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假錯案的司法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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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平正義是人們衡量一個國家或社會文明發展程度的重要標準，是人類社會發展進步的重要表現，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內在要求，更是司法的生命和靈魂。司法只有堅持了公正、主持了正義、維護了公平，才能得到人民群眾的擁護和支持。而司法不公則導致社會戾氣，影響公平正義，破壞營商環境，阻礙經濟發展，損害司法公信力，影響社會穩定。

《中國法律評論》和《中國應用法學》約請中國政法大學陳光中教授、香港大學賀欣教授、南開大學張心向教授、中國政法大學劉靜坤教授，從不同角度觀察和分析這一問題。

劉靜坤

中國政法大學訴訟法學研究院教授

有效治理冤假錯案，要總結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關注風險的制度偏移趨勢。從風險視角看待冤假錯案，應當強調冤假錯案的風險防控，並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基礎上，探索構建行之有效的新型制度機制。

目次一、冤假錯案的治理政策轉型及其內在特點二、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及其制度偏移三、構建冤假錯案風險防範機制的基本設想

本文原題為《冤假錯案的司法治理:政策、風險與防範》，刊於《中國法律評論》2019年第4期專論欄目“公平正義：司法的生命與靈魂”（第34—41頁），原文9000餘字，為閱讀方便，腳註從略，如需引用，請點此購刊，參閱原文。

• 本文系中宣部“全國文化名家暨四個一批”人才專項資助項目課題成果。

冤假錯案，是困擾刑事司法系統的夢魘。近年來，伴隨依法治國進程，社會各界對冤假錯案不再諱莫如深，司法機關依法糾正了一系列重大冤假錯案。

總體上看，針對冤假錯案的認識、討論和應對逐步趨於理性，這反映出司法理念和司法制度的歷史性進步。但不容否認，基於各種主客觀原因，冤假錯案仍然具有發生的現實可能性，這要求我們必須持續深化司法制度改革，降低冤假錯案風險。審視一段時期以來依法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冤假錯案的司法治理政策已經發生重大轉變。

鑑於此，有必要重新評估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並有針對性地完善冤假錯案風險控制和防範制度。

冤假錯案的治理政策轉型及其內在特點

嚴格意義上講，冤假錯案並非規範的法律概念，而是傳統司法約定俗成的表述。本文之所以沿用這一概念，既考慮便於梳理司法傳統，也意在表明該概念具有較強的政策內涵，進而應當

（一）冤假錯案治理政策的重要轉型

從官方公佈的數據看，近幾年來司法機關發現和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總量較少，尚未超過百件。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指出，過去五年間依法糾正呼格吉勒圖案、聶樹斌案等重大冤錯案件39件，涉案人員78人；2019年《最高人民法院工作報告》提到，2018年依法糾正“五週案”等重大冤錯案件10件。結合近年來中央提出的司法理念和政策，可以將冤假錯案治理政策的發展演變概括為三個主要階段，其中涉及兩次重要轉型。

第一階段是基於實事求是原則，依法糾正事實錯判。傳統司法談及冤假錯案，主要是指冤枉無辜，即錯將無辜者鎖定為犯罪嫌疑人，歷經錯誤指控，最終被錯誤地認定為罪犯。早期糾正的多起冤假錯案，例如趙作海案、佘祥林案等，多系“亡者歸來”或者“真兇再現”之後，經複查發現原判認定事實確有錯誤，被告人並未實施指控的犯罪行為，進而通過再審程序依法予以糾正。

該階段對冤假錯案的界定體現了實事求是原則的要求，這與傳統司法秉承實質真實的政策宗旨一脈相承。然而，由於被錯判有罪的無辜者往往身陷囹圄，即便反覆提出申訴，也很難證明自己事實上無罪，所以，此類冤假錯案發現和糾正的難度很大，甚至可以說存在一定的偶然性。

第二階段是基於疑罪從無原則，依法糾正程序錯判。基於布萊恩·福斯特（Brian Forst）教授提出的概念框架，司法錯誤（與冤假錯案相比，該術語更為規範準確）可以被分為兩類：放縱犯罪錯誤和正當程序錯誤。

