說起“江西”，湖南人大概有兩種感覺。

一是親切，因為很多湖南人是祖上是從江西移民而來，“江西老表”的稱呼據說也是由此而來。

二是略帶一點同情，江西作為革命老區，近現代一直有點發展不順。連京廣線最終都選擇了湖南。

可要是從歷史時間軸上來看，江西可比湖南大部分時間要強

大多數時候，是人家同情我們......

青銅時代，江西孤篇橫絕，改寫江南文明史

大概從青銅時代的商晚期開始，江西就已經很厲害了。

有人會說，我們有寧鄉青銅器王國啊！

請先不要激動好嗎？

上世紀的1989年，江西吉安新幹大洋洲一個河堤上發現了一座商晚期的古墓（也有人說是祭祀坑，反正不知道墓主人是誰）

裡面居然出土了480多件青銅器！現存已知最大青銅器“甗(yǎn)王”就在那裡出土。這直接改寫了江南文明史。

我們現在去吉安博物館，還能看見這些精美絕倫的......複製件。原件正在北京首博展出呢。

江西青銅器可謂是“孤篇橫絕，竟為大家”。

江西瑞昌銅嶺商代銅礦遺址的發掘，是我國和世界上最早的礦冶遺蹟。

江西在我國古代青銅文化史上佔有重要位置。

相比之下，寧鄉青銅器雖然也很優秀，但在數量和體量上就相對弱多了。

（伏鳥雙尾銅臥虎複製件，原件出土于吉安新幹大洋洲）

唐宋時期，江西依然保有絕對優勢

到了封建社會早期，湖南與江西發展基本同步，差別並不明顯，然而唐宋時期，因為北方移民地大量湧入，加之交通地理上的便利，江西再度崛起。

制瓷行業出現了 “洪洲窯”、“吉州窯”、“景德鎮窯”，工藝水平飛速提高。

單就人才而言，江西在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人才輩出，學風濃厚。而湖南，則是剛剛起步萌芽的狀態。以廬陵文化的中心吉安為例，明朝之前的數次歷史南北大移民，為這裡輸送了大量的優秀人才，移民，推動了文化的發展。它江西建制最早的古郡，人文燦爛的“狀元之鄉”，號稱“三千進士冠華夏，文章節義寫春秋”的江南望郡。

這個時期，湖南也有北方移民，但相對江西為少。

書院，是一個有文化代表性的產物。我們在吉安贛江邊的洲上，拜訪了洲上的白鷺洲書院。這座書院正是在南宋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修建，由當時的吉州知軍江萬里創建，它和廬山的白鹿洞書院、鉛山的鵝湖書院、南昌的豫章書院齊名，合稱為古代江西四大書院。

（白鷺洲書院前的文天祥雕像）

寶祐四年，文天祥高中狀元，同榜中39名進士均為吉安人，一時朝野震驚。著名愛國詩人劉辰翁、鄧光薦也出自這裡。吉安在唐宋時期，人才爆發式增長，歐陽修、楊萬里、謝縉、胡銓都出自這片土地.....而他們的祖上，幾乎全是移民。

湖南的文化教育在唐宋之際也開始發展，嶽麓書院開始顯現它的光芒，但比起江西來，湖南還只能算是剛起步。

（江西吉安文天祥墓）

如果列一下江西籍古今名人，恐怕感覺上會更受刺激。

他們是：

徐稚、陶淵明、綦毋潛、來鵠、林士弘、王安石、歐陽修、晏殊、晏幾道、曾鞏、黃庭堅、姜夔、楊萬里、朱熹、陸九淵、京鏜、石孝友、文天祥、虞集、揭傒斯、解縉、汪大淵、宋應星、魏良輔、湯顯祖、朱耷、王猷定、彭元瑞、蔣士銓、魏禧、詹天佑、陳寅恪、傅抱石、胡先驌、梅汝璈、程懋筠、羅隆基、黃秋園、歐陽竟無、古龍、袁隆平、李安、劉頒、劉敞等文學家、政治家、藝術家、科學家......

