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丨[美]蓋博堅
最近，美國漢學家蓋博堅的《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由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引進出版。該書是海外漢學界罕有的關於《四庫全書》研究專著，從中也能反映出乾隆朝的政治史和學術史等方面的歷史面貌，出版後獲得了1989年度美國亞洲研究協會“列文森獎”。
蓋博堅是華盛頓大學歷史和東亞研究教授，曾任中國研究項目和歷史系主任。代表性著作有《清代督撫及行省》和《皇帝的四庫》，他還主編了《中國法治標準》論文集，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史，尤其是清史研究的學術論文和書評。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在京都、北京和臺北等地從事研究，並在中國人民大學、臺北中央研究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高校講學。
中國自古以來就是學術與權力緊密結合的文化形態，文官制度的形成對中國文化的形塑起著重要的影響。故而，歷代統治者都對文化充滿著警惕之心，不僅有著屢見不鮮的文字獄存在，還對學術文化的義理闡釋保持著細密的關注。由於儒家文化對中國傳統社會的影響，歷代統治者都對文化既保持著警惕之心，也保持著敬畏之心。
在中國歷史上，多個朝代的皇帝都曾發起過全國性的圖書採集和編纂運動。其中，以明代的《永樂大典》和清代的《四庫全書》最為有名。同樣都有著皇帝身影在背後參與，但《四庫全書》的編纂運動更被後世詬病為“文字獄”項目，在晚清民國至今的著述中經常看到此類史論。
在《皇帝的四庫》中，蓋博堅並沒有否定“文字獄”與《四庫全書》編纂存在著密切關係，但他更關注皇帝、官員與士人之間的政治與學術博弈。在他的研究中，漢族知識分子積極發揮學術優勢，主動參與《四庫全書》遺書蒐集、校勘和編輯等活動；滿族官員主要擔任管理之職。滿漢官員形成了某種分工，並促成了《四庫全書》的順利開展。此外，本書通過對比“漢學家”和“宋學家”撰寫的《四庫全書總目》之“提要”，充分肯定了兩家各自之優長，尤其肯定了“漢學家”的“考據”方法所具有的現代性，打破了以往認為“乾嘉考據”學派暮氣沉沉的觀點。
在他看來，“《四庫全書》為漢族學者提供了收集和評論自己思想遺產，並鞏固其觀念的機會”，當然，“知識分子必須遵照統治者行事，並且遵守一定的禁忌”。下文節選自《皇帝的四庫》，由出版社授權刊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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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美]蓋博堅著，鄭雲豔譯，海外中國研究文庫丨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9年10月
1772年冬，乾隆皇帝發起了《四庫全書》編纂項目。為此，他命令地方官員搜尋、彙報和抄寫其轄區內各藏書樓所藏珍稀圖書，並呈送北京。與此同時，乾隆皇帝要求私人藏書家自願將其藏書呈送北京。1773年3月，朝廷在北京設立了專門的管理機構，以接收各地上呈的圖書，以及評估圖書的內容。因此，該項目的工作人員不斷增加。最終有七百名纂修者、校勘者和謄抄者參與此事，其中包括了不少當時的政界和學界要員，經過二十二年的編輯和校勘方形成最終成果。