其中的正當程序錯誤，既包括對無辜者錯誤定罪（即事實錯判），也包括違反正當程序的要求對疑罪案件錯誤定罪。所謂疑罪案件，並不等同於被告人事實上無罪，而是指控證據未能達到法定證明標準，不能排除合理懷疑地認定被告人有罪。近期司法機關基於疑罪從無原則糾正的錯案，例如念斌案、聶樹斌案等，均強調已有證據不能認定被告人有罪，並未徑行認定被告人事實上無罪。

此類錯案無疑有別於早期的事實錯判，究其實質，可將之視為程序錯判。程序錯判折射出疑罪案件“定放兩難”的困境，是“疑罪從有”“疑罪從輕”等傳統司法痼疾的制度惡果。由聚焦事實錯判到

第三階段是基於產權保護理念，依法糾正涉產權錯判。產權制度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基石。為貫徹中央產權政策，加強產權司法保護，最高人民法院近期陸續依法糾正張文中案、顧雛軍案等重大涉產權錯案，極大地豐富了冤假錯案的政策內涵。涉產權錯案，實質上既涉及人權保障，也涉及產權保護，但對企業家等市場主體而言，產權保護無疑具有更重要的意義。

進一步講，產權保護除涉及企業家等市場主體的合法權益外，也關乎一般意義上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合法財產的法律保護，這對於規範刑事訴訟領域涉案財物的處置程序意義重大。從重視人權保障到加強產權保護，是司法理唸的又一次巨大進步，體現了人權、產權同等保護這一更高層次的司法政策。據此，司法程序不僅要重視“對人之訴”，防範事實錯判和程序錯判；也要重視“對物之訴”，規範涉案財物的處置程序。

需要指出的是，將冤假錯案的治理政策劃分為上述三個階段，並不意味著後一階段已取代前一階段，實際上，三類冤假錯案的風險並行存在，需要給予同等

（二）冤假錯案治理政策的內在特點

深入剖析冤假錯案的治理政策，不難發現，在其政策內涵發展演變的同時，也體現出一些意味深長的內在特點。瞭解這些特點，有助於更加理性地看待司法改革的博弈，更加科學地設計司法改革的路徑。

1.以死刑複核制度改革為導引的冤假錯案治理體系

近年來社會各界對冤假錯案的關注重點，幾乎無一例外地聚焦命案類死刑案件。可以說，死刑複核制度改革是推動這一輪冤假錯案司法治理的根本動因。關於死刑錯判的嚴重危害，沈德詠大法官指出：“要像防範洪水猛獸一樣來防範冤假錯案，寧可錯放，也不可錯判。錯放一個真正的罪犯，天塌不下來，錯判一個無辜的公民，特別是錯殺了一個人，天就塌下來了。”

為防止死刑案件出現錯判，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政策，中央決定於2007年將死刑核准權收歸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伴隨死刑複核制度改革，最高人民法院出臺了一系列重要文件，包括2007年“兩高兩部”《關於進一步嚴格依法辦案，確保辦理死刑案件質量的意見》、2010年“兩高三部”《關於辦理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辦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簡稱“兩個證據規定”）及2013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建立健全防範刑事冤假錯案工作機制的意見》，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以防範死刑錯判為宗旨確立的一系列程序規範和證據規則，並非僅僅適用於死刑案件，而是一體適用於普通刑事案件。這反映出死刑複核制度改革對整個刑事程序的輻射效應，同時也賦予防範冤假錯案這一司法政策毋庸置疑的正當性。此後，十八屆三中、四中全會提出了諸多重大刑事司法改革舉措，包括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等，都將防範冤假錯案作為重要的政策依據。

2.以爭取司法機關合意為基礎的冤假錯案糾正模式

冤假錯案的糾正並非易事，特別是重大疑難複雜案件，糾錯過程往往因面臨重大分歧而持續較長時日。這主要是由於，案件歷經偵查、起訴、審判等訴訟階段，所涉辦案機關都曾參與相應階段的證據審查和事實認定，都曾作出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的處理決定。

一旦發現案件系錯判，有關辦案機關隨即成為利益攸關方，與錯判存在直接關聯，因而不願正視案件錯判乃至追責的法律後果。這是疑罪從無原則難以落實的重要原因。實際上，即便疑罪從無原則本身，也經歷了較長時期的博弈和爭論。

