各級官僚對自己役使，月糧剋扣，故此，到了明末，軍戶逃亡也就成了不爭的事實。
逃亡的軍戶也就成為明末另一股不穩定因素。
三、軍人尾大不掉，募兵制的軍隊和家丁制的軍隊開始不受朝廷約束，逐漸轉化為地方軍閥。
軍戶制度的破壞，隨之而來的必定是軍事制度的改革，迎來的是募兵制和家丁制，但這也造成了明末另一項社會矛盾，即，日益軍閥化的地方軍事首領和中央集權的矛盾。
何為軍閥？即以武力為後盾，割據一方，自成派系的軍人或軍人集團，雖然承認中央政府，但更多是我行我素，忽視國家的秩序法律。
而在中央集權下，對於地方軍事首腦的要求是，以兵部指令為行事準則，接受兵部的領導和指揮。
事實上，明初的軍人地位是很高的。
然而，隨著明初“文武共治”的政治架構，轉變為“以文為尊，以武為卑”的制度格局，軍人的地位也隨之下降，哪怕是官職上的同級別，以文御武的思想已經達成共識。
在這樣的觀念下，尤其是在大明面臨著內憂（農民起義軍）外患（後金）的情況下，掌握一方軍權的地方總兵，在發現中央政府的權威減弱下，趨於軍閥化或者徹底淪為軍閥也就非常明顯了，如崇禎朝時的皮島毛文龍。
先不論毛文龍牽制後金的作用大不大，但毛文龍不受朝廷控制，轉變為軍閥的趨勢已經明顯。
而在崇禎朝，已經徹底軍閥化的當屬遼東關寧系中的吳三桂，除此外，還有駐紮在九江，擁兵二十萬的左良玉。
而在陝西，於崇禎十五年（公元1642年）被督師孫傳庭斬殺的賀人龍，也已經是三秦土地上有名望的軍閥了。
而南明江北四鎮之一的劉澤清，在崇禎朝時，竟然殺了南下的文官給事中韓如愈，軍閥驕橫可見一斑。
軍閥化的大明地方總兵，會帶來什麼危害？他們無視律法，軍紀敗壞，縱兵掠奪，甚至殺良冒功，搶掠婦女，加深了明朝的社會危機。
汪郎說：
當然，明末的社會危機遠不止這些，汪郎也只是管中窺豹。
但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縱觀崇禎一朝，佔據朝堂的大都是一群爭權奪利的投機分子，如果要追溯明亡的真正原因，汪郎以為，文官權力不受約束，以至於文官制度的潰爛也可以算是一個主因。
王朝的衰亡都有其歷史的必然性。
汪郎以為，儘管明初時，明太祖朱元璋為了江山可以萬世永固，制定了很多在當時看來已經是近乎完美的國家制度，但他的後世子孫不努力，或者說歷代明朝皇帝思變的不徹底，沒有在政治、經濟、軍事等制度上尋求進一步的精益求精。在已經誕生的新的生產關係萌芽（資本主義萌芽）下，沒有尋求更先進的制度來匹配，反而繼續步入歷代王朝的老路，滅亡也就註定了。
【我是江東汪郎，帶給你不一樣的歷史視覺！堅持原創，喜歡我就請關注我吧！】
江東汪郎
明朝後期天災人禍不斷，從而導致社會矛盾急劇迸發，腐朽沒落的明朝統治者進退失據，奄奄一息。最終李自成僅用了2天的時間便攻破了北京，崇禎帝上吊自殺，明朝玩完。
那麼拋開天災不說，我們看一下明朝後期的社會矛盾究竟有多嚴重。
1644年正月，明朝朝臣中唯數不多的明白人，兵科都給事中曾應遴上疏崇禎帝，疏中一針見血的指出：
“臣聞有國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今天下不安甚矣，察其故原於不均。何以言之？今之紳富率皆衣租食稅，安坐而吸百姓之髓，平日操奇計贏以役而獨擁其利，有事欲其與紳富出氣力，同休慼，得乎？故富者極其富而至於剝民，貧者極其貧甚至於不能聊生，以相極之數，成相惡之刑，不均之甚也。”
在這樣一個富者愈富，貧者愈貧的大背影下，統治者還窮盡所能對老百姓敲骨吸髓，最終導致無骨可敲，無髓可吸，百姓民不聊生，只有揭扞而起。