其成果體現在一部含一萬零六百八十種圖書的目錄之中，該目錄將圖書分為四類（經、史、子、集）。其成果還體現在一部含三千五百九十三種圖書、共三萬六千餘卷的大型叢書之中。此編纂過程也存在一個黑暗面：朝廷在1770年代晚期和1780年代早期發起的圖書審查運動。據稱，該運動共銷燬了兩千四百種圖書，另外四百到五百種圖書被朝廷責令修改。毋庸置疑，《四庫全書》具有重大的文獻學意義。但在某種程度上，《四庫全書》編纂過程中涉及的圖書採集、修訂、審查過程的意義更大。這對了解《四庫全書》的編纂時代，以及該時代的一個重大問題，更具有啟發意義。
這個重大問題就是“中華帝國知識分子在政府中充當的角色”問題，該角色是大量中國文人從事創造活動的基礎。以往許多具有代表性和創新性的研究，都涉及了中國知識分子的政治和社會功能，但是尚未形成定論。在中國，人們經常用觀念、特權和制度等複雜的網絡系統來定義學者的角色。儘管整個帝制時期的中國思想家及啟蒙運動以來的西方思想家，都將中國視為一個權力與學術緊密結合的國度，但令人驚訝的是，無論是中國、日本學者，還是西方學者，他們都沒能勾勒出中國政府對學術和文獻享有的特權，也沒有探究過中國知識分子對學術和文獻的態度。中國曆代官方發起的圖書採集和審查活動，最為清晰地揭示了這種特權和態度。比如說，知識分子和統治者通過編纂《四庫全書》，共同定義了皇權的本質，並探索了皇權的限度。
乾隆畫像
該定義和探索過程，則是發生在中國特有的制度體系之下的。在中國，從理論上來說，唯一合理的統治術便是德治，而德治的特徵及其運行機制又是被儒家經典定義，並通過學者對儒家經典的註疏而得以闡發的。對儒家經典的管理，以及對儒家經典進行修改的特權，是昭示某王朝統治合法性的重要基礎。因此，與儒家經典相關的管理機構在中國統治機關中佔有重要的地位，且遠遠超過了西方。相應地，這些機構的發展歷史，也更能揭示中國政治發展的驅動力。中國官僚精英不僅參與了保存經典的活動，而且在評論經典時，他們還尤其強調一些重要問題，諸如在政策制定中所需要考慮的文本先例和歷史先例問題，皇帝所充當的創造者、仲裁者或者學術聖人的多重角色問題。
學界
（尤其是西方學界）
對相關問題的研究，如對中國考試製度、翰林院以及禮部的研究，存在著明顯不足。因此，我們對傳統社會的印象也不夠準確。我們往往認為，中國是被集權的獨裁者及其追隨者控制著的，而他們不可能與那些理想主義者和常以隱士身份存在的儒者，通過協商形成共識。如果以上研究不足可以被彌補，那麼，中國儒家帝國體系下的政治生活的本質和特徵，將會變得更加清晰。
帝國學術機構不僅是政府理念的反映，也同時影響著政府理念本身。諸如思想與言論自由，以及宗教與國家分離的概念，已經成為西方政治體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因此，西方人很難想象，在一個統治者身影無處不在的社會，其知識分子的創造力將會以什麼形式呈現。確實，這已經成為西方人認識中國的障礙。西方人很難理解中國也經歷過真正的學術發展、活躍和變化的歷史。中國學者對人性的一致理解，以及中國政府的專制，阻礙了歷史學家尋找其中所蘊含的變化和帶有爭論性的因素。我雖然認可“思想和言論自由是理想秩序的必要特徵”這一觀點，但是，在下文中，我將主要試圖論證“在儒家政府框架中，創造和爭議仍然是可能的”這一觀點。
因此，從理論上來說，這部書將考察“中國學者所發揮的政治作用”。具體來說，該書將考察18世紀最後二十五年間中國知識分子與政府之間的互動。該時期不僅是帝國實力空前雄厚之期，也是王朝命運的轉折期。現代歷史學家還未對該轉變做全方位的研究，但是他們已經注意到了一些最突出的表現：中國政治與社會統治者的態度變化和道德墮落。乾隆時期的統治集團自信到幾近傲慢。但是在幾十年之內，清朝統治集團便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這個新統治團體牢騷滿腹，他們的作品中充斥著帝國衰敗和昏暗的景象。
《四庫全書》
有關乾隆朝晚期的一個重大爭議是“乾隆朝晚期到底應當被視為清朝盛世的最後幾年，還是應當被看作清朝衰敗的開端”。這是不是“清朝統治下的中國小陽春”：滿人通過謹慎地使用漢族統治政策為中國帶來了一個富裕與和諧的時代？還是說，它是一個衰敗的時代：繁華的表面下是腐敗和墮落的真實？很顯然，要回答這個問題，我們需要考察當時君主、官僚和社會文化精英對待彼此的態度、他們對朝廷的態度，以及他們對傳統國家既定目標的態度。
