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素來以敘事簡潔著稱，然而其中有一段關於董卓和袁紹的爭執，卻描寫得繪聲繪色十分精彩，讓人有身臨其境之感。
《三國志·袁紹傳》：
“卓謂紹曰：‘豎子！天下事豈不決我？我今為之，誰敢不從？爾謂董卓刀為不利乎！‘紹曰：‘天下健者，豈唯董公？’引佩刀橫揖而出。”
這是《三國演義》中很有名的一個橋段，在歷史上也真實發生過
董卓準備廢掉少帝而立陳留王，袁紹對此表示了堅決的反對。在爭執中，董卓對袁紹進行了恐嚇，表示袁紹要是再敢表示反對就殺了他。而袁紹和董卓針鋒相對毫無畏懼，拔出佩刀橫在胸前，揚長而去。當時董卓控制了東漢政府，權傾朝野，見袁紹和自己作對，就打算殺了袁紹。這時董卓身邊就有人提醒他，“袁氏樹恩四世，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後漢書·袁紹傳》）。董卓聽了之後，想明白了其中的利害關係，也不敢再追究袁紹，反而拜袁紹為渤海太守，封邟鄉侯。
袁紹的底氣，很大部分就是來自於袁氏門生“故吏”遍於天下
袁紹公開跟性情殘暴董卓唱反調，讓其非常難堪，但是他不僅沒有因此招來殺身之禍，反而被董卓封官賜爵加以拉攏。這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因素就是有人提醒董卓“袁氏門生故吏遍於天下”，那“門生故吏遍於天下”到底意味著什麼呢？這樣的情況又為什麼會讓權傾朝野的董卓如此忌憚呢，以致於他不敢對袁紹下手呢？“門生故吏”中的門生，比較容易理解，就是師生關係中的學生，而“故吏”一詞，在漢末三國則有特定的含義，它是特定製度和觀念的產物，代表了一個特殊的政治階層，“故吏”和故主有著特殊的關係，而這種特殊關係又對漢末三國社會產生了巨大的影響。
袁紹後來“不領情”，憑藉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成為討董聯軍的盟主
今天筆者就來和大家聊一聊漢末三國的“故吏”，以期通過對這一特殊政治階層的瞭解，一窺漢末三國的政治生態的某些方面。
一、故吏的概念和形成
（一）故吏在漢末三國的特定含義
《漢書·昭帝紀》：
“冬，發習戰射士詣朔方，調故吏將屯田張掖郡”
據考證，這是“故吏”一詞最早的出處。顏師古在給這段作注的時候，將其解釋為“前為官職者”，意思就是曾經做過官的人。這裡值得說明的是，西漢時代文獻中的“故吏”一詞的含義，基本和顏師古的解釋一樣。但是，這裡的“故吏”詞義，和漢末三國所講的“故吏”，是大不相同的。
其實，從“故吏”一詞詞義演變的角度 來看，我們也可以發現，在西漢時代長官和屬吏之間的關係，還遠遠沒有形成“君臣關係”，而更接近秦代的摒棄私恩“公而佐上”的定位。隨著地方豪強勢力的不斷崛起和愈發強大，到了東漢時期，地方長官和屬吏之間的關係悄然發生改變，並最終定格為“君臣關係”。
那麼，故吏一詞在東漢詞義出現變化，和長官與屬吏之間的關係變化，並最終發展為“君臣關係”，這兩者之間到底有什麼聯繫呢？
根據《中國史稿》的解釋，故吏就是東漢中央政府或者地方政府徵辟的屬吏。吉林大學張鶴泉老師對此進行了駁斥，認為這個解釋混淆了故吏和屬吏的區別，並進一步指出東漢故吏的定義，應該參照宋人洪适的解釋，“舊治所官府，其掾則曰故吏。”筆者覺得張鶴泉老師的意見無疑是正確的，他注意到了故吏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故吏必須滿足“府主不是現任”這個條件。然而筆者覺得這裡需要再加補充的是，東漢之後，特別是漢末三國社會動盪時期語境中的故吏，其本身需要認同“君臣關係”才可稱之為故吏，因為這一點正是
