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素来以叙事简洁著称，然而其中有一段关于董卓和袁绍的争执，却描写得绘声绘色十分精彩，让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三国志·袁绍传》：
“卓谓绍曰：‘竖子！天下事岂不决我？我今为之，谁敢不从？尔谓董卓刀为不利乎！‘绍曰：‘天下健者，岂唯董公？’引佩刀横揖而出。”
这是《三国演义》中很有名的一个桥段，在历史上也真实发生过
董卓准备废掉少帝而立陈留王，袁绍对此表示了坚决的反对。在争执中，董卓对袁绍进行了恐吓，表示袁绍要是再敢表示反对就杀了他。而袁绍和董卓针锋相对毫无畏惧，拔出佩刀横在胸前，扬长而去。当时董卓控制了东汉政府，权倾朝野，见袁绍和自己作对，就打算杀了袁绍。这时董卓身边就有人提醒他，“袁氏树恩四世，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后汉书·袁绍传》）。董卓听了之后，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害关系，也不敢再追究袁绍，反而拜袁绍为渤海太守，封邟乡侯。
袁绍的底气，很大部分就是来自于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
袁绍公开跟性情残暴董卓唱反调，让其非常难堪，但是他不仅没有因此招来杀身之祸，反而被董卓封官赐爵加以拉拢。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有人提醒董卓“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那“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样的情况又为什么会让权倾朝野的董卓如此忌惮呢，以致于他不敢对袁绍下手呢？“门生故吏”中的门生，比较容易理解，就是师生关系中的学生，而“故吏”一词，在汉末三国则有特定的含义，它是特定制度和观念的产物，代表了一个特殊的政治阶层，“故吏”和故主有着特殊的关系，而这种特殊关系又对汉末三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袁绍后来“不领情”，凭借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成为讨董联军的盟主
今天笔者就来和大家聊一聊汉末三国的“故吏”，以期通过对这一特殊政治阶层的了解，一窥汉末三国的政治生态的某些方面。
一、故吏的概念和形成
（一）故吏在汉末三国的特定含义
《汉书·昭帝纪》：
“冬，发习战射士诣朔方，调故吏将屯田张掖郡”
据考证，这是“故吏”一词最早的出处。颜师古在给这段作注的时候，将其解释为“前为官职者”，意思就是曾经做过官的人。这里值得说明的是，西汉时代文献中的“故吏”一词的含义，基本和颜师古的解释一样。但是，这里的“故吏”词义，和汉末三国所讲的“故吏”，是大不相同的。
其实，从“故吏”一词词义演变的角度 来看，我们也可以发现，在西汉时代长官和属吏之间的关系，还远远没有形成“君臣关系”，而更接近秦代的摒弃私恩“公而佐上”的定位。随着地方豪强势力的不断崛起和愈发强大，到了东汉时期，地方长官和属吏之间的关系悄然发生改变，并最终定格为“君臣关系”。
那么，故吏一词在东汉词义出现变化，和长官与属吏之间的关系变化，并最终发展为“君臣关系”，这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联系呢？
根据《中国史稿》的解释，故吏就是东汉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征辟的属吏。吉林大学张鹤泉老师对此进行了驳斥，认为这个解释混淆了故吏和属吏的区别，并进一步指出东汉故吏的定义，应该参照宋人洪适的解释，“旧治所官府，其掾则曰故吏。”笔者觉得张鹤泉老师的意见无疑是正确的，他注意到了故吏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故吏必须满足“府主不是现任”这个条件。然而笔者觉得这里需要再加补充的是，东汉之后，特别是汉末三国社会动荡时期语境中的故吏，其本身需要认同“君臣关系”才可称之为故吏，因为这一点正是
