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清茗）晋国的发展诚如孔子预料一般，在缺失制度的背景下，再完善的法律体系也很难完成国家大治。在铸刑鼎之后，晋国国家安全隐患便如雨后春笋般的滋生，并且愈演愈变，最终撼动着晋国霸主的地位和晋国国君的安危。
首先是在公元前506年在昭陵会盟中，晋国大卿范鞅、荀寅向蔡昭侯索要贿赂，在十八镇诸侯前晋国颜面尽失，暴露出晋国外强中干的整体性无能，从而使正在崛起的蔡国转而投向吴楚，而中原小国则倒戈齐国景公，晋国丧失了中原话语权。
其次，以公元前503年，郑献公与齐景公共同策反亲晋的卫国进攻鲁国，最终形成中原诸侯各国形成长久的反晋同盟，致使晋国霸主命令难以推行，晋国的霸主地位彻底丧失。
第三，在晋国君的名存实亡下，晋国国内也是上演“大卿分封”的武戏，位高权重把持兵权的上卿们不断地通过武力和战争，来吞并他人的封地，实现自己领土扩张和权利升级。
原来，跟随晋文公流亡的随从们，后来都被分封，并成为晋文公首创的“三军六卿”制度的执行主体。晋文公、晋襄公时，狐、赵、先、郤、胥等氏颇有权势，以后又有韩、魏、栾、范、智氏等强大宗族。春秋中期以后，十余家卿大夫控制了晋国政局。经过激烈兼并，到春秋晚期只剩下赵、魏、韩、范、智、中行氏六家。
随着赵简子势力崛起，并在个人恩怨左右下，范氏﹑中行氏两家先后被其所灭，智、韩、赵、魏四卿成为晋国实际的主宰，四大家族斗智斗勇下，其中又以智家智伯瑶最为强大，甚至有着独霸朝纲的蛮横欲望。传说智伯瑶“美鬓长大”“骑射兼通”“才艺超群”“善辩能文”“强毅果敢”，属于“天下无双”的人物。
智伯瑶有一个致命弱点，刻薄寡恩。高高在上不懂天下人心的聚拢与善导，独断专行而完全不给自己留有后路。一次，智伯瑶发令欲攻打越国，反而让韩、赵、魏各贡献一“万户之邑”以资军饷。本来四方在晋君之下，彼此有自己的底盘势力，心照不宣地保留着微妙的平衡。智伯瑶强制摊派的命令，不仅表现着他骄横无理的一面，更有着对韩、赵、魏三家投石问路的意味。
但韩、赵、魏三家毕竟有着高超的智囊团队，一眼就识破了智伯瑶初衷。“给”！韩家家臣段规直接谏言韩康子应该趋利避害，将祸事向外引导：“智伯瑶必定不会满足这点要求，得手之后会变本加厉”。韩家之后便是魏家，魏家与韩家不谋而合，“将欲败之，必姑辅之；将欲取之，必姑与之”，采取骄兵之策，让对方完全放松了警惕。
“恃国家之大，矜民人之众，欲见威於敌者，谓之骄兵”，战争如是，战略亦如是。与孔子同期的道家祖师之一文子认为，“义兵王，应兵胜，忿兵败，贪兵死，骄兵灭”是天道。傲慢将影响对事物的公正看法，精神上的懈怠驱使心理做出主观臆断，从而使结果与认知背离，最终与初始意愿背道而驰。
在现代的安全监督和应急管理中，懈怠与傲慢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但造成的后果却是具有不可挽回的灾难性。企业层面，安全生产长期的平稳运行，更容易使安全从业者和管理者产生严重的懈怠心理，认为自己的安全生产监管包括应急管理制度和水平万无一失。政府监督层面，因企业或者地方的安全生产状况较好，甚至导致督导频率的降低，严重低估了潜在安全生产隐患的发生和应急制度因时而易的自然规律。
从事务的普遍联系和内在联系的哲学角度看，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可以互相转化。特别是以人性的自省角度看，获得成功后，如果懈怠与傲慢，负面与消极的情绪将会滋生，甚至产生严重的自我满足和自我膨胀心里，更容易走向成功的反面，人由进步退变为落后，实现矛盾双方的快速转变。
同理下哀兵必胜是站在极端对立的角度，以利剑危悬的心态洞察一切事物。《老子》云：“祸莫大于轻敌，轻敌几丧吾宝，故抗兵相加，哀者胜矣。”这里的哀，并不仅仅具有悲哀的含义，更包含着事无巨细、谨小慎微的心态以及师直为壮的勇气。
这便是文子笔下的天道。天道不可以违，从而形成骄兵必败的因果关系下基本原理。事实证明，水无常形下，很多生产经营单位因为长时间持续向好，而忽略了安全管理，最终会酝酿出较大的安全生产隐患，甚至发生灾难性或者毁灭性的事故来。警钟长鸣不仅仅是句口号，更是一种持久而恒定的实践与心态。
不幸的是，智伯瑶被表面的平和与顺从麻痹，甚至不去思考隐患形成的温床与条件，一味地张扬权势与武力。在得到赵家明确地拒绝后，率领韩、魏两家，几乎征调晋国一半以上的军队，对赵家进行清缴。
战争于公元前456年在晋阳城展开。无论智家还是韩、魏两家，都对晋阳城的坚固工事无计可施。战争进入旷日持久胶着状态，持续了两年时间，智伯瑶无奈，只好选择围城的战略和劳兵战术，试图利用时间的效力和昼夜攻击，使晋阳城内弹尽粮绝，不战自败。