區別於秦代和西漢長官與屬吏關係的核心內容。前面我們曾經提到，秦代長官與屬吏的關係特徵是“公而佐上”。秦代地方長官根據《置吏律》等相關律令進行屬吏選拔，兩者之間都被法律所約束，並不容易產生個人恩義。這裡有一個典型的例子，那就是秦末天下風起雲湧之際，蕭何本來是沛縣的縣吏，但是卻背叛縣令，反而跟劉邦一起攻殺縣令。這裡是絲毫看不出他作為縣吏和縣令長官之間有任何的私恩，更不用說“君臣之義”了。
故吏現象背後是“二元君主觀”，東漢是故吏現象“大盛”的時期
所以，自東漢以後，再到漢末三國時期，“故吏”最終有了新的，特定的含義，那就是故吏曾經做過府主的下屬，而且對故主依然維持著“君臣關係”。
（二）故吏產生的制度基礎
經過前文的分析，我們不難看出，漢末三國時代的故吏，其中一個核心內容就是認同他和曾經府主的“君臣關係”。那麼，在秦代和西漢只是單純的法律關係，而無個人恩義的長官和屬吏之間，又是怎麼確立起這種“君臣關係”的呢？
我們翻閱兩漢之際的史料，會發現其中記載了不少屬吏極力維護自己長官的例子，其中不少甚至甘願付出生命的代價。
《東觀漢記·劉茂》:
“為郡門下掾，赤眉攻太原，茂負太守孫福逾牆出，藏城西門下空穴中”
《後漢書·索盧放傳》：
“更始時……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
以上兩個例子和秦末的情況形成了鮮明的對比，那為什麼會出現這種情況呢？歷史學家廖伯源曾經指出，“傳統以為縣屬吏為郡縣長吏自行闢除，此實西漢中葉以後形成之制度。”筆者對此的理解是正是因為隨著中央政府的屬吏任免權逐步被地方長官取代，地方長官開始自行徵辟屬吏，這就使得屬吏和長官的關係開始變得密切，並逐漸形成了“君臣關係”。眾所周知，東漢是在豪強大族的支持下建立的。東漢立國以後，豪強實力進一步發展壯大。而豪強的儒學化官僚化則使得豪強不僅取得了經濟上的優勢，還在政治文化上開始形成壟斷。在這種情況下，官僚化以後的豪強利用徵辟制度，“製造”了一大批自己的門生“故吏”，而這些“故吏”亦有著成為地方長官甚至中央官員的機會，這就意味著他們也可以擁有自己的“故吏”。美國學者伊佩霞認為其實官員和門生“故吏”實際上是“屬於同一社會階層的人們”，是“基於共識建立起上下級的隸屬關係”。（《東漢庇護者與託庇者關係考論》）
筆者覺得，這裡所謂的“基於共識”，其中顯然就包括了對於長官和屬吏“君臣關係”的認可和推崇。而對這種“君臣關係”的認可和推崇，並不只是官場風氣或者空泛的觀念，而是有著實際的政治內容。
二、漢末三國時代故吏與故主的關係
我們說故吏和故主之間有著“君臣關係”，這並不是一句空話。
本文開始曾經舉了袁紹的例子，董卓因為袁氏門生“故吏”遍於天下而不敢加害於他。這是因為董卓擔心對袁紹下手的嚴重後果，“若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這就表明，一旦具備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的條件，就能夠聚眾英雄另立山頭，甚至跟董卓控制下的東漢政府分庭抗禮。
這會不會有點危言聳聽了呢？答案當然是否定的，這一點我們可以從袁紹獲得冀州的過程得到印證。
《三國志·袁紹傳》：
“馥曰：‘吾，袁氏故吏，且才不如本初，度德而讓，古人所貴，諸君獨何病焉！’從事趙浮、程奐請以兵拒之，馥又不聽。乃讓紹。”
韓馥的實力其實並不比袁紹弱，這一點我們可以從他的別駕閔純、治中李歷勸阻他的理由中看得出來，“冀州雖鄙，帶甲百萬，谷支十年。袁紹孤客窮軍，仰我鼻息，譬如嬰兒在股掌之上，絕其哺乳，立可餓殺。奈何乃欲以州與之？”（《三國志·袁紹傳》）然而韓馥堅持要把冀州讓給袁紹的一個重要理由就是他本人是“袁氏故吏”。
因為袁氏故吏的關係，韓馥在袁紹面前，甚至表現得有些卑微