区别于秦代和西汉长官与属吏关系的核心内容。前面我们曾经提到，秦代长官与属吏的关系特征是“公而佐上”。秦代地方长官根据《置吏律》等相关律令进行属吏选拔，两者之间都被法律所约束，并不容易产生个人恩义。这里有一个典型的例子，那就是秦末天下风起云涌之际，萧何本来是沛县的县吏，但是却背叛县令，反而跟刘邦一起攻杀县令。这里是丝毫看不出他作为县吏和县令长官之间有任何的私恩，更不用说“君臣之义”了。
故吏现象背后是“二元君主观”，东汉是故吏现象“大盛”的时期
所以，自东汉以后，再到汉末三国时期，“故吏”最终有了新的，特定的含义，那就是故吏曾经做过府主的下属，而且对故主依然维持着“君臣关系”。
（二）故吏产生的制度基础
经过前文的分析，我们不难看出，汉末三国时代的故吏，其中一个核心内容就是认同他和曾经府主的“君臣关系”。那么，在秦代和西汉只是单纯的法律关系，而无个人恩义的长官和属吏之间，又是怎么确立起这种“君臣关系”的呢？
我们翻阅两汉之际的史料，会发现其中记载了不少属吏极力维护自己长官的例子，其中不少甚至甘愿付出生命的代价。
《东观汉记·刘茂》:
“为郡门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负太守孙福逾墙出，藏城西门下空穴中”
《后汉书·索卢放传》：
“更始时……太守有事，当就斩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愿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斩。使者义而赦之，由是显名。”
以上两个例子和秦末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历史学家廖伯源曾经指出，“传统以为县属吏为郡县长吏自行辟除，此实西汉中叶以后形成之制度。”笔者对此的理解是正是因为随着中央政府的属吏任免权逐步被地方长官取代，地方长官开始自行征辟属吏，这就使得属吏和长官的关系开始变得密切，并逐渐形成了“君臣关系”。众所周知，东汉是在豪强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东汉立国以后，豪强实力进一步发展壮大。而豪强的儒学化官僚化则使得豪强不仅取得了经济上的优势，还在政治文化上开始形成垄断。在这种情况下，官僚化以后的豪强利用征辟制度，“制造”了一大批自己的门生“故吏”，而这些“故吏”亦有着成为地方长官甚至中央官员的机会，这就意味着他们也可以拥有自己的“故吏”。美国学者伊佩霞认为其实官员和门生“故吏”实际上是“属于同一社会阶层的人们”，是“基于共识建立起上下级的隶属关系”。（《东汉庇护者与托庇者关系考论》）
笔者觉得，这里所谓的“基于共识”，其中显然就包括了对于长官和属吏“君臣关系”的认可和推崇。而对这种“君臣关系”的认可和推崇，并不只是官场风气或者空泛的观念，而是有着实际的政治内容。
二、汉末三国时代故吏与故主的关系
我们说故吏和故主之间有着“君臣关系”，这并不是一句空话。
本文开始曾经举了袁绍的例子，董卓因为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而不敢加害于他。这是因为董卓担心对袁绍下手的严重后果，“若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这就表明，一旦具备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条件，就能够聚众英雄另立山头，甚至跟董卓控制下的东汉政府分庭抗礼。
这会不会有点危言耸听了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这一点我们可以从袁绍获得冀州的过程得到印证。
《三国志·袁绍传》：
“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让，古人所贵，诸君独何病焉！’从事赵浮、程奂请以兵拒之，馥又不听。乃让绍。”