但是赵襄子针锋相对，借助城墙坚固的有利条件，采取只守不攻的战术逐步消弭智、韩、魏三家的斗志。无奈之下，智伯瑶利用晋水以水淹晋阳的方式，对赵襄子和晋阳城发起了最后的总攻。
晋阳城地处太原盆地，依悬瓮山而建，周边河湖渔泽众多，更有难老、善利等泉水蓬勃而出，智伯瑶凭借自己聪明才智，修渠筑坝，引多股水源汇聚至晋阳城，霎时间人间鱼凫，一片汪洋，晋阳城城墙被泡去多半，离全面溃塌不过三版而已。由于城内被水浸泡时间过长，很多长期不用的灶台内，已经成为青蛙绝佳的产卵之地，而整个晋阳城势如累卵，危在旦夕。
晋阳城外的智伯瑶洋洋得意，晋水啊晋水，你能挡住大军前进的步伐，也能消灭敌人。本来这是智伯瑶无心的一句话，但在他身边的韩康子和魏桓子听来，不啻是一声惊雷。韩家邑平阳，魏家邑安邑，均在河水旁筑城，能水淹晋阳，又何尝不能让汾水淹平阳、绛水淹安邑。盛夏时节，韩康子和魏桓子汗湿衣襟。
当晚，韩康子和魏桓子就会见了一位不速之客，此人居然是敌对的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就在晋阳城内赵襄子一筹莫展之际，张孟谈理智地认为智、韩、魏三家未必同心而战，放大合作中的小小罅隙，或许会造成对方联盟进攻的土崩瓦解。
这是一次伟大的战略外交。将生死置之度外的张孟谈只身独闯龙潭虎穴，三言两语就成功策反了韩康子和魏桓子，等智伯瑶第二天醒来，身边早已是大水漫漫，身处绝境。
晋阳之战是三家分晋的开始，也是春秋和战国时期的分野。战后，赵襄子重守诺言，与韩康子和魏桓子平分了智家的土地。在攻克智家封邑后，韩、赵、魏三家一口气杀死智家200余口以绝后患，同时乘胜追击，攻打宗主晋出公。晋出公在逃亡路上病死，三家立姬骄为傀儡，史称晋哀公。而韩、赵、魏几乎占据了战国七雄的一半。
张孟谈看似偶然的外交策略，事实上有着极为必然的理由。从军事运筹学上看，一方的强盛，势必会导致其他各方的战略合作与战术联盟的成立，恰如三国时期吴国在不同时间和环境下，依次联蜀抗曹或者连曹抗蜀，合作时间和深度取决于外部压力的大小。而从交际成本分析，暴力或者权利所赋予主体的懈怠与傲慢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是极其沉重的。
危机总是在人们不介意时突然出现，危机产生的结果往往比预防危机所付出的成本成反比，智伯瑶便是一例。除了他的家人遭受无妄之灾外，他本人也尸首两段，愤怒至极的赵襄子把他的头颅割下，权做夜壶使用。
一代枭雄有着如此下场，完全与他有着过人的才能不相匹配。更有人分析，智伯瑶的失败，相对应其五项优点，更有着毒舌、贪婪、狂妄、失言、独断有关。这些弱点再向隐患乃至事故转变时，智伯瑶没有及时消灭隐患，在技术层面是其最终失败的根本原因。比如水灌太原城时，智伯瑶望城而叹表示水能灭敌时，韩康子和魏桓子面部的轻微细节被他的家臣絺疵捕捉到，并迅速报告给智伯瑶。
如果智伯瑶此时不是狂妄，而是事无巨细谨小慎微，韩、魏两家的倒戈将会避免。但智伯瑶放弃了对这个细微变化的理性分析和有效应对，相反将絺疵的话告诉韩康子和魏桓子，反倒被韩、魏二人以絺疵收受赵襄子贿赂拖延战机为名搪塞过去。
但是作为晋阳之战最大的受益者赵襄子却没有汲取智伯瑶的教训，相反因为巨大的胜利带给其膨胀的自信，在一定时期内继续着智伯瑶懈怠与傲慢的错误。智伯瑶苦心经营多年，身边自然有大批死士存在。豫让就是一位，面对主人被杀受辱，开始了他为主报仇的刺杀计划。
开始他伪装成残疾的工匠，混进赵襄子府邸整修厕所。赵襄子在如厕时忽然觉得该工匠面生，防范之后不仅搜出凶器还得知了豫让的真实身份。赵襄子感怀豫让的忠肝义胆，大气地释放了豫让。本来此时从安全角度考虑，赵襄子应该谨慎出行，并且做好各种防范措施，但是风头正劲的他却放松了警惕。而豫让为了达到报仇目的，不惜“吞碳漆身”，宛若脱胎换骨般使人认不出他的体型，辨识不了他的声音。
于是晋水边，赤桥村，赵襄子出入必经之地，豫让埋伏许久。赵襄子和他的护卫们绝没有想到会有刺客在此存在。庆幸的是赵襄子所乘车的马儿闻到生人味道而嘶鸣不前。
这次赵襄子对隐患的排查很顺利，豫让也成功被抓。作为死士，豫让知道自己不会再在世上活着回去。对于他的过去，他表示无论中行还是范家，都没有像智伯瑶一样以国士待之，“士为知己者死，女为悦己者容”，豫让认为他死而无憾。
赵襄子满足了豫让的要求，脱下自己的衣服由豫让砍剁击刺。豫让仰天长叹：“吾可以下报智伯矣”！之后拔剑自刎。赵襄子及周边军士被豫让精神所感动，随将豫让藏身行刺的桥命名为豫让桥。
豫让之死为智、韩、赵、魏四方争霸画上圆满句号。从安全监管的角度讲，豫让使一个持续性、连锁的重大安全隐患消除实现了清零措施、闭环管理。（作者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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