更可悲的是這些腦滿腸肥，尸位素餐的肉食者們，在北京局勢最危機時刻，崇禎請這幫勳貴大臣富商巨賈獻金救大明於既倒，可是主疑臣奸，七拼八湊，方才獻出了一萬兩銀子。
可在李自成進京後，對這些居心叵測，一毛不拔的勳貴富賈們一陣屁股板，一頓殺威棒，居然敲出了七千萬兩白銀，真是失財又丟命，可氣又可嘆。
這些聚集起來的統治者與被統治者之間的矛盾，統治者之間的內部矛盾，促使李自成勢如破竹，明朝各地方官吏與守軍是望風而降。
你要說李自成有多高的政治智慧，有多卓越的軍事指揮才能，我看這二項都平平常常。就憑一句“開城門，迎闖王，闖王來了不納糧。”就讓浸沒了二百多年儒家理教思想的大明王朝轟然崩塌。
廣大飢寒交迫的百姓，恨透了苟捐雜稅，恨透了不停的徵輸，更恨的是助紂為虐的地方官吏，紛紛起來響應闖王號召。
而那些平日裡只會肆虐百姓，遇“流寇”而逃的明軍，“將無紀律，兵無行伍，淫汙殺劫，慘不可言，尾賊而往，莫敢奮臂，所報之級，半是良民”。 最終逼的那些最守本分的良民都投奔到起義軍的陣營裡去了。
素有明朝擎天一柱的左良玉，駐軍襄樊，姦淫劫掠，無惡不作。當地百姓苦不堪言，半夜裡去左營放火。左良玉準備撤軍，還未出發，老百姓簞食壺漿，歡呼雀躍的迎接“流寇”去了。
大明王朝的敗亡，不怨天，不怨地，只怨統治者自己的腐朽沒落，官逼民反，民不得不反。
方城闕
我是九歌，給你新視野。
明朝後期，整個王朝像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無論開什麼藥，都救不活的那種。
1、先看明朝董事長，崇禎。政治矛盾與財政矛盾
世界有四種人:聰明而又勤奮的人；聰明但懶的人；愚蠢但勤奮的人；又懶又蠢的人。
很不幸崇禎屬於第三種愚蠢但又很勤奮的人，這種人危害極大。因為他做的事情越多，錯的越多。
比如上臺就把魏忠賢給咔嚓了，我的老天！崇禎這貨當時還沒完全掌權，等把軍權，財權全部拿到手之後，再收拾魏忠賢啊!可見他並沒有這種當皇帝的政治能力。
北方戰局糜爛，關外的清軍，西部的李自成起義軍對北京虎視眈眈，本來他的祖先在南京給他留下了一套完整的行政班子，只要南遷就可以捲土重來。但他為了名聲放棄了。
對待屬下員工的態度是有功勞不給獎勵，犯錯不加勉勵反而找你背鍋。整個明朝都是離心離德的，還反清，鎮壓農民起義軍。這不是做夢嗎？
再看朝堂內的結局，魏忠賢一派被清除之後，朝堂之內，再無壓制他們的力量。本來崇禎準備收點商稅的但是遭到朝廷中人的一致反對。收不上來稅，反而對清軍，農民起義軍不斷用兵，最後整個國家都破產了。
反而肥了那些東林黨官員和海商們。
2、軍事力量矛盾
整個明朝除了關寧鐵騎能拿得出手一點，其他的軍隊。唉！不說了，知道什麼是穿著軍服的土匪嗎？殺良冒功如此禽獸的事情都做得出來。
【殺良冒功：把百姓的髮飾改成清軍的，然後割了腦袋，回去報功】
這樣致使一大批關外百姓投降清軍，給他們當帶路黨。
當民眾對政府失去信心時，他們會不惜與敵人聯合絞殺政府力量。
3、與百姓的矛盾
甘陝一帶大旱，民廷居然不及時救災，反而對流民嚴加看管，派兵鎮壓。關外淪陷區的百姓回到明朝，得不到溫暖的問候，反而被歧視，侮辱。
種種措施，都是在作死的邊緣瘋狂試探，最後民心也丟了。焉能不敗！
蕭中九歌：一個學新聞的歷史板磚持有者，這裡有現象背後的故事。關注我，給你新觀點。
蕭中九歌
