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大帝之削“三藩”

所謂“三藩”，指的是順治年間清廷派駐雲南，廣東，福建三地的平西王吳三桂，平南王尚可喜， 靖南王耿繼茂及其子耿精忠。尚可喜，耿繼茂的的父親耿仲明以及孔有德原來都是明將毛文龍的部下。明薊遼總督袁崇煥擅殺毛文龍之後，三人 輾轉流徒，最後投降後金。

順治十六年初，清廷根據經略大學士洪承疇的建議，命吳三桂駐鎮雲南，尚可喜，耿繼茂駐鎮廣東，次年耿繼茂改鎮福建。“三藩”分駐為徹底消滅永曆政權及有效抵禦鄭成功的進攻起到了應有的作用，但隨之而來產生了“三藩”擁兵自重，勢力惡性膨脹的問題。

“三藩”壟斷地方軍政大權，還把持駐地財政，搜刮，魚肉當地百姓。“三藩”勢力的不斷膨脹，必然加劇與中央政府的矛盾，隨著統一大業的初步實現，這種矛盾關係變得日益尖銳。為消除“三藩”割據之患，康熙親政後不得不認真考慮撤藩問題。在撤藩之前，清廷已經開始採取限制措施，以達到逐步削減“三藩”權勢的目的。於康熙二年收回吳三桂的大將軍印以節制其權，於康熙四年和六年裁減雲南綠營兵額以削其勢，於康熙四年，六年申嚴藩下官員欺行霸市，與民爭利的禁令。康熙剷除鰲拜之後，加緊整頓財政，籌措經費，擴編佐領，加強訓練，以提高八旗軍隊的戰鬥力。採取緩和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的措施，以爭取民心等撤藩的準備工作。

在“三藩”之中，尚可喜是唯一願意告老還鄉的人，在順治十年就以四境已安，身體不好為由，請求回京休養。但因當時廣東尚未完全穩定下來，清廷未批准他的請求。康熙十二年，尚可喜眼見朝廷對藩鎮疑心日重，便上疏請求歸老遼東，讓兒子尚之信襲其王爵，帶兵繼續鎮守廣東，清廷討論後作出了全藩撤離的決議。吳，耿二藩聽到尚藩撤離的消息大受震動，為試探朝廷的態度，消除朝廷對他們的懷疑，也上疏請求撤藩。出乎吳的意料之外，康熙接奏後表示同意，並令議政王大臣討論。吳等請求撤藩本是試探之舉，眼見永鎮雲南的幻想破滅，就決心以武力反叛清廷。吳集合藩屬官兵，當場殺害拒絕從叛的雲南巡撫朱國治等人，扣留清廷使臣，發佈反清檄文，自稱天下都招討兵馬大元帥，蓄髮易衣冠，標榜興復明朝，起兵反清。吳反叛的消息傳到北京後，舉朝震驚，不少人責怪倡議撤藩者輕議誤國，大學士索額圖更力主將倡議撤藩者正法以謝罪吳三桂。但康熙表現得十分冷靜，斷然否決索額圖等人的意見，積極佈置平叛事宜。

為將戰事控制在雲南，貴州，湖廣境內，康熙派前鋒統領碩岱兼程前往咽喉要地荊州防守，扼制叛軍北上。隨後派西安將軍瓦爾喀率騎兵馳赴四川，堅守自滇入川隘之地，等待接應進剿雲南大軍。授廣西巡撫孫延齡為撫蠻將軍，以線國安為都統，統兵固守廣西，牽制貴州叛軍。同時下令停撤耿，尚二藩，召回使臣，以集中打擊吳三桂。康熙還發佈政策性極強的詔書，聲討吳三桂背恩反叛的罪行，表示清廷武力平叛的決心，告誡雲貴兩省官兵百姓各自安分自保，不要聽信誘脅。已從賊者如能悔罪反正，既往不咎。家屬親友不加株連，並號召他們擒殺叛軍。為保護東南財賦之地，防止吳，耿會師江西，康熙及時加強了江南各地的軍事力量，除原來的江寧將軍額楚，杭州將軍圖喇以及鎮海將軍王之鼎等人外，又任命一批將軍率兵鎮守各地。

吳三桂與清廷玩起了“和平”遊戲，吳放回朝廷使臣折爾肯和傅禮達，捎回表示願意和解的奏文。不久，達賴喇嘛也出面建議“裂土罷兵”。但康熙態度堅決，堅持認為對反叛之徒必須消滅。為徹底粉碎吳要挾朝廷的幻想，康熙採取諸王大臣建議，將吳三桂之子吳應熊以及其子吳世霖處絞，吳三桂為此深感絕望。康熙深知，要取得平叛戰爭的勝利，不僅要在政治上克敵制勝，更加需要在軍事上壓制敵人。各路大將軍的任命和出征，使平叛陣容大為改觀，充實了兵力，也便於統一指揮，大大增強了穩定戰局，應付意外事變的能力，也為主動進攻，恢復失地創造了條件。

藩鎮勢力的惡性發展及其以後的叛亂活動，是違背社會歷史發展趨勢。當時國家統一局面已初步形成，百姓經過長期戰亂之後渴望社會穩定，經濟急需恢復和發展。而“三藩”勢力的發展，不僅阻礙封建中央集權政治的發展和國家統一局面的穩固，而且不利於當時社會經濟的恢復發展。如藩鎮勢力對當地百姓的橫徵暴斂，以及對當地百姓生命財產的公開掠奪，激化了社會矛盾，也阻礙了當地社會經濟的發展。因此，康熙撤藩以及對叛亂活動的堅決鎮壓，順應了社會歷史的發展，有利於鞏固國家統一局面的操控和促進經濟發展。儘管康熙在撤藩的策略問題上有失誤之處，如一紙通令將三藩裁撤，從而使矛盾過早激化，誘發了這場大規模叛亂活動的爆發，使國家和百姓付出了巨大的代價。但是康熙在撤藩問題上的態度明確，在平叛過程中表現出來的策略性，充分展現了康熙作為一個封建君主的操控才能，對平定叛亂，以及解決“三藩”問題，起到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