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70年的發展，既是偉大的社會主義實踐創新的歷史性成就，也是中國經濟學理論探索的光輝結晶。這裡僅就政府與市場關係談一點感受和認識。
一、政府與市場：人類的社會實踐與理論探索
“放任”與“統制”，構成政府與市場關係完整譜系的兩極。從斯密“守夜人”式小政府，到“從搖籃到墳墓”無所不包的“父愛主義”大政府，人類沿著這一譜系進行了全方位的探索。歷史鐘擺也隨著社會語境的變化在這個譜系上來回運動。
在思想譜系的一極，秉持“自由放任主義”觀點的學者認為，市場機制是調節經濟運行最有效的手段，因此，小政府就是好政府，只要市場能解決的問題，就不需要政府幹預。政府的作用僅限於處理那些市場無法做好，但對社會而言又不可或缺的事情。斯密的“守夜人”政府是這種觀點的典型代表。在思想譜系的另一極，贊同中央計劃經濟的學者則認為，市場機制在公平和效率兩方面都存在嚴重弊端，導致收入分配不公，經濟危機頻發。代表國家利益的政府應當取代市場機制來配置資源，以維護社會公正，保障全民的根本利益。傳統計劃經濟學派是這一觀點的主要代表。
處在思想譜系兩極之間，則是更加豐富多彩的觀點，大體可分為三類。
第一類，雖不認同政府越小越好，但仍信奉新古典教條，相信市場機制可以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主導作用。弗裡德曼和科斯的觀點比較典型。弗裡德曼認為應把政府定位為市場競爭規則的制定者和維護者，只要清晰且公平的市場規則得以確立，自由市場經濟將有效配置資源，直至實現帕累托最優。科斯和諾斯等新制度經濟學家則強調政府主要職責應集中於界定和保護產權；因為有效的產權制度是市場交易順利開展的前提，也是一國經濟長期增長的根本所在。
第二類，高度重視市場失靈現象，強調政府必須在經濟運行中有所作為。在經歷了大蕭條之後，凱恩斯發現，如果任由市場機制自發調節，則可能導致經濟陷入長期衰退；政府必須承擔起管理宏觀經濟的職能。薩繆爾森則進一步指出，即便市場經濟高度成熟，也會存在微觀無效率、宏觀不穩定和分配不公等市場失靈現象，政府必須出手干預，克服市場失靈。
第三類，認為政府作用不應侷限於彌補市場失靈，有效政府可以增進市場功能。奧爾森的“強化市場型政府”強調政府應成為市場運行的前提與保障；青木昌彥的“市場增進型政府”則認為政府、市場與民間組織的互動可以形成更有效率的資源配置機制；馬祖卡託的“企業家型政府”則可以發揮塑造和創造市場的功能，在創新活動中發揮引領作用。
無論是理論邏輯還是歷史邏輯，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邊界都處在不斷的變動之中。實現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完美組合與微妙平衡，將一直是人類在經濟制度建構上孜孜以求的目標。
二、70年來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偉大實踐和創新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年來的經濟發展，也是一段探索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偉大實踐和創新。
新中國成立之初，施行的是新民主主義經濟制度的綱領，在“節制資本”的原則下允許私人資本主義的存在，是一種政府主導的市場經濟體制。在1953年提出過渡時期總路線之後，社會主義改造迅速推進，公有制成為國民經濟的唯一基礎，並在此之上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至此，政府完全取代了市場。
傳統計劃經濟體制雖然能夠有力地動員資源，快速推進重工業優先發展戰略，但也存在不少弊端。1956年，毛澤東同志在《論十大關係》中指出，這一體制的弊病主要在於權力過分集中於中央，管得過多，統得過死；我們要以蘇聯為戒，探索中國自己的社會主義建設道路。從1958年到1976年，進行了多次“體制下放”，通過向各級地方政府放權讓利來激發活力。這種變革始終在政府內部進行，沒有觸及政府與市場關係層面。
1978年的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啟了中國市場化改革的大幕，政府與市場關係的探索進入新階段。在改革開放之初，通過不斷強化市場的調節作用，向“國有制+計劃經濟”為基本特徵的傳統體制中注入更多市場化因素，調動了各方面的積極性，改進了資源的配置效率。
1992年年初鄧小平同志在南方談話中指出“計劃多一點還是市場多一點，不是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的本質區別。”“計劃經濟不等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也有計劃；市場經濟不等於資本主義，社會主義也有市場。”“計劃和市場都是經濟手段。”一舉突破了在處理計劃與市場關係中意識形態方面的束縛，是一次偉大的理論創新。1992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四大確立了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目標，提出要讓市場在社會主義國家宏觀調控下對資源配置發揮基礎性作用。之後黨的十五大至十八大，對於市場基礎性作用的強調越來越突出。