君主制背後所要實現的目標可能是最難揣摩的，因為儘管乾隆朝是世界歷史上產生過最多文字作品的朝代，然而這些文本之後的那個統治者卻依舊像謎一樣令人難以捉摸。無論是在沿著大運河南下並將帝國旗幟插在東南部的時候，還是在吹噓並追憶自己為開疆拓土而創下“十全武功”的時候，還是在指揮學者從事大量有關其統治目標、方法、思想基礎研究的時候，乾隆皇帝似乎只關注君主政權本身的形象。那麼，這個自大、做作，且又逍遙自在的君主，對國家制度和思想發展到底產生了什麼樣的影響呢？也許這部分取決於他如何系統化和美化漢族精英與滿族統治者之間的關係。
當時社會精英對政府的態度是怎麼樣的呢？許多學者已經研究過“精英的道德和態度取向的轉變對19世紀中國歷史的重要作用”這個問題。但是，很少有人關注18世紀的精英。這些精英與其19世紀的繼承者一樣，對清朝統治的成敗肯定也發揮了重要作用。18世紀那些曾經作為地主、藏書家、座師和門生的政治家與知識分子是如何看待其生活的時代和統治他們的政體的呢？18世紀的精英中存在著兩種不同的社會觀：一種流行於朝廷官員之間，另一種則流行於首都以外的精英世界。他們都有自己的傾向和視角。對於科舉考試而言，那些朝廷官員有一個相同點：朝廷官員多數都曾用他們生命的頭二十五年來學習科舉考試內容，並用接下來的二十五年評估他人的成就。
到了18世紀，參加科舉考試所需要的技巧是有限的，但是考生們不得不對這些技巧極其精通，部分人幾乎到達了著迷的境界。由於人口的增加，17、18世紀的科舉考試競爭變得更加激烈，且考試篩選機制日益完善，這促使應試人員和考官都開始關注科舉考試過程中極為微小的細節。朝廷官員還有另一個關注點，那就是在正式場合進行優雅的文學創作的能力。翰林院就是許多激烈競爭的開展地。“翰林院”的字面意思是“羽毛的森林”，且該機構的非官方稱呼“詞垣”更為人所知。最後一點就是，所有朝廷官員都必須
（至少在口頭上）
認同宋人對經典的闡釋，尤其是要認同朱熹
（1130—1200）
和他的追隨者的註釋。朝廷曾不斷資助翻印這些作品，並將其作為國家意識形態和科舉考試的基礎。
蓋博堅（Kent Guy），華盛頓大學歷史和東亞研究教授，曾任中國研究項目和歷史系主任。獲耶魯大學歷史學士學位、東亞地區研究碩士學位，以及哈佛大學歷史和東亞語言博士學位。代表性著作是《清代督撫及行省》和《皇帝的四庫》，他還主編了《中國法治標準》論文集，發表了大量有關中國史，尤其是清史研究的學術論文和書評。他曾在香港中文大學任教，在京都、北京和臺北等地從事研究，並在中國人民大學、臺北中央研究院和新加坡國立大學等高校講學。
相反，18世紀政府之外的知識分子之間流行著一種批判和懷疑的精神，而這種精神是通過研究儒家經典和歷史體現出來的。長期以來被視作神聖文本的儒家經典受到了挑戰。學者對難以理解的章節進行了深入闡釋，同時也對經書流傳過程中產生的錯誤進行了鑑別和修訂。宋代零散的、教條化的評價被拋棄了，人們轉而支持東漢時期經學家那種偏向語言學的精密闡釋，比如說鄭玄
（127—200）
的研究。
對於這種學風的起源，學界提出了不同的理論。在這樣一個受教育人數不斷增長而官缺數基本保持不變的時代，對儒家經典文本本身的興趣，可能成為朝廷之外或政府底層知識分子展示自身才華的一個新途徑。經濟和人口因素或許可以解釋“新知識分子的作用是如何演化的”這個問題，但是卻很難解釋學者所提出的一些其他設想。余英時最近提出，乾隆朝知識分子之所以變得急功近利，除了一些外部因素外，可能還有一些內部因素。具體來說，他提出，學者們在為一些抽象的理論尋找文本支撐的過程中，重新發現了儒家理性主義的重要性。艾爾曼重新構造了清朝知識分子從理學到樸學的發展過程，以及促成這一轉化的社會和思想力量。