韓馥在這裡不僅因為自己是袁氏故吏，而將“帶甲百萬，谷止十年”富庶的冀州整個讓給袁紹，還表現得極為卑微。並且，即便不再為屬吏，也還和故主維持著“君臣關係”，對故主子弟也表現出絕對的服從。
這樣的例子，在漢末三國時代可謂是比比皆是。
《三國志·桓範傳》：
“範不從，乃突出至平昌城門，城門已閉。門候司蕃，故範舉吏也，範呼之，舉手中版以示之，矯曰：‘有詔召我，卿促開門！’蕃欲求見詔書，範呵之，言：‘卿非我故吏邪，何以敢爾？’乃開之。”
司馬懿發動高平陵之變，封閉了洛陽城門。桓範準備出城去給曹爽報信，但是被門候阻擋。本來桓範是沒有機會出城的了，但是恰好這個叫司蕃的門候是桓範的故吏，桓範也不想多解釋什麼，直接呵斥他，“你不是我的故吏嗎？”。這一切似乎是天經地義，而司蕃乖乖開門讓桓範出城的表現，也再次反映了在時人的觀念中，
故吏對故主是應該絕對的服從和效忠的。
桓範逃出洛陽，也是一個故吏服從故主的典型例子
司蕃的這個舉動，顯然是翫忽職守，然而司蕃之所以不惜“瀆職”也要放桓範出城，還有個原因就是一旦桓範出事，自己也會因為“故吏”身份受到牽連。
《後漢書·周景傳》：
“景闢大將軍梁冀府，稍遷豫州刺史、河內太守，後徵入為將作大匠。及梁冀誅，景以故吏免官禁錮。”
周瑜的從祖父周景曾經做過樑冀大將軍府的屬吏，梁冀被誅以後，周景因為梁冀故吏的身份也被牽連進去，而且處罰力度非同一般。周景不僅被免官，還被“禁錮”。“禁錮”意味著以後不能再次為官，屬於相當嚴厲的刑罰。一般只施於和犯罪者關係最為親密的人，一般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
《後漢書·李膺傳》：
“後張儉事起，收捕鉤黨……乃詣詔獄。考死，妻子徙邊，門生、故吏及其父兄，並被禁錮。”
由此可見，故吏和故主關係的密切程度，確實並非虛言，甚至有如父子兄弟。
眾所周知，在漢代兒子是需要為父親服喪的，按制是三年。那麼與故主有如父子的故吏，是不是也需要為故主服喪這麼誇張呢？然而答案是肯定的 ，故吏也是需要為故主服喪的，甚至服喪三年。但是，官吏不會有三年這麼長的喪假。所以故吏為故主服喪，辭職棄官者也不鮮見。程度嚴重時，已經影響到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了，以致於朝堂已經有人呼籲立法禁止棄官為非父母服喪的行為。
《後漢書·左雄傳》：
“臣愚以為守相長吏，惠和有顯效者，可就增秩，勿使移徙，非父母喪不得去官。”
然而這種行為卻屢禁不止，有人甚至為此不惜付出生命的代價，也要履行故吏的義務。
《三國志·吉茂傳》：
“是時科禁長吏擅去官，而（吉）黃聞司徒趙溫薨，自以為故吏，違科奔喪，為司隸鍾繇所收，遂伏法。”
吉黃在命令禁止棄官奔喪的情況下，在得知司徒趙溫過世的消息後，認為自己身為趙溫的故吏，依然“違法”奔喪，因此被司隸校尉鍾繇所處殺。
在漢末三國的亂世裡，很多人死於政治鬥爭或者戰爭，這個時候替死者收葬，就會面臨極大的危險，而故吏就具有為故主收葬的義務。
《三國演義》裡有個很有名的橋段，講的是孫堅被劉表攻殺以後，年僅九歲的孫權隻身前往敵營討要孫堅屍體的故事。這個故事是羅貫中的藝術創作，目的是給孫權增加主角光環，然而這件事卻並不是空穴來風，在歷史上是有原型的。
諸如此類的事情還很多，比如替王允收葬的也是其故吏
《三國志·孫堅傳》：
“桓階字伯緒，長沙臨湘人也。仕郡功曹。太守孫堅舉階孝廉，除尚書郎。父喪還鄉里。會堅擊劉表戰死，階冒難詣表乞堅喪，表義而與之。”
正史中替孫堅收葬的正是孫堅的故吏桓階，要知道孫堅當時和劉表作戰，雙方處於你死我活的戰爭狀態。桓階為了報答舉主孫堅的這個舉動，無疑是冒著很大的風險的。