儘管1996年《刑事訴訟法》就已規定疑罪從無的基本要求，但司法實踐中關於疑罪的認定以及疑罪從無原則的正當性，公檢法各機關之間經常存在重大分歧。直至2017年“兩高三部”出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才正式在規範層面明確提出疑罪從無原則。此種情況下，無論是對疑罪案件徑行作出無罪處理，還是基於疑罪從無原則再審改判無罪，往往需要公檢法各機關對疑罪的認定達成基本共識。

一旦疑罪認定達成共識，庭審過程就不再顯現控辯對抗，而是控辯雙方分別表達一致的疑罪意見，即辯護方主張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控訴方也認為在案證據達不到法定證明標準，法庭也往往當庭作出疑罪從無的裁判。這種建立在共識基礎上的疑罪認定機制，能夠從側面反映出，單靠法院堅守司法底線仍然面臨體制機制難題。進一步講，法院無論是堅持疑罪從無，還是依法糾正冤假錯案，都需要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否則，程序錯判和涉產權錯判不僅很難杜絕，也很難及時糾正。

3.以刑事程序源頭防範為抓手的冤假錯案治理思路

儘管目前糾正的冤假錯案總量較少，似可被視為個別現象，但由此反映出的問題則是系統性問題。鑑於重大錯判嚴重損害司法制度正當性，與依法糾錯相比，更為理性的選擇無疑是有效防範錯判；鑑於公正審判經常面臨嚴重掣肘，疑罪從無難以貫徹，更為合理的做法自然是注重冤假錯案的源頭預防。基於這兩點考慮，冤假錯案的司法治理應當努力實現由“堅守審判底線”向“強化源頭防範”轉變。

順應司法規律要求，十八屆四中全會指出，建立健全冤假錯案的有效防範和及時糾正機制，同時要求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確保偵查、審查起訴的案件事實證據經得起法律的檢驗。基於這種新的冤假錯案司法治理思路，刑事程序改革的重心應當轉移到審前程序特別是偵查程序上來，通過公正偵查確保公正審判，有效解決起點錯、跟著錯、錯到底的問題。

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及其制度偏移

傳統上探討冤假錯案，通常關注的是司法錯誤的既成事實，聚焦錯判個案的依法糾正；由於將冤假錯案視為個別現象，一旦案件得到妥善處置就萬事大吉，很少以之為契機推動制度性變革。實際上，冤假錯案作為刑事程序失靈的產物，反映的是司法制度隱含的系統性風險。

當然，隨著司法制度的發展演進，冤假錯案的風險也將產生制度偏移。從系統風險視角看待冤假錯案，能夠避免陷入傳統個案思維的窠臼，從而正視司法制度的深層次問題，推動冤假錯案治理政策轉化為實實在在的制度成果。

（一）冤假錯案的四種系統性風險

反思近幾年糾正的重大冤假錯案，可以從中歸納出四種突出的系統性風險。這些風險與司法制度緊密相關，也與冤假錯案治理政策的轉型存在一定關聯。

1.案件內生風險

審視現有冤假錯案，一個共同特點是，案件通常存在指向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重大犯罪嫌疑的證據，並且證據之間存在一定的甚至是較強的印證關係。這種情況下，即便案件事實存在重大疑點，或者在案證據實際上沒有達到法定證明標準，但辦案機關以證據印證為基礎，很容易先入為主，傾向於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

然而事後查明，所謂的證據印證實際上是缺乏客觀基礎、似是而非的虛假印證，隨著關鍵證據的問題和風險充分暴露，原有證據的印證關係土崩瓦解，先前所謂的鐵案最終淪為冤假錯案。虛假印證具有一定的巧合性、隱蔽性，傳統的粗放型證據審查模式難以有效識別，由此其既是導致冤假錯案的重要原因，也是一些案件中妨礙案件糾錯的阻力因素。虛假印證作為案件內生風險，需要基於精細專業的證據分析才能予以有效識別。

2.訴訟偏見風險

儘管法律明確要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應當客觀、全面地收集、審查和運用證據，但受到追訴偏見和確證偏見等因素影響，偵查、起訴程序經常會扭曲案件事實。

偵查機關在調查取證環節，可能會選擇性地收集某些證據；在優選證據環節，還可能會遺漏某些關鍵證據。即便有關證據已經收集在案，仍然可能存在人為裁剪、取捨證據的情形。例如有的案件，鑑定意見顯示，現場痕跡物證來自犯罪嫌疑人之外的其他人員，儘管這顯示犯罪嫌疑人可能不是真正的罪犯，但偵查人員基於有罪推定心理，仍然可能將該證據視為無關證據，進而將之擱置不用，轉而尋找其他指向犯罪嫌疑人作案的證據。