近來諸多相關學術研究都認為，那些選擇與滿族統治者合作的學者與那些拒絕合作的學者是不同的，他們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懷疑、妒忌和指責的不可逾越的隔閡。這貌似已成為一個可靠的理論，但是該假設並沒有被充分論證。本書提供的不少證據表明，該理論必須被修正：儘管18世紀科舉考試競爭異常激烈，且滿族統治十分嚴苛，但這個時代卻給中國人帶來了一種史無前例的繁華與安全的景象。這一圖景如此美好，以至於朝廷內外的許多知識分子都認為，中國遠古的理想社會狀態似乎已經實現了。雖然對於一些人來說，這是有些令人失望，因為該理想是在外族統治下實現的。《四庫全書》的編撰歷史提供了很多相關例子：各學術派系成功地藉助皇帝實現了自己的目標；學者和官僚之間雖偶有矛盾，卻尚能和諧相處；為了使皇帝認可各自提出的理論，不同學派展開了激烈的角逐。毫無疑問，18世紀中國的學者和國家之間存在著差異，但也許我們應把重點放在那些克服了的矛盾上，而不是放在那些不可調和的衝突上。
尤其是，《四庫全書總目》這部為皇家圖書收藏而編寫的作品，證明了一個學術圈子，即以朱筠和戴震為中心的北京學術圈的成功。該學術圈中的學者利用皇帝的圖書編纂計劃，來實現自己的追求。《四庫全書總目》的提要撰寫活動，不僅為他們的文本考證活動提供了基礎，也為他們進一步闡發學術觀點提供了平臺。進一步來說，《四庫全書總目》所展示的知識分子的目標和訴求，正是戴震、朱筠及其追隨者的訴求。在接下來的三十年中，中國學術界在很大程度上都在踐行這一目標。直到19世紀中期，在國內外壓力下，中國學者的關注中心才轉移到其他問題上。事實上，在朱氏觀點佔據統治地位的同時，也出現了後來被稱為“宋學家”的學者的回應。朱筠的追隨者和“宋學家”之間的爭論，沒有超過政府對學術的支持範疇，因為“宋學家”與他們的對手一樣，都渴望得到君主的認可。他們的爭論主要集中在對18世紀知識分子來說十分重要的一些問題上，即對經典文本、抽象的理念、歷史哲學事實之間關係的認識。那麼，這些知識分子如何能夠最大限度地利用盛世帶來的機遇，以再造遠古的真理呢？被人稱作“中國文藝復興的經驗先導”的朱筠以及他的弟子認為，他們可以通過文本考證來完成該目標；他們的宋學對手則主張重申傳統道德原則及思想形式。這場持續到19世紀的漢、宋學之爭，被認為源於刪減和修改《四庫全書總目》。
從學者和政府在《四庫全書》項目中的許多親密合作來看，學界也許需要對傳統上被稱作“乾隆文字獄”的圖書審查運動，進行重新考查。當下有關該圖書審查運動的研究者多將它視作滿族統治者的預謀；他們認為，滿族統治者此預謀的目標是加強對漢人及其思想的統治。那麼，被捲入“文字獄”的漢人情況如何呢？或者說，在清中期這個似乎毫無危機的繁華盛世，皇帝為什麼會如此敏感，並在漢族精英階層中開展這一運動呢？檔案資料揭示了部分原因。乾隆皇帝試圖美化他以及清朝前期統治者的功績，或者試圖抹去歷史文獻中所載滿漢之間的不愉快衝突。但是這兩點都讓漢族精英不得不參與這項活動，因為他們看到了解決滿漢宿怨的新機制。我們必須認識到，精英和皇帝在這場圖書審查運動中發揮了不同作用：敏感的滿族統治者發起了這場運動；當諸多漢族精英之間的矛盾和衝突被捲入其中時，這場運動呈現了惡性發展的勢頭。
《皇帝的四庫：乾隆朝晚期的學者與國家》中英文封面
在《四庫全書》編撰以及接下來的文字審查運動中，漢族精英和滿族統治者實現了合作，雖然偶爾也伴隨著衝突。本研究就是為了探究該項目參與者的不同動機、其動機實現的途徑，以及該項目對18世紀中國的影響。
學者與國家的互動只是18世紀曆史的一部分。可以說這確實是一個很重要的部分，因為士紳知識分子是清王朝的支柱。但是，為了完整呈現18世紀晚期的圖景，為了豐富我們對19世紀中國或同時期任何歐洲國家的認識，提供一小部分參考資料，許多研究還有待繼續補充。因此，本研究提出的假設和本研究得出的結論一樣重要，這些假設將有助於我們繼續探索並理解當代中國。
作者丨[美]蓋博堅
摘編丨吳鑫
校對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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