以上幾個例子，在整個故吏和故主的關係中，可以說只是冰山一角。故吏對於故主的義務，遠遠不止這些。因為故吏和故主“君臣之義”的存在，故吏除了需要在政治上無條件地支持故主以外，還擔負著對故主的道義責任，甚至是經濟義務。這種責任，甚至還會傳襲到故主的家庭成員比如妻子兒女身上。
可以說，故吏和故主之間的這種“君臣關係”，是一種休慼與共，血肉相連的密切關係，甚至可以說已經具有近似
倫理規範的性質。在和平時期，這種關係無疑具有積極作用，是官僚機構的正常高效運轉的潤滑劑。然而，隨著皇權的衰落，國家走向分裂和割據，故吏和故主的這種關係，又無疑會成為割據勢力的助推劑，變成一種分裂國家的不穩定因素。
故吏有其積極意義，但是在特定情況下，又會變成分裂勢力的助推劑
錢穆先生在《國史大綱》中曾經指出，“除非任職中央，否則地方官吏的心目中，乃至道義上，只有一個地方政權，而並沒有中央的觀念。”筆者覺得錢穆先生的這個論述，可謂一針見血地指出了故吏和故主之間的這種恩義對於中央集權的巨大威脅。
以此而論，三國分裂局面的形成，顯然就和故吏與故主之間的“君臣關係”，有著直接而且密切的聯繫。
三、故吏與三國分裂局面的形成
經過上文的分析，我們再次回到本文開篇所舉的袁紹和董卓衝突的例子，就不難理解故吏和三國分裂局面的形成，有著非常密切的關係了。董卓雖然屬於“篡逆”，但是至少名義上代表東漢中央政府，而袁紹憑藉著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的條件，竟然讓董卓對其有“收豪傑以聚徒眾，英雄因之而起，則山東非公之有也”的優勢深信不疑，而袁紹隨後的表現也證明了這並不是一句“危言聳聽”的空話。
應該說，袁紹的情況，確實是故吏成為中央極權力量離心力的一個鮮活例子。由此觀之，本文題目中的問題已經可以得到回答，那就是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意味著故主同時具備了割據分裂的法理依據和實力憑藉。關於這一點，安作璋和熊鐵基兩位老師在《秦漢官制史稿》中已經有過精彩的論述，“屬吏與府主的關係，與其說郡府屬吏忠於漢朝皇帝，不如說更盡忠於他們的主人。”從這個角度講，袁氏故吏盡忠於袁紹，在政治上支持袁紹，經濟上供養袁紹，軍事上為袁紹衝鋒，甚至在輿論上也不餘遺力地為袁紹奔走吶喊，其實就是兩位老師所說的故吏事實上不再“忠於漢朝皇帝”最生動的註釋。
皇權衰落，進一步放大了故吏的消極影響
換言之，漢末三國分裂局面的形成，正是由於皇權衰落，豪強勢力依靠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的政治優勢，將其迅速轉化為經濟和軍事力量，甚至在一定程度上還把持了輿論，從而成為實際上的割據勢力。在這一點上，袁紹是一個代表性的人物，而曹操、袁術、公孫瓚這些割據勢力身上也無一不強烈帶有這樣的色彩。
袁紹的情況極具代表性，所以本文以袁紹的例子貫穿始終
結語
袁氏是門生“故吏”遍於天下的典型，也是解說“故吏”這一稍顯生澀概念的最好樣板。所以本文以袁紹的例子貫穿始終，先回顧了“故吏”詞義演變背後，所蘊含的長官與屬吏關係變化，討論了故吏產生的制度基礎，並由此看到漢末三國時代，“故吏”和故主的關係已經發展為“君臣關係”。而這種牢固的“君臣關係”並非只是空泛的概念，而是具有實際的政治內容的，這些內容體現在故吏對故主在政治，經濟和軍事等多方面的支持。門生“故吏”遍於天下，故吏只知故主而不知皇帝，已經使得故主成為潛在的割據勢力。可以說，在漢末皇權衰落，社會秩序走向崩潰的特定情況下，故吏也在事實上成為了三國分裂局面推波助瀾的力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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