韩馥的实力其实并不比袁绍弱，这一点我们可以从他的别驾闵纯、治中李历劝阻他的理由中看得出来，“冀州虽鄙，带甲百万，谷支十年。袁绍孤客穷军，仰我鼻息，譬如婴儿在股掌之上，绝其哺乳，立可饿杀。奈何乃欲以州与之？”（《三国志·袁绍传》）然而韩馥坚持要把冀州让给袁绍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他本人是“袁氏故吏”。
因为袁氏故吏的关系，韩馥在袁绍面前，甚至表现得有些卑微
韩馥在这里不仅因为自己是袁氏故吏，而将“带甲百万，谷止十年”富庶的冀州整个让给袁绍，还表现得极为卑微。并且，即便不再为属吏，也还和故主维持着“君臣关系”，对故主子弟也表现出绝对的服从。
这样的例子，在汉末三国时代可谓是比比皆是。
《三国志·桓范传》：
“范不从，乃突出至平昌城门，城门已闭。门候司蕃，故范举吏也，范呼之，举手中版以示之，矫曰：‘有诏召我，卿促开门！’蕃欲求见诏书，范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尔？’乃开之。”
司马懿发动高平陵之变，封闭了洛阳城门。桓范准备出城去给曹爽报信，但是被门候阻挡。本来桓范是没有机会出城的了，但是恰好这个叫司蕃的门候是桓范的故吏，桓范也不想多解释什么，直接呵斥他，“你不是我的故吏吗？”。这一切似乎是天经地义，而司蕃乖乖开门让桓范出城的表现，也再次反映了在时人的观念中，
故吏对故主是应该绝对的服从和效忠的。
桓范逃出洛阳，也是一个故吏服从故主的典型例子
司蕃的这个举动，显然是玩忽职守，然而司蕃之所以不惜“渎职”也要放桓范出城，还有个原因就是一旦桓范出事，自己也会因为“故吏”身份受到牵连。
《后汉书·周景传》：
“景辟大将军梁冀府，稍迁豫州刺史、河内太守，后征入为将作大匠。及梁冀诛，景以故吏免官禁锢。”
周瑜的从祖父周景曾经做过梁冀大将军府的属吏，梁冀被诛以后，周景因为梁冀故吏的身份也被牵连进去，而且处罚力度非同一般。周景不仅被免官，还被“禁锢”。“禁锢”意味着以后不能再次为官，属于相当严厉的刑罚。一般只施于和犯罪者关系最为亲密的人，一般为门生故吏，父子兄弟。
《后汉书·李膺传》：
“后张俭事起，收捕钩党……乃诣诏狱。考死，妻子徙边，门生、故吏及其父兄，并被禁锢。”
由此可见，故吏和故主关系的密切程度，确实并非虚言，甚至有如父子兄弟。
众所周知，在汉代儿子是需要为父亲服丧的，按制是三年。那么与故主有如父子的故吏，是不是也需要为故主服丧这么夸张呢？然而答案是肯定的 ，故吏也是需要为故主服丧的，甚至服丧三年。但是，官吏不会有三年这么长的丧假。所以故吏为故主服丧，辞职弃官者也不鲜见。程度严重时，已经影响到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了，以致于朝堂已经有人呼吁立法禁止弃官为非父母服丧的行为。
《后汉书·左雄传》：
“臣愚以为守相长吏，惠和有显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丧不得去官。”
然而这种行为却屡禁不止，有人甚至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价，也要履行故吏的义务。
《三国志·吉茂传》：
“是时科禁长吏擅去官，而（吉）黄闻司徒赵温薨，自以为故吏，违科奔丧，为司隶钟繇所收，遂伏法。”
吉黄在命令禁止弃官奔丧的情况下，在得知司徒赵温过世的消息后，认为自己身为赵温的故吏，依然“违法”奔丧，因此被司隶校尉钟繇所处杀。
在汉末三国的乱世里，很多人死于政治斗争或者战争，这个时候替死者收葬，就会面临极大的危险，而故吏就具有为故主收葬的义务。
《三国演义》里有个很有名的桥段，讲的是孙坚被刘表攻杀以后，年仅九岁的孙权只身前往敌营讨要孙坚尸体的故事。这个故事是罗贯中的艺术创作，目的是给孙权增加主角光环，然而这件事却并不是空穴来风，在历史上是有原型的。
诸如此类的事情还很多，比如替王允收葬的也是其故吏
《三国志·孙坚传》：
“桓阶字伯绪，长沙临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孙坚举阶孝廉，除尚书郎。父丧还乡里。会坚击刘表战死，阶冒难诣表乞坚丧，表义而与之。”
正史中替孙坚收葬的正是孙坚的故吏桓阶，要知道孙坚当时和刘表作战，双方处于你死我活的战争状态。桓阶为了报答举主孙坚的这个举动，无疑是冒着很大的风险的。