明朝是中國封建專制體制非常突出的朝代，整個明朝都是一個政治集權空前強大的朝代。特別是到了明朝末年，是封建制度走向沒落的歷史關頭，各種社會矛盾尖銳的交織在一起，呈現出的社會狀態是綱紀墮落，法紀松馳，宦官專權，官員腐敗，國庫空虛，土地兼併，外敵環伺，內政不穩，倭寇在海，饑民在內，烽火遍地，民不聊生。
這些社會矛盾可以從幾個方面來分析。
（焦頭爛額的皇帝）
1、土地兼併造成大量失地流民，成為嚴重的社會問題。
雖然明朝一開始對土地問題比較重視，朱元璋時期也進行過幾次針對兼併土地行為的打擊。為了防止功臣勳貴們強佔土地，朱元璋還制定了九條法律，嚴禁侵佔農民的田地。可是隨著歷史的發展，這種規定越來越成為一紙空文。
（明朝農民）
直接破壞朱元璋規定的，正是他的皇子皇孫們。朱元璋在世時，全國的田地總量是八百五十萬頃，可是到了明末萬曆時期，只剩下三百萬頃；天啟末年，更是隻有一百多萬頃。這些田地到哪裡去了？正是被以皇族為首的貴族集團強佔了。明朝初期，皇室的土地只有區區二萬頃，到了正德時期，這個數字變成五萬三千頃。正是皇子皇孫們帶頭，官僚地主紛紛效仿。到了明末，連富庶的江南都是“有田者十一，為人佃作者十九”，何況其他地區！土地兼併使得大量的農民的田地被強買強佔，無數農民無地耕種，成為流民。
2、不斷加稅，農民負擔沉重
明朝後期，國家面臨內憂外患，軍費大幅增長。為了保證龐大的皇族和官吏隊伍，以及軍隊的軍餉，只得加派賦稅。從萬曆時起，稅賦年年增長，到了崇禎年間，更是加派遼餉九百萬兩、練餉七百三十萬兩，可是這些錢還遠遠不能滿足軍費的需要。崇禎末年，國家一年的軍費需要二千萬兩，財政幾近崩潰。從萬曆四十八年到崇禎十年短短二十年間，賦稅增加了六倍。農民每畝田收入不過七八十錢，需要交納的賦稅居然達到百錢以上。這種負擔已經遠遠超過了農民的承受能力。
在國家財政如此困難的情況下，皇室和貴族官僚仍然日益揮霍。明神宗修定陵，用了八百餘萬兩；為他的皇子冊封、娶親，用銀九百三十萬兩。這些錢從哪裡來？農民負擔不起，就把目光瞄準城市的工商業者。從萬曆時起，明朝派大批宦官到各地開礦徵稅，使得剛剛萌芽的資本主義生產關係被扼殺在搖籃裡。這些大監強立名目，橫徵暴斂，激起了城市居民的反抗。那些城市手工業的工人、商人和城市貧民紛紛站起來，開展反抗礦監稅使的鬥爭。
3、朝政黑暗，黨派林立，爭權奪利
張居正死後，他的改革成果被一票否決，而萬曆皇帝沒有了管得住的大臣，三十多年不上朝，朝政荒怠。到了萬曆後期，朝廷官員空缺極多，很多政府日常工作無人辦理。一些儒士文人聯合朝中大臣反對宦官專政，形成了士人的“東林黨”，與朝中依附在宦官門下的“閹黨”勢同水火，雙方你來我往，爭鬥不休。這種鬥爭雖然有正義與非正義之分，但嚴重的內耗耗盡了明朝的政治力量，官員們或不問政務，或矯枉過正，有一些是純粹為了鬥爭而鬥爭，很少有人關心國計民生。
4、軍隊紀律敗壞，擾民害民
由於朝廷沒錢，軍隊領不到軍餉，官兵便四處擾民。大將左良玉擁兵八十萬，其中一半幾近強盜，只會打家劫舍，戰鬥力極低。其他的官軍也好不到哪裡去，許多官軍殺良冒功，搶掠婦女，甚至形成老百姓“不苦闖逆，苦兵也”的奇怪狀況。
（明軍）
這樣的軍隊，戰鬥力感人。萬曆四十七年，十萬明軍與滿人在薩爾滸大戰，五天內便大潰而逃，使得東北局勢發生了根本變化。在對後金的幾次大戰中，明軍總是敗多勝少，尤其是大淩河之戰和松山戰役的失敗，使得明朝已無力對抗後金。而明朝統治者重文輕武，雖然也出現了袁崇煥、孫承宗、熊廷弼等軍事人才，但始終得不到多疑的崇禎的信任，或被殺，或被黜，自毀長城。
