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前期不是士族權臣作亂（王敦之亂），就是歸附流民反叛（蘇峻、祖約之亂）。晉室南方亂，五胡在北方亂，否則總該有一個人站出來一統南北。

東晉中期，晉朝出了個桓溫，先後三次北伐，第一次進入關中，擊敗前秦，最後因後勤問題退回荊州；第二次北伐中原，擊敗羌族首領姚襄，收復中原諸郡，但是一退兵，打下來的地方又被敵人搶回去；第三次北伐前燕，桓溫在枋頭被前燕慕容垂擊敗，大敗而歸。

晉末出現個劉裕，先後進行了兩次北伐，第一次滅掉了南燕，徹底消滅了慕容鮮卑（北燕不是慕容氏建立的）。第二次北伐滅掉後秦，使得羌族退出歷史舞臺。劉裕兩戰勝兩族，佔有天下七分之地。

同樣是北伐，劉裕、桓溫的最後結果差距為何如此之大？

若從成果來說，劉裕要遠遠強於桓溫。若從雙方所處的局勢、北伐目的、行軍路線三方面來分析，正是桓溫與劉裕的不同，造成了倆人取得不同戰績。

東晉局勢的異同

一、桓溫：東晉世家正值巔峰，頻頻出手制衡桓溫。

庾翼、庾冰死去之後，何充為了奪取庾氏在長江上游的權柄，將桓溫推上前臺。他所處的時期正是世家門閥勢力的上升期。桓溫在347年以攻滅蜀漢為契機，逐步掌控荊州，桓氏在長江上游站穩了腳跟。

桓溫想將自己的權柄伸入長江下游——建康，他需要有一個合適的理由。試問偏安一隅的東晉，還有比北伐更好的理由嗎？桓溫在永和五年（349年）上書建康，請求自己率軍北伐。

無論桓溫是真北伐還是假北伐，建康士族都不可能答應他。保持權力平衡是東晉士族的共識，絕不允許出現一家獨大的狀況。當初庾氏佔據荊州，其他士族聯合起來與之抗衡，桓溫所處的局面就如同當年的庾氏。

桓溫上書北伐後，建康的士族就有了應對之策。先是抬出褚太后的父親褚裒，讓其主持北伐，率先拿下北伐大義。可惜褚裒能力不足，北伐以慘敗告終。回到建康後，他本人也覺得對不住枉死的東晉男兒，鬱鬱而終。

朝廷不得已又抬出殷浩，希望他能抗衡桓溫。殷浩一開始不願意北伐，找個藉口拖延。桓溫立即移師武昌，這是警告殷浩：你不北伐，我來！

嚇得殷浩想出鎮地方以躲避桓溫，不過被王彪之阻止。殷浩不得已在永和八年開啟北伐。殷浩兩次北伐同樣失敗。

桓溫以殷浩北伐失敗為藉口，立即上表朝廷要求嚴懲殷浩，殷浩被貶為庶人。士族弄出倆人，倆人接連失敗，士族再也沒阻止桓溫北伐的藉口了。

雖沒有人阻止桓溫北伐，王氏、荀氏、謝氏、庾氏等不會暗中破壞，但暗中“不配合”還是有的。桓溫第一次北伐甚至不能完全控制軍隊，順陽太守薛珍明目張膽抗拒桓溫的命令，哪怕他最後取得勝利，也被桓溫殺掉。

《資治通鑑·晉紀二十一》

順陽太守薛珍溫徑進逼長安，溫弗從。珍以偏師獨濟，頗有所獲。及溫退，乃還，顯言於眾，自矜其勇而咎溫之持重；溫殺之。

二、劉裕：東晉士族實力被削弱。

劉裕掌權的時代與桓溫不同。東晉先有王恭、司馬道子爭權，彼此兵戎相見，繼而引發孫恩之亂。這兩場內亂都造成東晉士族勢力大幅度減弱，一個是士族（包括皇族）所控制的軍隊受到損失，一個是士族子弟在戰亂中遭受重創。

以陳郡謝氏為例，謝琰（謝安的兒子）以及長子謝肇、二子謝峻在孫恩之亂中遇害。吳興太守謝邈、黃門侍郎謝衝以及謝氏女婿王凝之（王羲之次子，妻子謝道韞）以及四個兒子也遭到殺戮。