同理，檢察機關在審查起訴環節，往往關注有罪、罪重的證據，忽視無罪、罪輕的證據，進而單純基於指控犯罪的思路組織證據材料。在審前程序中，這種逐步篩選、裁剪證據的做法，具有較強的隱蔽性，給案件公正審判帶來極大的風險，極易導致事實錯判和程序錯判。

3.證據誤讀風險

證據的證明價值，取決於如何進行解釋。證據自身可能是客觀的，但證據解釋可能存在失誤或者偏差。在現場發現被告人的指紋和血跡，並不代表被告人就是作案人；不過，在現場發現其他人的指紋和血跡，卻沒有發現被告人的指紋和血跡，就可能表明作案人另有其人。在確證偏見影響下，對於現場證據，偵查機關可能傾向於作出不利於犯罪嫌疑人的解釋，忽視有關證據的除罪性解釋，並有意或無意地漠視無罪證據的存在。

此外，在追訴偏見影響下，辦案機關往往過度依賴單一假說，並習慣於圍繞被告人供述構建案件事實證據體系，忽視證據分析推理可能存在的潛在風險。例如，基於並存的多個證據，論證同時發生的多個事件具有因果關係，就存在並行論證的風險。在涉及賣淫女的命案中，現場的生物物證可能顯示多個人的DNA，如果碰巧其中一人有性犯罪前科，就直接將其認定為作案人，就屬於並行論證。

我們不能僅僅因為該人的DNA出現在現場，並且具有性犯罪前科，就將其認定為作案人，因為這兩項證據並未建立其與被害人和殺人行為之間的關聯。我們還需要進一步確定，犯罪嫌疑人是否具有作案動機，在被害人體內或者體表能否提取到該人的DNA，現場其他人是否可能是作案人，等等。需要指出的是，證據風險並不會自動呈現，唯有嚴格執行法定證據規則，併發揮庭審質證程序揭示證據風險的功能，才能有效降低證據誤讀的風險。

4.程序反制風險

對於一些疑難複雜案件，為避免量刑畸輕畸重，實務界提出了量刑反制定罪方法。有學者對此指出，以刑制罪理論是對罪刑法定原則的反動與顛覆，在定罪與量刑的關係上，定罪決定量刑的理論必須堅持。

實際上，除了實體法的量刑反制定罪理論，程序法領域也面臨程序反制問題。儘管通常認為，強制措施是審判程序順利進行的制度保障，但司法實踐中，逮捕（即對人的強制措施）反制定罪，以及查封、扣押、凍結涉案財物（即對物的強制措施）反制定罪，已經成為不容忽視的制度問題。前述程序錯判和涉產權錯判，都不同程度地涉及程序反制定罪問題。有學者已對逮捕反制定罪的司法現狀提出質疑，認為順應司法規律，將逮捕職能復位於審判保障制度，是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應有之義。

不過，涉案財物處置反制定罪問題，目前仍然缺乏足夠關注，儘管涉案財物處置程序已有一些改革探索，例如探索建立涉案財物集中管理信息平臺、完善涉案財物處置信息公開機制等，但唯有將其定位於對物的強制措施，避免審前程序隨意處置涉案財物，才能有效消除程序反制的風險。

（二）冤假錯案風險的制度偏移

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並非變動不居，而是伴隨司法制度發展演變，始終處於動態變化之中。唯有關注冤假錯案風險的制度偏移，才能避免刻舟求劍式的政策滯後和對策失誤。近年來刑事司法改革方興未艾，冤假錯案的傳統風險有所緩解，但新型風險也在醞釀之中。

首先，犯罪嫌疑人被強迫認罪的風險，呈現複雜的變化趨勢。

一方面，隨著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逐步完善，暴力訊問方法得到明顯遏制，但疲勞訊問等體罰虐待方法仍然屢禁不止。由於法律並未明確限定訊問持續的時間，使疲勞訊問缺乏應有的程序規制，難以確保供述的自願性。這也意味著，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仍有較大的制度空間。