明朝最後一個皇帝崇禎是一個急功近利、反覆無常的皇帝。他生性多疑，刻薄寡恩，剛愎自用，用人不明，只知道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別人。對於手下的大臣，動輒殺害。另外他又死要面子，不肯用計策拖住後金，處理好國內矛盾和問題，造成最後局面的不可收拾。
笑語千年
明朝後期疲軟無力有內部和外部的原因，但其根本還是因為明神宗時期留下的病根，而這一切的誘因還不止一個。
我們知道，在張居正死後，明神宗朱翊鈞親政後可以說是勵精圖治、勤於朝政，他想讓世人知道明朝沒了張居正，還有他這個維持中興的勤勉明君。
然而，國家的繁華還沒維持多久，就出現了衰落，明神宗執政期間還有個問題一直困擾著他，最後所幸做了個“甩手掌櫃”。
國本執政，導致國力的衰落
國本之爭一直貫穿明神宗中起到晚期，其原因還是皇長子朱常洛和福王朱常洵繼承皇位的問題。因為皇后無子嗣，而明神宗又對朱常洵偏愛，就不願立朱常洛為太子，這樣的舉動就讓大臣們憂心忡忡，於是這些大臣也趁機開始了黨爭。
直到後來在皇太后的強迫下，朱常洛才最終被確定為太子，後來梃擊案發生，福王離開京城，朱常洛的太子之位才穩固。
太監亂世，黨爭崛起，也是導致國力衰落的一個原因。
明神宗中期時，因為財政出現危機，於是他派太監為天下礦監和稅監以充實國庫，但這些太監利用皇帝給的職權搜刮百姓財產，導致民不聊生。
由於明神宗不理朝政，朝廷出現了嚴重的缺官現象，再加上朝政混亂，官員們紛紛要求政治改革。於是，1593年東林黨成型，其名稱源自顧憲成重修的東林書院，主持人為孫鑨、李世達和趙南星。
他們利用京察的權力將不符合自己設定的標準和不屬於東林黨人的官員降職或解僱。在如此多次後，引起了眾多其他黨派的反對，如宣黨、崑黨、齊黨、浙黨等。這些人為求自身利益排除異己，不思為國家勞作，每日只忙於黨派互相傾軋。
明熹宗的登基，依賴於於東林黨，因此當時大量啟用東林黨人，結果導致東林黨對其他黨派爭鬥不斷。後來明熹宗對朝政也失去了耐心，魏忠賢由此干預朝政，齊浙楚黨依附魏忠賢，號稱閹黨。
而閹黨成員控制內閣後，魏忠賢更加肆意妄為，大肆打擊東林黨，借梃擊、紅丸、移宮”三案為由，唆使其黨羽偽造《東林黨點將錄》上報朝廷。
1625年，明熹宗下詔燒燬全國書院，東林黨人被大量處死或下獄，但閹黨成員的水平低下，無法有效處理朝政，國家出現饑荒後民變不斷，而外患橫生。此刻的明朝已經進入了風雨飄搖的勁敵。
1627年明熹宗落稅後因霍維華之藥去世，此刻大明王朝的“背鍋王”信王朱由檢上臺，處理明朝前幾任皇帝留下的這一大爛攤子。
明思宗上臺後的第一件事就是處理魏忠賢的勢力，他下令停止魏忠賢生祠的建立，讓後把客氏逐出宮外處死在浣衣局，對於魏忠賢的處置是讓他取收鳳陽皇陵，而魏忠賢在途中直接自縊了。
首先，明朝對外戰爭消耗的財力過大，導致明末的國力衰退到冰點。
明朝的萬曆三大徵雖然三戰皆勝，但其消耗的人力物力之大，導致國庫空虛、財政拮据，據當時粗略統計，這八年間光是國家的軍事開支就達到了一千一百六十多萬兩白銀。
而1617年努爾哈赤攻打明朝，在薩爾滸之戰中打敗明軍，明朝此後只能以防禦的戰略抵抗後金。在後金佔據遼東地區後，袁崇煥等人在遼西寧遠、錦州等地區地域皇太極。1629年皇太極繞道長城進攻北京，袁崇煥緊急回京對峙皇太極，但六部九卿會審後袁崇煥被凌遲而死。
1636年皇太極在盛京稱帝，該國號大清，並連續幾次由長城轉道攻打明朝直隸、山東等地區。而直隸當年一直災荒導致民不聊生，遼西局勢又日益惡化，明軍戰鬥力持續下降，在多次與清軍作戰後解釋敗北，最後明軍主力洪承疇投清，明朝退到山海關。