《晉書·列女傳·謝氏》

及遭孫恩之難，舉厝自若，（謝道韞）既聞夫及諸子已為賊所害，方命婢肩輿抽刃出門。

士族子弟在孫恩之亂受到的打擊，勢力不再強盛，劉裕在政治上便少了掣肘。

若說孫恩等為劉裕減少了政治上的阻力，桓玄則為劉裕掃平了軍事的阻礙。

北府兵一開始掌控在劉牢之手裡，桓玄先以劉牢之“為徵東將軍、會稽太守”，剝奪了他的軍權。不久劉牢之便自殺，桓玄又殺害高素、竺謙之、劉襲、孫無終等人，這些人都是劉牢之舊將，即北府兵高層。

雖北府兵高層被掃滅一光，但桓玄仍需要用北府兵，因此中層將領劉裕有了出頭之日，被桓玄拉攏並委以重任，北府兵聚集到劉裕麾下。這才讓劉裕才有了擊敗桓玄、掃滅盧循的軍事實力，為之後的北伐奠定基礎。

《晉書·桓玄傳》

玄又害吳興太守高素、輔國將軍竺謙之、謙之從兄高平相朗之、輔國將軍劉襲、襲弟彭城內史季武、 冠軍將軍孫無終等，皆牢之之黨，北府舊將也。

《宋書·本紀一》

桓玄從兄修以撫軍鎮丹徒，以高祖為中兵參軍，軍、郡如故。

注：丹徒即鎮江，也就是北府所在的京口。桓修鎮北府，將劉裕任命為自己的二把手（中兵參軍），這是桓玄對北府兵的拉攏。

劉裕少了士族的牽制，又掌握戰力極強的北府兵，他的起點雖然比桓溫低，北伐開局卻要比桓溫強上不少。

桓溫、劉裕北伐目的不同

桓溫、劉裕雖說都是北伐，兩者目的卻不盡相同。雙方北伐的共同點都是為了攬權，不同點在於桓溫是為了自己，劉裕自己以及麾下的北府兵都希望北伐。

桓溫手下大多為士族子弟，諸如袁喬（陳郡袁氏）、郗超（高平郗氏），謝安、謝玄也曾進入桓溫軍府中任職。士族子弟不愁官位升遷，他們用不著以軍功來換取權位。

劉裕的北府兵則不同，他的手下大多出自庶族、寒族，諸如何無忌、魏詠之、檀道濟等。東晉的九品中正制，讓這些庶族出身的人根本做不到高位，甚至有的人只能為吏。正是晉末混亂的環境，給了他們加官進爵的機會。

手下有這些渴望通過軍功換取權位富貴的人，哪怕劉裕自己不想北伐，也必須北伐，否則這些人就不會支持劉裕。

《宋書·武帝紀一》

凡同謀何無忌、魏詠之、詠之弟欣之、順之、檀憑之、憑之從子韶、弟祗、隆與叔道濟、道濟從兄 範之、高祖弟道憐、劉毅、毅從弟籓、孟昶、昶族弟懷玉、河內向彌、管義之、陳 留周安穆、臨淮劉蔚、從弟珪之、東莞臧熹、從弟寶符、從子穆生、童茂宗、陳郡周道民、漁陽田演、譙國範清等二十七人。

桓溫北伐一是為了增加威望，二是為了讓桓氏進入未曾掌握的豫州、兗州、揚州、徐州等地，因此北伐勝利與否對桓溫不重要（當然勝利更好），桓溫主持北伐的過程才是關鍵。

劉裕北伐也有增加自己威望的目的，不過主要目的還是獲得軍功，帶著手下諸將升官發財，因此必須勝利，畢竟勝利才有軍功。

雙方目的不同，軍隊蘊含的士氣、爆發的戰鬥力自然不同，為別人作戰和為自己作戰，這是兩種精神狀態。這也是北府兵戰鬥力強的原因：內心渴望改變自己地位。

桓溫、劉裕北伐路線的選擇

一、桓溫北伐

桓溫第一次北伐在永和十年（354年），僅隔兩年（356年）桓溫便開啟了第二次北伐。但第三次北伐卻到了十三年之後的太和四年（369年），之所以時間間隔如此之長，主要是桓溫吸取前兩次北伐失敗的教訓，想要獲得徐州、兗州的權力後在開啟北伐。

