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璧归赵”的故事
“和氏献璧”见于《韩非子·和氏》，“完璧归赵”则因《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而广为人知。
尤其是“完璧归赵”的故事成为很多文艺作品中的经典画面，并引用为成语。
楚国的卞和在楚山中得到一块璞（未经雕琢的玉石），先后献给楚厉王、武王，结果都被鉴定为普通石头。
于是卞和因欺君之罪，被施以刖刑（先后被砍掉左右脚）。
楚文王继位后，卞和抱其璞而哭于楚山之下，眼泪哭干而出血。
文王获知后便命人剖开其璞，发现是一块稀世宝玉，便加以雕琢，命名为"和氏璧"，做为国宝。
后来楚国向赵国求婚，和氏璧到了赵国。
秦昭襄王时，提出以15座城交换和氏璧。赵弱秦强，赵国不情愿但也不敢怠慢，便派蔺相如奉璧使秦。
蔺相如献宝时发现秦昭襄王有诈，凭着大智大勇，使和氏璧完好回归赵国。
卞和三献玉璞、蔺相如“完璧归赵”，使得稀世宝玉和氏璧蕴含了忠信仁义等道德意义，更为人看重。
当时群雄争霸，风云变幻，有传闻称“得和氏璧者得天下”，于是它成为天下共知之宝。
但和氏璧后来最终还是被秦国占有。
秦始皇用和氏璧制成传国玉玺
秦王嬴政时，李斯在上《谏逐客书》中提到:"今陛下致昆山之玉，有随、和之宝。"
"随、和之宝"是当时著名的两件宝物，指"随侯之珠"与"和氏之璧"。
嬴政（后来的秦始皇）命令玉工以和氏璧为材料制成皇帝之玺。
同时，命令书法家、丞相李斯篆书“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八字，刻在皇帝之玺上，作为 “皇权天授、正统合法”之御玺信凭。
“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的含义是：我顺受天命当了皇帝，国运永久昌盛。
从而，秦始皇的这枚御玺成为皇权的象征、国家最高权力的凭证，成为历朝追捧、争夺的神物。
传国玉玺颠沛流离的命运
此后，围绕这枚御玺，出现了众多说法，散见于正史、野史中，莫衷一是。
我经过认真梳理，发现它的命运轨迹比较多的说法如下。
第一阶段：“传国玺”受到历代疯狂追捧，辗转相承。
秦始皇的御玺传至三世子婴时，秦朝已摇摇欲坠。
刘邦攻破秦都咸阳，子婴被迫献上玉玺，秦亡。
《汉书•元后传》中记载：“汉高祖入咸阳至霸上，王子婴降于轵道，奉上始皇玺。及高祖诛项籍，即天子位，因御其玺，世世传受，号日汉传国玺。”
这是“传国玺”一词最早出现于史册。
“传国玺”在汉朝继续代代相传。
《汉书•元后传》中记载，西汉末年，皇帝刘婴仅两岁，“传国玺”由孝元太后代管。王莽篡位时，派北阳侯王舜进宫索要“传国玺”。
太后怒斥之，并将玺“投之地”。国玺被摔缺一角，后来就用黄金镶补。从而也就有了“金镶玉”一说。
王莽败亡，“传国玺”先后在更始帝刘玄、赤眉军、刘盆子手中辗转，终被东汉光武帝刘秀所得。
东汉末期，天下大乱，“传国玺”先后落入孙坚、袁术之手。再传魏、晋。
两晋五胡十六国、南北朝时期，“传国玺”在各政权国主手中频繁辗转。
隋灭陈后，“传国玺”被陈朝的萧太后带上，投奔漠北突厥。
唐初，太宗李世民命李靖率军讨伐突厥。于是萧太后随“传国玺”归唐。
唐末， “传国玺”先后被朱温、李存勖占有并称帝建国。
后来，石敬瑭引契丹军攻洛阳，后唐末帝李从珂与皇族集体自焚，“传国玺”从此失踪，鲜见于史料尤其是正史中。