明朝末期社會矛盾總結
明朝末期對外貿易進入低谷，白銀輸出變少，因為農名交稅需要白銀，但他們手裡卻只有銅錢，這就造成了白銀價格暴漲，而農名無法交稅就會被打壓、入獄等，這就造成了民變的誘因之一。
小冰河時期的來臨，導致田間顆粒無收、蝗蟲過勁農民沒有糧食可飽腹，疾病肆掠、百姓餓死到處可見，民間更是出現了易子而食。
朝政混亂不堪官員貪汙昏庸，以及後金戰爭需求大量的糧餉和清軍的掠奪等等，都讓大明崇禎皇帝左支右拙。
以上的外敵壓力、國內農民起義、朝廷內部無能，都是大明末期的各種矛盾綜合在一起，這些矛盾成為了推到大明這座高樓的壓力。
而這些矛盾的來源之一便是萬曆年間的黨爭的開始，黨爭導致朝廷官員只顧自身利益，名沒有心思過國家勞作，也導致了官員從上到下的貪汙腐敗、尸位素餐。
1627年，陝西發生饑民暴動，隨後李自成、張獻忠、高迎詳等人發動農民起義。1644年李自成建立大順，4月後攻克北京，明思宗崇禎皇帝在煤山自縊，大明帝國覆滅。
戴老師講歷史
明朝後期的社會矛盾嚴重到老百姓造反的程度。
當然，這有很多因素，比如腐敗、老百姓賦稅增加等等，但最直接的因素是金融氾濫，而金融氾濫最直接的表現形式就是高利貸。
高利貸讓整個社會失去了創造力，讓富人富得冒油，窮人窮得不僅飯都吃不起，還負債累累。
金融氾濫在明朝僅僅兩個階段，就被一個因無法還高利貸的人所滅，此人就是李自成，即大家熟知的李闖王。那麼，明朝的金融氾濫都經過哪些階段呢？
第一個階段：“萬曆中興”的繁榮。
萬曆皇帝朱翊鈞在位時間長達48年，是明朝在位時間最長的一位皇帝。在丞相張居正等能人的輔助下，明朝歷史上出現了短暫的“萬曆中興”繁榮局面。
可後來，萬曆皇帝逐漸懶惰下來，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處理政務，導致明朝走向衰落。
當時，在表面繁榮的背後，巨大的金融市場吸引了無數喜歡賺快錢的人。不僅民間的富豪、財主放高利貸，就連朝廷也在放高利貸，而且朝廷還給自己興辦的錢莊取了一個非常響亮的名字：皇店。顧名思義，就是皇家開的店鋪。
在一本叫《萬曆十五年》的書籍中，是這樣描述當時的情形：高利貸者大量放款於自耕農，利率極高，被迫借款者大多不能償還。一旦放款的期限已到而又無力償還，其所抵押的土地即為放款者所佔有。
不過，當時的老百姓還有土地可以抵押，社會暫時安穩，但老百姓已經表現出強烈不滿。
第二個階段：明朝末期老百姓造反。
到了明朝末期的時候，很多老百姓借了高利貸後，不僅沒有了土地、房產作抵押、賠償，就連生活都無法維持了。老百姓為了活命，開始打富豪的主意了。而李自成就是第一個站起來和債主抗爭的人。
由於生活原因，李自成向一個財主借了高利貸而無法歸還後，他不僅被債主逼到走投無路，甚至債主還動用私刑，對他大加折磨。可李自成實在是無法歸還利滾利的高利貸，最終被官商勾結，將他抓去遊街示眾，並關進監獄。
後來，是李自成的一些親戚朋友，東拼西湊，才將他贖了出來。出獄後的李自成越想越氣憤，索性將債主一家滅門後，舉兵造反。有人帶頭後，其他負債的人群紛紛加入，很快就攻入了紫禁城，導致明朝滅亡。
客多文史
我認為明朝末年的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一 朝廷黨派之爭 這包含了黨爭和當時的執政觀念以及中後期幾任皇帝不作為所產生的歷史遺留問題。
二 天災人禍 連續的自然災害及當時的官吏貪腐問題導致民不聊生。農民起義頻繁發生，各級地方政府無力鎮壓，朝廷東撲西補，讓本就空虛的國庫雪上加霜。