另一方面，為減少案件爭議特別是證據合法性爭議，檢察機關可能以認罪認罰從寬為條件，促使犯罪嫌疑人選擇認罪，或者說服犯罪嫌疑人擱置、撤回排除非法證據申請。一旦犯罪嫌疑人認罪後翻供，檢察機關可能提出更加不利的量刑建議。在辯訴交易制度下，檢察官變相強迫犯罪嫌疑人認罪，無辜者為避免被判重刑或者死刑而違心認罪，已經引起廣泛關注。在我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背景下，如何防止審前程序變相強迫犯罪嫌疑人認罪，值得認真研究。

其次，訴訟程序和證據規則的文本優化，可能會營造正當程序的司法假象。

伴隨刑事程序改革，許多新制度、新規定在立法和改革文件中予以確立，從規範層面提升了刑事訴訟的法治化水平。但問題在於，現有的制度和規定並未在實踐中完全落到實處。例如，辯護領域的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等老問題尚未得到根本解決，發問難、質證難、辯論難又接踵而來；又如，審判領域的證人出庭難、非法證據排除難、疑罪從無難等問題始終難以有效破解。

同時，法律和改革文件提出許多嚴禁型、應當型規定，但對於違反此類規定的行為，尚且缺乏必要的程序制裁措施。由於程序規則剛性不足，在司法實踐中缺乏應有權威，無法實現預期的法律效果。如果滿足於紙面上的法律，忽視文本規定的虛化現象和實踐問題，就可能導致漠視冤假錯案的現實風險。

再次，辯護職能遊離於法律程序之外，可能會增加冤假錯案的隱性風險。

儘管辯護權的法律保障在政策層面得到強化，但總體上講，辯護律師在審前程序中的參與度，以及在庭審程序中的影響力，都絲毫不容樂觀。辯護律師的辯護意見，很難獲得與起訴意見書、起訴書同等的法律地位；辯護律師的程序性辯護以及無罪辯護意見，也缺乏制度性的司法回應機制。程序性辯護的興起，在一定程度上激活了刑事程序，但仍然面臨舉步維艱的實踐困境。

這與疑罪從無難以落實、程序錯判難以糾正存在緊密關聯。需要指出的是，辯護律師全覆蓋和值班律師制度的拓展，提高了刑事程序形式上的正當性，但仍然面臨無效辯護等制度風險。

最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繼乏力，新型刑事訴訟構造尚待確立。

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出臺的改革意見，包括庭審實質化“三項規程”，仍然主要聚焦審判程序，並未實質觸及影響司法公正的體制性問題。近期改革實施情況顯示，庭審實質化改革的空間比較有限，很難從根本上倒逼偵查、起訴機關轉變辦案理念和模式。

2018年《刑事訴訟法》修改吸納了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成果，並未涉及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內容，這意味著通過立法推動改革的實現路徑尚需一定時日。這項改革被視為防範冤假錯案的治本之策，如果改革中道停滯，不僅可能影響前期改革成果的鞏固，甚至可能會走回原來的老路。

構建冤假錯案風險防範機制的基本設想

防範冤假錯案風險，應當成為刑事程序改革的基本宗旨。立足前一階段的制度性努力，有必要鞏固並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並針對冤假錯案的系統性風險，探索構建創新性的風險防控制度機制。

（一）探索建立犯罪嫌疑人歸案後的司法核實訊問機制

在以口供為中心的傳統偵查模式下，通過非法訊問方法獲取供述，是偵破案件和指控犯罪的便捷路徑。為有效遏制非法訊問，解決被告人供述反覆等問題，有必要改變偵查機關秘密訊問的做法，探索建立犯罪嫌疑人歸案後的司法核實訊問機制。

具體言之，偵查機關抓獲犯罪嫌疑人後，首先應將犯罪嫌疑人帶到檢察官面前，由檢察官率先進行核實訊問。檢察官在核實訊問之前應當告知認罪認罰從寬的法律規定，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檢察官面前認罪，並作出詳細認罪供述，這種認罪供述的自願性因具有程序保障，不存在強迫認罪風險，通常不會在後續訴訟階段引發證據合法性爭議。

如果犯罪嫌疑人在檢察官面前不認罪，偵查機關就應當開展專門調查，後續訊問必須在規範的訊問場所進行，並嚴格執行訊問錄音錄像等程序要求。一旦犯罪嫌疑人隨後在偵查階段認罪，就應當毫不延遲地將其帶到檢察官面前，由檢察官核實認罪的自願性。通過建立檢察機關的司法核實訊問機制，既能及時固定犯罪嫌疑人供述，核實供述的自願性，也有助於塑造檢察機關客觀中立的訴訟角色，克服檢察機關的追訴偏見。