第二阶段：“传国玺”的传闻及赝品时隐时现。
“传国玺”在后唐末期湮没于世间，但在此后数隐数现。
《辽史》记载：“传国宝，秦始皇作┅┅自三国以来，僭伪诸国往往模拟私制，历代府库所藏不一，莫辨真伪。”
而且，据说元朝统一天下时，权相伯颜将蒙元所收缴的各国历代印玺统统磨平，分发给王公大臣刻制私人印章。“传国玺”也难保遭此不测。
直至明清、民国时期，时有“传国玺”现身，鼓噪一时。
但这些最终都被认定是附会、仿造之赝品。
秦始皇“传国玉玺”的存疑及考证
围绕着秦始皇“传国玉玺”的身世和命运轨迹，说法纷纭，扑朔迷离，成为千古谜案。
存疑一：秦始皇是用和氏璧制成国玺吗？
北魏崔浩的注《汉纪》之作《汉纪音义》曰：“传国玺，是和氏璧作之。”
五代时前蜀的杜光庭《录异记•卷七·异石》中记载：“岁星之精，坠于荆山，化而为玉，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卞和得之献楚王，后入赵献秦。始皇一统，琢为受命之玺，李斯小篆其文，历世传之。”
这其中“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描写，是现世古代文献资料中，罕有的对和氏璧外部颜色的具体描述。
《隋书·志第六·礼仪六》明确谈到玉玺为白玉所制:“又有传国玺，白玉为之。”
但是，《晋书•舆服志》、唐初徐令信《玉玺正录》等记载“色绿如蓝，温润而泽”，加之《宋书·礼志五》、《辽史》等，指明它是用蓝田玉制成。
上世纪20年代，中国近现代地质学奠基人之一章鸿钊先生在其划时代的学术巨著《石雅》中，第一次应用近代自然科学方法研究。
他根据杜光庭《录异记》中和氏璧雕刻传国玉玺“侧而视之色碧，正而视之色白”的记载，即和氏璧的色变特征，提出可能性的八种材质：月光石、拉长石、绿松石、蛋白石、碧玉、软玉、蓝田玉或者玛瑙。
这八种材质，都具备颜色随视觉角度不同而发生改变的特征，而且这种变化是白与碧之间的转换。也即这八种材质中必然存在白和碧两种颜色的个体。
因而，章鸿钊先生认可和氏璧的两种特征：一是白与碧的外观颜色，二是白与碧色会随视觉角度不同而发生改变。
另有人根据多种史籍中记载可知“和氏璧出自楚国山中”，楚国疆域基本包括今天的湖南、湖北、重庆、河南、安徽、江苏、江西的部分地方。
那么符合出产地条件的准和氏璧，只有独山玉、拉长石、绿松石和荆楚玛瑙。但是这些材质与和氏璧及秦始皇传国玉玺的相关特征描述并不相符。
可见，自古至今，对和氏璧及秦始皇传国玉玺的颜色及材质，说法不一，尚无定论。
另外，有人根据和氏璧的大小规格，认为将它雕琢为御玺不可能。
许多史书记载，玉玺是个长宽四寸的立方体。
如三国韦昭在《吴书》中记载：“（孙）坚令人入井，探得汉传国玺，文曰‘受命于天，既寿永昌’，方圜四寸，上纽交五龙，上一角缺。”
这里的四寸，无论是按秦朝还是三国的标准，都超过9厘米。
而和氏璧的“璧”当是中间有洞的圆环。以圆环的玉璧，雕琢出一个9厘米见方的玉玺，是难以想象的事情。
因而，秦始皇用和氏璧制成国玺的说法尚需考证。
存疑二：秦始皇制了几枚国玺？
一说两枚。
据说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巡游，行至洞庭湖时，风浪骤起，龙舟将倾，秦始皇忙抛“传国玉玺”于湖中，祀神镇浪，方得平安过湖。
国不可无玺，于是秦始皇命玉工用蓝田玉制作了一枚传国玺。
八年后，秦始皇巡游，至华阴平舒道时，有人持玉玺站在道中说：“请将此玺还给祖龙（秦始皇代称）。”言毕不见踪影。于是第一枚“传国玉玺”复归。