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對於政府與市場作用的認識又進入了一個新境界，第一次提出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習近平總書記指出，堅持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改革方向，核心問題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係，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這是我們黨在理論和實踐上的又一重大突破。它是我們黨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規律認識的一個新飛躍，標誌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理論和實踐都證明，市場配置資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場決定資源配置是市場經濟的一般規律，市場經濟本質上就是市場決定資源配置的經濟。更好發揮政府作用，不是要更多發揮政府作用，而是要在保證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下，管好那些市場管不了或管不好的事情。
三、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實踐推動著中國經濟學理論創新
政府與市場關係的中國實踐，突破了主流新古典經濟學的教條，也不是傳統發展經濟學理論所能概括。這需要我們認真總結，以體現中國經濟學的理論創新。
首先，中國的實踐表明，政府與市場之間不是新古典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說的對立互斥關係，二者的作用是互補的。中國在改革發展的實踐中始終堅持辯證法、兩點論，把“看不見的手”和“看得見的手”都用好。數十年來，中國一直致力於尋找市場功能和政府行為的最佳結合點，切實把市場和政府的優勢都充分發揮出來，更好地體現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特色和優勢，努力形成市場作用和政府作用有機統一、相互補充、相互協調、相互促進的格局。實踐表明，要形成這一良好局面，首先要以“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為基本原則，劃清政府和市場的邊界，凡屬市場能發揮作用的，政府要簡政放權，要鬆綁支持，不要去幹預；凡屬市場不能有效發揮作用的，政府應當主動補位，該管的要堅決管，管到位，管出水平，使政府成為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的前提和保障。政府只告訴市場主體不能做什麼，至於能做什麼，該做什麼，由市場主體根據市場變化作出判斷和決策。
第二，中國的實踐表明，在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政府與市場之間的互補形式有著很大不同，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係是動態演進的。在後發趕超階段，中國面臨著市場體系發育程度不高，結構性扭曲嚴重、要素資源稀缺的局面。同時，我們一直面臨著發達經濟體的外部競爭壓力，在特定時期還遭受一些發達經濟體的刻意打壓與扼制。想要在處處落後的情況下實現比發達經濟體更快的經濟發展，就要求政府在動員資源方面發揮重要甚至是主導作用。在特定條件下，強政府與舉國體制確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隨著市場經濟體制逐步健全和完善，中國經濟完成了“起飛”，逐步邁向高收入經濟體，政府過度干預導致的各種扭曲就可能成為中國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障礙。在中國經濟發展進入新時代的現實背景下，中國探索政府與市場關係的重點應進一步轉向市場體系不完善、政府幹預過多和監管不到位問題。值得一提的是，近期的中美貿易摩擦使得強政府、舉國體制甚至計劃經濟成為熱議的話題。但筆者認為，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確立的關於政府與市場關係的大政方針決不能因一時一事而易；冷戰時期蘇聯的教訓值得汲取，那種完全或主要依賴政府配置資源的方式是難以持續提高國際競爭力的。
第三，地方政府的作用是理解中國發展模式的重要維度。長期以來，地方政府高度關注轄區內經濟發展的速度、結構和效益，由此形成的地方競爭機制是中國經濟發展進程中重要而獨特的現象。數十年來，各級地方政府充分發揮蘊藏於其中的“企業家才能”來促進市場發育，推動經濟發展，成為中國經濟奇蹟的“密鑰”。但同時，地方政府主導的競爭也帶來地方保護、市場分割、重複建設、產業同構、債務高企等一系列問題。一分為二地剖析地方政府在中國經濟發展中的作用，不僅有助於我們更好地理解中國經濟發展模式，也可以為政府與市場關係的理論探索提供新的素材和靈感。
總之，與西方經濟學中佔據主流地位的自由放任主義傳統截然不同，自秦漢以來中國政府的干預作用就非常明顯。政府顯然不是越小越好；經濟高質量發展需要政府有為、有效。但政府作用要以市場發揮決定性作用為前提，法治政府、責任政府和服務型政府是“十四五”以及未來更長一段時期政府轉型的方向。著眼於中國的偉大實踐，提煉出政府與市場關係變遷的典型化事實，我們將可能揭示中國經濟發展的內在邏輯，為構建和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做出貢獻。
（作者：謝伏瞻，中國社會科學院黨組書記、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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