三 外敵入侵 彼時白山黑水走出來的八旗軍早就在邊疆虎視眈眈，摩擦不斷。而鎮守邊關的大帥權力過大，朝廷疑心太重。連續換帥軍心不穩，最終的結果自然是矛盾重重。
1984-子菲
農民與地主階級之間矛盾空前尖銳朝後期，社會矛盾繼續發展，土地集中十分嚴重。皇室和藩王勳戚的莊田遍佈各地，福王的賜田達兩萬頃，其他藩王的賜田也很多。地主豪紳則巧取豪奪。政府賦稅迅速增加，所謂"三餉"每年共徵銀一千六百餘萬兩，超過了全年的正賦收入。 一部分官吏士大夫希望緩和社會矛盾，要求抑制宦官和貴族的特權。他們在無錫東林書院講學，議論時政，臧否人物，被稱為東林黨人。東林黨人遭到權貴太監的打擊、迫害，增加了社會的不安定。 明末，城市居民和手工業者進行了反對礦監稅使的鬥爭。首先是萬曆二十七年(1599)，臨清的市民、腳伕萬餘人，反對宦官馬堂濫收商稅，殘剝商民。隨後湖北荊襄、武漢等地市民反對宦官陳奉，蘇州市民和織工反對稅監孫隆，北京西山煤礦工人反對礦監楊榮。驅逐礦監稅使的鬥爭在各地城鎮此伏彼起。
月夜羽夕
1、農民與地主之間的矛盾十分尖銳；
2、天災不斷，導致社會矛盾加劇；
3、土地兼併越來越嚴重，大面積的土地都掌握在地主、皇族等豪門手裡，農民則要承擔沉重的賦稅；
4、朝廷內部黨爭不斷，當官的為了權力地位而打擊異己，不關心國事民生；
5、滿洲崛起，對外戰爭拖垮了大明的軍事和經濟命脈。
後漢書
很榮幸回答您的問題。
我們從三個方面來分析一下這個問題。
首先在政治上，明朝從嘉靖朝就開始形成了皇帝不上朝的的怪圈，嘉靖皇帝二十多年不上朝，他的孫子萬曆皇帝也跟著效仿，也長達有二十年不上朝，之後的明熹宗更是躲到宮裡做木匠，皇帝疏於朝政，使得朝政大權都落到權臣或者宦官手裡，本來就就凋敝的朝廷更是變得混亂。
皇帝不理政，最終也帶來了宦官專權，萬曆後期及熹宗一朝，宦官魏忠賢獨掌大權，他獨斷專行，排除異己。打擊東林黨人士，使朝廷中掀起東林黨和閹黨的紛爭。然而在魏忠賢死後，東林黨上位卻也不思朝政，排斥打擊其他 反對人士，掀起朋黨之爭。黨爭誤國，在明朝後期體現的淋漓盡致。
第二，經濟上，說起明朝滅亡的根本原因還是封建社會都存在的問題，即土地兼併現象。然而明朝的土地兼併之嚴重，超過任何一個朝代。首先，作為封建統治者的皇帝大肆圈佔土地，建立所謂的皇莊，同時對所封王室在土地上亂加賞賜，隨便的一個異性王在當地就能得到幾萬頃土地的賞賜，地方官員不得不剝奪原本由農民耕種的土地來迎合聖心。
同時，地方的大地主階級，大官僚也上行下效紛紛圈佔土地，大片大片的土地成為他們的私有財產。這樣的後果就是有大量的農民無地可種，變成了流民，流民也成為了明末農民起義的主要力量。
另一方面明末農民的賦稅也是繁重無比，尤其是崇禎即位之後，他取消了原本針對大地主階級和富商徵收的商業稅，使得國庫收入減少了一大半，所以沉重的賦稅壓力又都攤到農民的頭上，成為壓垮農民的最後一根稻草。
第三，軍事上，明末國庫收入吃緊，導致明朝軍隊的糧餉經常發不到位，軍隊士兵在沒有糧餉的情況下，經過會騷擾周邊百姓掠食奪物，當時在農民中甚至有“不怕寇就怕兵”的荒唐說法。
在明末，朝廷不僅要鎮壓各地的農民起義，還有守備防禦關外的滿清，在內憂外患情況下，統治者並沒有制定出正確的軍事思路，使得明朝的軍隊往往顧此失彼，不能對隱患一棒子打死。
種種因素遷移復加，經年累月，終釀成了明朝的滅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