泉州開元寺“飛天”是否是全國僅存的帶翅飛天？

泉州開元寺中現存的“飛天”共有兩處，一處是大雄寶殿，又稱為“百柱殿”中的24尊“妙音鳥”；另一處是甘露戒壇中的24尊“飛天樂伎”。“百柱殿”中的“妙音鳥”與甘露戒壇中的“飛天樂伎”被當地百姓統稱為“飛天”。

泉州開元寺的“飛天”都起源於印度佛教中人頭鳥身的音樂神——“迦陵頻伽”，開始他們是一對擅長音樂的夫婦——緊那羅夫婦，後來逐漸合為一體。它通常在兩種場合出現：一是借其聲音美妙，比喻佛法妙音；二是言其存在於某一特定的境界，以說明此境界神奇美妙，例如西方極樂淨土。

“迦陵頻伽”隨佛教傳入中國後，經過長期的融合、發展形成自身的形態特點，飛天藝術在唐代處於鼎盛時期，這時的“迦陵頻伽”一部分保留了原來傳統的人頭鳥身的形象，即成為“妙音鳥”，源於中國東部沿海廣泛的鳥圖騰崇拜，出現在《山海經》中；另一部分發展為“飛天樂伎”的形象，這部分的“迦陵頻伽”即發展為我們現在熟知的以敦煌莫高窟壁畫所見的“飛天樂伎”為典型的形態特點，

圖片來自莫高窟微博

圖片來自莫高窟微博

“飛天樂伎”手中普遍拿有樂器，由於唐朝重視樂舞的宮廷藝術特點，明顯地為“迦陵頻伽”添加了新的品格，即指向音樂。唐朝的“迦陵頻伽”發展到了鼎盛時期，形成了“妙音鳥”與“飛天樂伎”兩種類型，隨後便無更大的發展。

“飛天”在泉州開元寺最大的改良與發展是“飛天”手中的各種樂器，“百柱殿”的部分“妙音鳥”和甘露戒壇的“飛天樂伎”手中拿的樂器出自泉州本土的“南管”與“北管”。其中包括“南管”的南琶、二絃、三絃、拍板、南噯（嗩吶）等樂器，和“北管”的殼仔弦（板胡）、單皮鼓、北管笙、北琵琶、雙清、大吹（大嗩吶）等。“南管”與“北管”均為泉州盛行的地方音樂，可以看出，在泉州開元寺“飛天”手中的樂器加入了本土音樂形式中的主要樂器，是源於泉州人對本土音樂的崇尚與熱愛，將宗教與本土藝術進行了融合，“南管”與“北管”才能出現在佛教的神殿上。

“飛天”在宗教中的導向作用： 首先，以另一種自由的形態實現永生。無論是“妙音鳥”還是“飛天樂伎”都是神的轉化形態，在佛教中有輪迴與因果報應之說，意指人往生後必然轉化為另一種形態，生前向善的人們會得到“昇天”的機會，成為“神”，也就擁有了“永生”，“永生”是中國傳統中不論是帝王還是平民不斷追求的境界，而“飛天”在宗教中也有同樣指向“永生”的導向。 其次，

導遊對泉州開元寺“飛天”手中樂器的誤讀，從現有的資料，包括泉州開元寺導遊的介紹詞中，都認為泉州開元寺“飛天”手中都持南音樂器，因為粗略看來，這些“飛天”手中南音樂器較多而且較顯眼，並且很多人也還分不清“南管”與“北管”樂器的區別。但實際上，從拍攝的圖片看，其七件樂器都是“北管”所用，

泉州開元寺“飛天”是否是全國僅存的帶翅飛天？大雄寶殿始建於唐，甘露戒壇始建於宋，大雄寶殿與甘露戒壇的“妙音鳥”與“飛天樂伎”雖統稱為“飛天”，但其實實質不同。大雄寶殿的“飛天”是帶翅膀的，而甘露戒壇的“飛天”是傳統中國“飛天樂伎”帶飄帶的形象。為何會有這樣的區別？大雄寶殿雖始建於唐，但近年惠安東湖《鑑湖張氏族譜》的出現明確了泉州開元寺大雄寶殿24尊“飛天”都源自宋代工匠之手，也就是說甘露戒壇與大雄寶殿的“飛天”都出自宋代。絕大多數人都認為，泉州開元寺甘露戒壇和大雄寶殿斗拱上藝術形象皆為“飛天”，而大雄寶殿的24尊飛天之所以是帶翅膀的，是由於泉州在宋代是絲綢之路的起點，是世界威名遠揚的港口，各種宗教在這裡和睦發展，所以工匠結合印度的迦陵頻伽、中國的飛天和西方的天使而造就了中國僅存的帶翅膀的“飛天”形象。

但我認為這樣的觀點雖被大眾接受但有待考究。就如前面所說，“迦陵頻伽”在中國經過長期演變最終發展成為兩個版本——“妙音鳥”與“飛天樂伎”，“妙音鳥”更多的保留印度佛教流傳的“迦陵頻伽”的人頭鳥身的形象，也就是說“妙音鳥”本身是一種動物，就是帶翅膀的，四川與青海交匯地帶的阿壩州壤塘縣寺院多在經堂大殿的橫樑上雕刻人頭鳥身形象，以藏瓦寺最為典型，他們同樣也是拿著橫笛、金鑼等樂器，因為“妙音鳥”本身就是音樂神的化身；而“飛天樂伎”在當時就已經將翅膀替換為飄帶，並且固定的指向音樂，所以通常拿有樂器。但並不是拿著樂器的只有“飛天樂伎”，也有“妙音鳥”，故泉州開元寺大殿中的“飛天”或許本來就是“妙音鳥”，而並不是源自與基督教“天使”翅膀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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