唐宋時期，江西的人才就遠比湖南多。然而，宋之後的各種戰亂，讓大量的江西人開始往湖南移動。

江西成敗，皆源於移民。歷史的天平開始傾斜了。

（江西瓦屑壩移民先祖遺址）

明清時期，力量對比開始發生緩慢傾斜

到明清時期，湖南人開始逐步走上歷史舞臺。

元末明初，朱元璋與陳友諒在江西持續長時間作戰，江西成為戰爭重災區。

大量移民被迫前往各地，湖南因此受益。湖南的移民，延續數代，歷史上的數次移民，為湖南提供了一個歷史發展的新機遇。唐宋時期，已有大量移民從各地遷往湖南，極大促進了湖南整體文化水平的提高。

這個時期的江西，依然保持著極為強悍的戰鬥力，湖南雖弱，但也在努力前行。

在二十四史中有籍可考的5783位歷史人物中，湖南只有57人，僅佔全國的0.98%；而江西達378人，佔全國6.54%。從明代科甲人物看，湖南有進士427人，佔全國的1.9%，而江西有進士2724人，佔全國的11.9%；鼎甲（狀元、榜眼、探花的總稱）人物，江西有55人，佔全國的21%，為全國之冠。在明代89個狀元中，江西有17人，湖南只1人。

曾國藩的先祖就是在這個時期由江西遷入湖南，明清時期，移民再次大規模向湖南遷徙，成為湖南遷入人口最多的歷史時期，這些移民，帶著文化與財富，助推湖南再度進入一個新的歷史時期。“湖廣熟，天下足”，湖南的糧食與人才，都逐步進入一個豐產期。

（江西移民湖南路線圖）

近代，此起彼伏，江西發展減速，湖南終於崛起

近代以來，殖民主義者的入侵，讓文化上傳統保守的江西顯得無所適從，江西似乎更能夠適應傳統社會的發展模式，而湖南，則對這種新形勢做出了極為恰當的反應，雖然湖南也有極為頑固的保守勢力，但對於新思潮，同樣有著極強的包容性，無論保守，還是求新，湖南人總能做到極致，這似乎是移民所具有的一種天然精神，一時間，新風浩蕩，湖南人一躍而上近代史的舞臺，酣暢淋漓地演繹出一部精彩的大戲，而江西，似乎從此開始變得沉默起來，再也沒有重複歷史上的輝煌。

湖南人譚嗣同曾評價說：“江西習俗守舊，愚如土番，上無開民智之官，下無通民情之學會，一睹俗人婦孺意計中所不能有之雄圖霸業，勢必群然奔駭，不恤出死力以相沮撓，則憂而敗。”

譚嗣同的話說得相當“毒舌”，但也反應出當時江西的風氣。當時的江西人，依然沉浸在“讀書做官”的美好理想中無法自拔。清末江西籍京官胡思敬在《國乘備聞》中所說，“江西人嫁女，必與秀才。”應該就是這種心態的反應。

（江西吉安陂下古村）

我們找兩個從江西移民到湖南的姓氏，在其中便可發現江西移民為湖南帶來的發展。

湖南的羅氏與曾氏兩支，在近代湖南的舞臺上，可謂“風流人物”。羅氏家族的羅典，為鼓磉洲羅氏第十三世,豫章羅氏珠公六十三世孫,他出任嶽麓書院山長，並且五次連任，主持嶽麓書院長達27年。嶽麓書院在他主持下，發展達到了最高峰。陶澍、賀長齡、賀熙齡、魏源、湯鵬、唐鑑、鄧顯鶴、彭浚、嚴如煜、羅修源、曾國藩（歐陽厚均弟子）、胡林翼、羅澤南、左宗棠、郭嵩燾、李元度、羅汝懷、何紹基、吳南屏……都出自他的門下或，史志留名顯通學子達近千人。所謂“中興將相十九湖湘，湖湘英傑十九嶽麓”可以說，沒有羅典主持嶽麓書院的輝煌，便沒有後續湖南人才的整體爆發，他是功不可沒的奠基者。

曾氏後人中則有晚清名臣曾國藩組建湘軍，成為挽救晚清危亡的中興之臣，在浩浩蕩蕩的湘軍將領陣營裡，祖籍江西者，佔了大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