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選官用人是國之大事,為了保證人才選拔,國家一方面大力發展教育;另一方面不斷探索和完善選官制度。 “中興以人才為本”,自古有“得人者昌”,“失賢者亡”之說。因此,認真總結中國古代選官用人的成功經驗與失敗教訓,至今仍有十分重要的現實意義。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古代朝廷選取官吏的制度,比較有名的是三大制度:“察舉制”、“九品中正制”和“科舉制”。

首先,“察舉制”的確立時間,一般認為是漢武帝元光元年,也就是公元前134年。可以說,“察舉制”不同於以前先秦時期的“世官制”,它的主要特徵是:由地方長官在轄區內隨時考察、選取人才並推薦給上級或中央,之後,經過試用考核,再任命其官職。

其次,“九品中正制”,是陳群改良漢代的“察舉制”後提出來的,同時,它也繼承了“察舉制”的基礎,舉薦人才必須品德優良。這個制度從魏文帝黃初元年提出,直至隋文帝改立“科舉制”才廢除,前後有三百多年的時間,更是成為了朝廷選人的唯一制度。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所謂的“九品”分為:上上品、上中品、上下品、中上品、中中品、中下品、下上品、下中品和下下品。考察人員是州郡政府選定的官員,對本州郡內部人員進行考察,然後,做出評定寫成狀子。被考察人員的出身不在考察範圍內,但是,德行是重要的考察項目。

因為,只有有良好品質才能做官,並在考察結束後,政府過考察人員寫成的狀子錄用人才。甚至,這個考察人員有官員升降級的建議權:官員因品行端正,可以從六品升五品、五品升四品;若德行不端正,則有可能從五品降六品、六品降七品。

在司馬懿當政時期,各州設立大中正官,從豪門望族中選人擔任。這樣,考察人員便開始偏袒起來,處處講出身,處處講關係;至於品行及能力,早不在考察的項目之中了。這明顯違背了當初設立該制度的初衷。考察人員只認得被考察人員的出身,只要出身顯貴均有大官做。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這樣造成的情況是:出身貧寒而德才兼備的人受到打壓,沒有實現抱負的機會。社會里出身貧寒的人,畢竟,佔據大多數,他們有怨氣,社會就有不穩定因素。沒有辦法,隋文帝時期只能廢掉九品中正制,推行科舉制,讓出身貧寒的人也有機會進入朝廷,為國效力。

其實,導致這樣的情況,我們不能怪陳群,只能怪司馬懿。

九品中正制能夠運行三百多年,可見,他並不是一無是處的。這三百多年中,統一的時間很短,紛亂的時間很長,皇帝換的很勤。正是這樣的環境下,推行九品中正制,確實有一定的好處。通過官員的考察,能夠迅速將欠缺的官員進行補充。受到彈劾的官員,也能夠立即卸任,由有德之士繼任。官員任免過程加快了,辦事效率提高了。

南朝齊永明十年,蕭琛和範雲應邀出使北魏,受到當時孝文帝的親切接待。孝文帝很賞識這兩個人,並向他的大臣們說:南方還是有很多能臣的。李元凱接過話來,說:南方多能臣,其實,是因為君主更換得勤;北方少能臣,則是因為皇帝做得長久。其實,這句話是在諷刺蕭琛、範雲等輩對君主不夠忠誠。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並且,在《陔餘叢考》中,就曾說過:國家的權利應該在士紳手裡,而不在皇帝手裡;皇帝的更替,士紳並不需要那麼關心。

宏興宗是一個庶人,他想進入士大夫的行列,於是,請求寵幸自己的皇帝宋文宗幫忙。宋文宗下旨,讓他到王球家找個位置坐下。這真是一個奇怪的旨意,但是,卻能夠說明當時的情況。只要,宏興宗在王球家找到位置坐下,就證明,他已經可以進入士大夫的行列了;而且,現在是皇帝的旨意,相信王球肯定會給宏興宗一個合適的位置,並間接認可他的士大夫身份。

宏興宗就這樣高興地來到王球家,想找個位置坐下來。宏興宗剛彎下膝蓋,王球立馬呵斥道,並要求宏興宗:你不可以坐在那裡。最後,宏興宗灰溜溜得走了。但是,對於此,宋文宗卻沒有放棄,過幾天,他又來找王球,要求其認可宏興宗的士大夫身份。王球並沒有給皇帝面子,堅定地說:士人與庶人不一樣,是不可以坐在一起的。所以,他還是不會遵守皇帝的旨意。

還有一個寒門出身的官員,也想進入士大夫行列,他叫紀僧,這次也是找皇帝幫忙。孝武帝讓紀僧去找江斆,自己說了不算。紀僧到了江斆家,江斆倒是同意讓紀僧坐下,可是,沒多久就讓紀僧感到難堪,使他不得不自己退出。對此,紀僧感嘆道:士大夫真的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這樣可以看出,士大夫是不把皇帝更替的事情放在心上的;皇帝換做誰來做都沒有關係,反正自己還是尊貴的士大夫!

這種心理在張岱身上最好體現。

張岱服侍過很多君王,每次都能夠處理好上下級的關係,辦事也能夠讓君王滿意。張岱的經驗是:保持一顆真心,無論服侍哪位君王,都能夠將事情辦好,將關係處理好。這樣的人,在儒士看來就是不忠誠的人,竟然服侍這麼多君王,肯定對任何人都不忠誠。

如果,真的以這樣的標準來考察人,那時候,就很少有人能夠達標了,畢竟,當時君王更換得太快。難道就因為君王退位了,自己也要結束自己的政治生涯嗎?所以,這顯然是不合理的,從這裡我們也可以看出,這些儒士的指責,其實,是沒有道理的。

話說,在齊建元元年的時候,齊高宗蕭道成封賞幫自己登上大位的有功之臣,褚淵、王儉都被封賞了。褚淵:南朝宋、齊宰相、外戚、南齊開國元勳,太常褚秀之之孫,左僕射褚湛之之子;王儉: 南齊名臣、文學家、目錄學家,東晉丞相王導五世孫、劉宋侍中王僧綽之子。

皇帝的權力雖大,但在這三百年間,有一類人根本不聽從皇帝的命令

這兩個人都是前王朝的親戚,現在卻成為新王朝的功臣,也因此,他們受到的非議就很多。於是,有人就專門寫了一本《齊書》用來諷刺他們,說:這兩個人連自己親戚的王朝都能背叛,現在,他們怎麼可能會忠於我們的齊國呢?

之後,褚淵的長子就因為這個諷刺,覺得臉面無光,在父親過世後隱居起來,再也不做官了。

【《陔餘叢考》、《齊書》、《“九品中正制”的利與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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