唐初学者徐令信的《玉玺正录》中说：秦始皇取蓝田玉刻成御玺，李斯书小篆“受命于天，既寿永昌”，回文排列；另制一枚御玺，上隐起为盘龙文，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方四寸钮五龙盘。
另一说有多枚。
东汉应劭、卫宏、蔡邕等人所著的有关汉朝廷官制礼仪的书籍如《汉官仪》、《汉官旧仪》、《独断》等，都说汉代所用的玺有六方：皇帝信玺、皇帝之玺、皇帝行玺、天子信玺、天子之玺、天子行玺。
东汉末的《汉献帝起居注》中也记载“皇帝六玺”。
晋朝时，虞喜的《志林》中把“传国玺”和“皇帝六玺”合在一起，称“七玺传国玺者，乃汉高祖所佩秦皇帝玺，世世传受，号曰传国玺。”
《宋史》中记载：“宝。秦制，天子有六玺，又有传国玺，历代因之。”
那么问题来了：究竟是秦始皇用和氏之玉造了多个玺，传至西汉?还是西汉刘邦并未得到秦始皇的国玺？
根据史料及考古发现，首先可以肯定，秦始皇时已开始实行印玺制。
秦时，设置有符节令及丞，属少府，掌管玺及虎符、竹符及授节等事。
目前考古发现的最大的一枚西汉金印，是南越王赵佗（曾为秦始皇时期将军）在称帝野心膨胀的情况下，自制的“文帝行玺”。
这枚玺更多承袭秦印的规制，例如用龙作为钮，而且有田字格或日字格等特点。
它与之前发现的“皇后玉玺”玉印、“皇帝信玺”封泥，共同印证了史书所记载的秦汉实行的印玺制。
所以，秦始皇用和氏之玉造了多个国玺（即组玺），从理论上说也并非不可能。
后世遍索秦始皇国玺不得，国不可无玺，只有自制国玺，这已是史实。
而且在汉朝时就已有多种场合应用的数枚国玺：“皇帝行玺赐诸侯王书，信玺发兵徵大臣，天子行玺外国事，天子之玺事天地鬼神。”
所以，假设西汉刘邦并未得到秦始皇国玺，那么自制“皇帝六玺”也在情理之中。
存疑三：国玺的印文到底是什么？
据说秦始皇国玺上刻有李斯的篆书“受命于天 既寿永昌”八个字。
《魏本纪》、《吴书》、徐令信的《玉玺正录》、《辽史》等中都有同样记载。
但是，《汉官仪》、《皇甫世纪》中记载“汉传国玉玺”字迹为“受命于天 既寿且康”。
晋朝虞喜的《志林》中则说“汉官传国，文曰‘受命于天，既寿且康且康’、“永昌”二字为错，未知两家何者为得……吴时无能刻玉，故天子以金为玺。玺虽以金，于文不异。”
也即，刘邦所受之“传国玉玺”与秦始皇国玺的字迹有差异。
另外，《隋书·志第六·礼仪六》记载:“又有传国玺┅┅隐起鸟篆书。文曰‘受天之命，皇帝寿昌’，凡八字。”
可见，对秦始皇国玺上的印文内容，说法不一。
仅仅从以上三点就可以看出，自秦始皇制国玺时起，就已有了诸多疑点。
那么，其后出现的所谓“传国玺”，不可盲信，值得谨慎考证。
归纳总结
本文结合正史、野史、传说演义，综上所述，可以归纳总结以下几点：
其一，史料及传闻中所说的秦始皇国玺，几乎都是后世未见过其真容者的记述，甚至是秦始皇之后几百上千年的记述，显然是口耳相传，难免以讹传讹。
其二，秦始皇用玉制作皇帝玺，是可信的。至于是用和氏壁还是蓝田玉或者其它材质所制，以及制作数量，尚有存疑。
其三，秦始皇的皇帝玺是否传至西汉刘邦，乃至后世，存有更大的历史疑点。后世出现的所谓“传国玺”，必须谨慎考证、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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