前兩次北伐給了桓溫什麼教訓——後勤的重要性。

桓溫前兩次北伐，都是自己率軍從江陵出兵，因為桓溫的勢力僅能控制荊州等長江上游。到了第三次北伐，桓溫已經能讓豫州刺史袁真配合一起出兵，這是桓溫勢力擴大的表現。

另外從前兩次北伐（江陵出兵）與第三次北伐（兗州出兵）出兵地點的變化，可以看出桓溫的勢力已經發展到長江下游。

《晉書·桓溫傳》第一次北伐：

溫遂統步騎 四萬發江陵，水軍自襄陽入均口。

《資治通鑑·晉紀二十》第二次北伐：

桓溫自江陵北伐，遣督護高武據魯陽，輔國將軍戴施屯河上，自帥大兵繼進。

《資治通鑑·晉紀二十四》第三次北伐

大司馬溫自兗州伐燕。

《晉書·桓溫傳》

以溫領平北將軍、徐 兗二州刺史，率弟南中郎衝、西中郎袁真步騎五萬北伐。

桓溫經過三次北伐，將荊州、豫州、徐州、揚州的刺史都納入桓氏手裡，自己又都督中外軍事，將軍權掌握在自己手中。正因為如此，桓溫在第三次北伐失敗後還能廢立晉帝，桓氏勢力已經將建康徹底包圍，桓氏在晉朝內部已經沒了對手。

也正是桓溫第三次北伐失利，使得王氏、謝氏、庾氏敢於反抗桓溫。庾氏更是武力反抗桓溫，結果被桓溫剿滅，大部分庾氏都被桓溫殺掉。

謝安、王彪之、王坦之等哪怕明裡附和桓溫，暗中依然聯合起來抵抗桓氏。桓溫如此大的權勢還遭到士族強烈抵抗，從中可以試想下桓溫早期北伐所面臨的阻力之大。

《資治通鑑·晉紀二十五》

免新蔡王晃為庶人，徙衡陽；殷涓、庾倩、曹秀、劉強、庾柔皆族誅，庾蘊飲鴆死。

瞭解了桓溫受到的阻力，便明白他想要北伐只得依靠桓氏的荊州。無論古代任何時候，戰爭中最難的都是如何保障後勤運輸的順利。

後勤運輸分水運與陸運，水運既省力快捷，運送量又大，要比陸運強太多。可惜從荊州到北方除了沔水、漢水一段河道可以利用外，其他地方的只能靠陸運補給。

桓溫第一次北伐關中，關中地勢十分險要，陸運補給極其困難。因此桓溫採取的是“因糧於敵”的策略，“因糧於敵”的意思是己方軍隊不帶糧草或只帶極少的糧草，到敵方境內後就地獲得補給。

這個“就地獲得補給”有兩個來源，一是從當地居民手裡搶奪，二是收割敵方田地裡的糧食（當時各個勢力都有屯田）。

桓溫北伐是為了收取人望，關中居住最多的仍是晉朝遺民，他自然不能從他們手裡搶奪糧食，因此桓溫只能採取第二個辦法，奪取前秦田裡的糧食。可惜這一點被前秦苻健識破，實行堅壁清野戰術，桓溫得不到補給，雖然勝利了幾場，但後繼無力，只得掠奪一些人口後率軍返回。

《晉書·桓溫傳》

初，溫恃麥熟，取以為軍資。而健芟苗清野，軍糧不屬，收三千餘口而還。

第三次北伐前，桓溫已經取得徐州、兗州權力，他便希望利用江淮中充沛的水資源來運輸補給，但他選擇了錯誤的水道——汴水。

出發前，郗超認為“道遠，汴水又淺，恐漕運難通”，水淺有兩個弊端，一是會阻礙水船航行。另一弊端，水淺意味著敵人能輕易截斷水道，哪怕船隊順利通過後，敵人可以輕而易舉堵住桓溫的歸路。郗超建議桓溫改道是十分正確的，可惜桓溫沒有聽從。

河道不暢，桓溫補給運輸就困難，若大軍北上，糧草卻跟不上很可能讓士兵失去鬥志而大敗。結果也正是如此，桓溫在北伐前燕的前期作戰中，屢屢取得勝利，打得前燕太傅慕容評“大懼，謀奔和龍”，都想跑路了。

前燕慕容垂看出桓溫後勤補給的問題，先命令豫州刺史李邽“帥州兵五千斷溫糧道”， 這糧道也是桓溫水軍航道，就是郗超所說的“水淺”地段。

糧道被堵，桓溫水軍的歸路就被堵住了，最後桓溫“糧儲復竭，又聞秦兵將至，丙申，焚舟，棄輜重、鎧仗，自陸道奔還”。

桓溫兩次北伐都因補給問題而失敗，補給難以運輸在於錯誤的行軍路線，這是他北伐戰略中的最大失誤。

二、劉裕北伐

桓溫的基本盤是荊州，所以他只能依託荊州來北伐。劉裕的基本盤是北府，也就是江淮諸地。劉裕對江淮水道有著天然控制權。

劉裕北伐南燕十分類似桓溫的第一次北伐，同樣是先用舟師走一半水路，然後士兵下船改為陸路行軍。劉裕面臨著與桓溫同樣的境地——補給運輸乏力。與桓溫不同的是，劉裕的對手慕容超是個蠢材。