以上几个例子，在整个故吏和故主的关系中，可以说只是冰山一角。故吏对于故主的义务，远远不止这些。因为故吏和故主“君臣之义”的存在，故吏除了需要在政治上无条件地支持故主以外，还担负着对故主的道义责任，甚至是经济义务。这种责任，甚至还会传袭到故主的家庭成员比如妻子儿女身上。
可以说，故吏和故主之间的这种“君臣关系”，是一种休戚与共，血肉相连的密切关系，甚至可以说已经具有近似
伦理规范的性质。在和平时期，这种关系无疑具有积极作用，是官僚机构的正常高效运转的润滑剂。然而，随着皇权的衰落，国家走向分裂和割据，故吏和故主的这种关系，又无疑会成为割据势力的助推剂，变成一种分裂国家的不稳定因素。
故吏有其积极意义，但是在特定情况下，又会变成分裂势力的助推剂
钱穆先生在《国史大纲》中曾经指出，“除非任职中央，否则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义上，只有一个地方政权，而并没有中央的观念。”笔者觉得钱穆先生的这个论述，可谓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故吏和故主之间的这种恩义对于中央集权的巨大威胁。
以此而论，三国分裂局面的形成，显然就和故吏与故主之间的“君臣关系”，有着直接而且密切的联系。
三、故吏与三国分裂局面的形成
经过上文的分析，我们再次回到本文开篇所举的袁绍和董卓冲突的例子，就不难理解故吏和三国分裂局面的形成，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了。董卓虽然属于“篡逆”，但是至少名义上代表东汉中央政府，而袁绍凭借着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条件，竟然让董卓对其有“收豪杰以聚徒众，英雄因之而起，则山东非公之有也”的优势深信不疑，而袁绍随后的表现也证明了这并不是一句“危言耸听”的空话。
应该说，袁绍的情况，确实是故吏成为中央极权力量离心力的一个鲜活例子。由此观之，本文题目中的问题已经可以得到回答，那就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意味着故主同时具备了割据分裂的法理依据和实力凭借。关于这一点，安作璋和熊铁基两位老师在《秦汉官制史稿》中已经有过精彩的论述，“属吏与府主的关系，与其说郡府属吏忠于汉朝皇帝，不如说更尽忠于他们的主人。”从这个角度讲，袁氏故吏尽忠于袁绍，在政治上支持袁绍，经济上供养袁绍，军事上为袁绍冲锋，甚至在舆论上也不余遗力地为袁绍奔走呐喊，其实就是两位老师所说的故吏事实上不再“忠于汉朝皇帝”最生动的注释。
皇权衰落，进一步放大了故吏的消极影响
换言之，汉末三国分裂局面的形成，正是由于皇权衰落，豪强势力依靠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政治优势，将其迅速转化为经济和军事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还把持了舆论，从而成为实际上的割据势力。在这一点上，袁绍是一个代表性的人物，而曹操、袁术、公孙瓒这些割据势力身上也无一不强烈带有这样的色彩。
袁绍的情况极具代表性，所以本文以袁绍的例子贯穿始终
结语
袁氏是门生“故吏”遍于天下的典型，也是解说“故吏”这一稍显生涩概念的最好样板。所以本文以袁绍的例子贯穿始终，先回顾了“故吏”词义演变背后，所蕴含的长官与属吏关系变化，讨论了故吏产生的制度基础，并由此看到汉末三国时代，“故吏”和故主的关系已经发展为“君臣关系”。而这种牢固的“君臣关系”并非只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具有实际的政治内容的，这些内容体现在故吏对故主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多方面的支持。门生“故吏”遍于天下，故吏只知故主而不知皇帝，已经使得故主成为潜在的割据势力。可以说，在汉末皇权衰落，社会秩序走向崩溃的特定情况下，故吏也在事实上成为了三国分裂局面推波助澜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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