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問者：白巖松
我年輕的時候也有點幻想，想追求點真實的東西，找最後的真理是什麼，理想浪漫主義。沒有想到畢業後找個工作都非常困難。沒有想到這些問題。
白巖松：1938 年您從湖南徒步走到了昆明，歷時兩個月，行程大約一千多公里。沿途您看到了中國農民的貧困，還有社會的敗落，那麼這兩個月的旅行是不是徹底影響了您以後做學問時的一種心態？
任繼愈：從那個時候起，我就覺得做學問也得拿出上前線時衝鋒的那個勁兒才行，沒這個勁兒也搞不成。
白巖松：我看到了您的一篇文章，寫的是當時您在昆明西南聯大無論求學也好還是後來留校也好，您書齋的名字一直叫潛齋。潛心讀書是不是給您打下了非常深厚的學問底子？
任繼愈：在做學問上也沒有什麼捷徑可走，馬克思就說過這個話。我們中國也有這個真理，就是很平凡才叫真理。太離奇古怪的，很新奇的，那個不一定就是真理。真理就是很樸素、很平凡，就是大實話。我是這麼想的。
白巖松：1964 年毛主席倡議成立了社科院的世界宗教研究所，您當所長和教授一當就是二十多年。當初（指 1964年）要不是毛主席建議的話，您會離開校園嗎？
任繼愈：不會離開，我想我還會在那兒。
白巖松：那從您本人來說，您還是更喜歡校園的工作？
任繼愈：是的，我喜歡學生。教書多年，我喜歡學生。
白巖松：先生非常注重中小學的教育，您也編過歷史叢書一百一十本，那是面對中學生的。您撰寫的文章字裡行間，包括說話、包括一些發言之中，對於現在過於注重大學教育都持有一種批評的態度。
任繼愈：小農意識就是注重近期效益，信不過的我就不肯做，短期行為，不會見效的。教育也有這個問題。教育的根本還是在中學。回顧起來，我自己的成長，世界觀的形成，就是在十二三歲那個階段，後來發現某些研究生寫論文答辯，看見有的學生的論文中標點符號還用不好，意思表達不清楚，詞不達意。這不能怨大學的老師，這是中學的底子沒打好，小學沒學好，基礎沒打好，改就很難了。在京劇藝術中這樣的例子最明顯，舞蹈也有這個問題。那個時候底子打不好，後來就不好辦了。
白巖松：古為今用這個問題很多年來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但我在很多文章中看到您是不主張古為今用的。
任繼愈：嗯，我不主張。因為這樣主張會產生一種流弊，虛無主義往往就是利用這個東西：用得著的我就來。真理是不能這麼玩弄的，真理有它自身的尊嚴，你隨便拿來用是不合適的。
白巖松：您好像也不主張厚今薄古？
任繼愈：我主張實實在在的。
白巖松：我最欽佩先生的也是這一點。您花費了大量的精力去整理佛教、儒家的資料，要是沒有一定的犧牲精神，如果沒有前人栽樹後人乘涼這樣一個想法，是很難做到這一點的。
任繼愈：我們也是借這個前人栽樹，我們乘過涼，我們也要栽栽樹，希望給後人留下點什麼。這樣整個社會才會不斷地前進。文化在不斷地積累，文化的特點就是積累，不能斬斷，不像別的。政權可以是一刀兩斷，文化不能一刀兩斷。新中國政權與舊中國政權以 1949 年新中國成立為界限，但文化這個界限不能依從這個來劃定。文化有幾千年就有幾千年，絕不是從 1949 年 10 月 1 日開始的。
白巖松：1956 年您就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那麼入黨以後，包括入黨以前您所積極追求解決的，也就是您作為用唯物論來研究中國哲學的主要問題是什麼？
任繼愈：我始終看到農民這個問題是最大的問題。但是，毛澤東同志也講了農民是目前最大的問題，我們從思想上看，從哲學史上來看，也發現中國農民這個問題太重要了。我們有好些失誤，在建設中走了一些彎路，這就是小農意識在作怪，是小農意識帶過來的，意識沒有改變，限制了新事物，對於走向世界、與現代世界接軌，都有侷限性。
白巖松：先生從事學術工作已經五十多年，將近六十年了，您自己怎樣評價您這近六十年的學術生涯？
任繼愈：我還沒有認真地想過怎麼樣評價。我是想大道理不用講。人類在從動物進化到人的過程中就是在集體中生活，依靠著群體，沒有群體的話人就不能生活下去。他可以從群體中拿到他所需要的東西，他從集體中拿些東西就要奉獻一些給集體。如拿一杯水就要添一杯，或是奉獻一勺，社會才能富有。文化事業也要靠大家向裡面添東西，能添多少就添多少，若光拿不添的話社會非垮不可，我是這麼想的。
白巖松：任繼愈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富國強國離不開科技，但光靠科技還不夠，哲學社會科學代表一個民族的總體水平，是民族文化的靈魂所繫，萬萬忽視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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