南燕聽到劉裕出兵後，大將公孫五樓建議慕容超“刈除粟苗，堅壁清野以待之”，這與當年苻健對抗桓溫的法子一樣，慕容超卻不聽從。

劉裕深入南燕境內，看到滿地糧食高興壞了，舉手指天說“吾事濟矣！”這話既表明了劉裕曾經的擔心——糧草不濟前途堪憂，也表明了劉裕的自信——有了糧草，慕容衝手到擒來。

充足的後勤不能保證一定會取得戰爭勝利，但沒有後勤支援的軍隊大多會戰敗。俗話說：“兜裡有糧，心中不慌”，戰爭同樣如此。

北伐後秦，劉裕選擇利用黃淮水道來運送補給。劉裕從徐、揚出兵攻打關中，雖然在直線距離上比桓溫從荊州進入關中，要遠上不少，但因為有充足的水道，劉裕能節省更多的時間與人力。

江淮間遍佈水道，淮水、淝水、泗水、鉅野澤等等。劉裕剿滅南燕勢力後，東晉水軍在江淮暢行無阻。鉅野澤與黃河相連，劉裕水軍可以從鉅野澤開鑿水道進入黃河，然後沿黃河逆流西上，進入關中。

劉裕以王仲德為前鋒，負責開鑿鉅野到黃河的水道，以此來保障北伐大軍的後勤路線的暢通。劉裕則坐鎮彭城，親自負責後勤運輸。

北伐前，劉裕制定的目標是諸軍彙集洛陽，然後在一起進入關中。因為劉裕帶著後勤補給走在最後，前面軍隊走得太遠很可能因補給問題而失敗。

大將王鎮惡便差點失敗。王鎮惡拿下洛陽後，繼續西進妄圖拿下潼關，結果潼關被後秦重兵把手，王鎮惡被阻擋於潼關，又不斷被敵人騷擾加上沒了糧食，只得向劉裕求救。

可這時候劉裕率領的後勤大軍，正與北魏對峙於黃河，根本脫不開身。還好王鎮惡從當地百姓那裡得到了糧食，否則劉裕的北伐同樣可能因補給問題而功虧一簣。

《宋書·王仲德傳》

仲德率龍驤將軍硃牧、寧遠將 軍竺靈秀、嚴綱等開鉅野入河，乃總眾軍，進據潼關。

《宋書·王鎮惡傳》

方軌長驅，徑據潼關……鎮惡懸軍遠入，轉輸不充，與賊相持久，將士乏食，乃親到弘農督上民租，百姓競 送義粟，軍食復振。

初，高祖與鎮惡等期，若克洛陽，須大軍至，未可輕前……而軍又乏食，馳告高祖，求遣糧援。時高祖沿河，索虜屯據河岸，軍不得前。高祖呼所遣人開舫北戶，指河上虜示之曰：“我語令勿進，而輕佻深入。岸上如此，何由得遣軍？”

劉裕正是藉助黃淮水道，保證己方後勤補給的流暢，才能夠遠伐關中，一舉滅掉後秦。若他沒有選擇合適的路線，很可能會重蹈桓溫的覆轍。

桓溫與劉裕的能力誰高誰低不好評判，但劉裕手下大將絕對要強於桓溫手下。這就是我前面說的：為自己拼命和為別人拼命，是兩種狀態！

結語

無論桓溫是為了攬權也罷，還是真心為了北伐，至少他做出了努力，比那些甘願避居江東的士族強上很多。當然桓溫、劉裕二人能取得不同成果，與敵人強弱也有關係。

桓溫時期，前秦、前燕都正值巔峰。劉裕時期，慕容氏經歷北魏的攻打討伐，僅剩殘餘勢力組建了南燕。後秦姚興剛死，內部不穩，外部又有西秦、赫連勃勃的威脅，無法全力迎戰劉裕。這讓劉裕佔了不少便宜。

究竟桓溫、劉裕誰強誰弱，除非放到同一環境下，否則又有什麼公平可言呢？總之，自古風雲多變幻，不以成敗論英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