（二）探索建立審前程序中潛在無辜者識別機制

冤假錯案之所以難以糾正，一個重要原因就是案件歷經整個訴訟程序，因早期未能有效識別，以致積重難返，面臨重重阻力。為強化冤假錯案的源頭防範，可考慮基於無罪推定原則，建立審前程序中潛在無辜者的識別機制。

偵查機關、檢察機關不僅要準確指控犯罪，也要避免將無辜者捲入訴訟。對於犯罪嫌疑人提出無罪辯解或者辯護人進行無罪辯護等情形，辦案機關應當對辯解理由和辯護意見進行調查核實，儘早識別潛在的無辜者，避免錯誤推進訴訟程序。

強調偵查機關、檢察機關的調查核實職責，有助於克服傳統的訴訟偏見，體現無罪推定型訴訟程序的內在要求。在審前程序中，儘管強調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全面客觀調查案件事實，但辯護律師才是潛在無辜者的法律代言人，因此，應當允許辯護律師儘早介入刑事程序，充分履行調查取證職責，有效收集證明犯罪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

（三）探索建立對人和對物強制措施的司法複核機制

對於逮捕和查封、扣押、凍結等對人、對物強制措施，為防止實踐濫用，乃至反制公正審判，有必要遵循制度設計初衷將之納入法治軌道。立足現有司法體制框架，可考慮建立對人和對物強制措施的專門司法複核機制，即辦案機關按照法定程序採取有關強制措施後，並非自動無限制地延長適用期限，而是區分情形進行司法複核。具體言之，對於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的情形，檢察機關應當及時進行審查並依法作出處理。

關於逮捕措施，目前已有羈押必要性審查制度，但對於涉案財物處置，相應的申請和審查程序仍有待規範。同時，對於重大案件，即便犯罪嫌疑人及其辯護人未針對強制措施提出有關申請，或此前提出的申請未獲准許，檢察機關也應當定期（可考慮設定為2個月）進行復核審查，並依法作出處理。通過建立依申請與依職權審查並行的強制措施司法複核機制，有助於抵制程序反制風險，減少程序錯判和涉產權錯判。

（四）探索建立審前程序中疑罪認定和案件過濾機制

儘管疑罪通常是法庭審判之後形成的認定結論，但實際上，疑罪案件在審前程序就已形成，只不過在偵查終結、審查起訴等程序把關環節未予識別或有效過濾。

為防止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輕易進入審判程序，庭前會議規程中確立了一項特殊機制：人民法院在庭前會議中聽取控辯雙方對案件事實證據的意見後，對於明顯事實不清、證據不足的案件，可以建議人民檢察院補充材料或者撤回起訴；建議撤回起訴的案件，人民檢察院不同意的，人民法院開庭審理後，沒有新的事實和理由，一般不准許撤回起訴。

在此基礎上，有必要逐步構建審前程序中的疑罪認定和案件過濾機制。

一方面，可考慮立足各地探索制定的證據指引，建立更為剛性的證據能力規則，以及更為實質性的證據分析框架，藉助智能輔助系統有效識別疑罪案件。對於偵查終結、審查起訴階段認定的疑罪案件，經過補充偵查仍然達不到法定證明標準的，應當及時過濾到訴訟程序之外，不得勉強移送審查起訴或者提起公訴。

另一方面，為減少疑罪認定的認識分歧，有必要明確疑罪的主要類型和認定標準。總結梳理現已糾正的冤假錯案和宣告疑罪從無的案件，提煉具有指引性和參照性的司法裁判規則，供偵查、起訴、審判各階段一體遵循、共同執行。

（五）探索建立重大爭議案件提級管轄或者指定異地管轄機制

無論是事實錯判、程序錯判還是涉產權錯判，在防範和糾正冤假錯案過程中，司法機關難免遇到程序內外的各種壓力。對此，2013年中央政法委《關於切實防止冤假錯案的規定》第8條指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必須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不能因為輿論妙作、當事人及其親屬上訪鬧訪和“限時破案”、地方“維穩”等壓力，作出違反法律規定的裁判和決定。

這種政策要求非常重要，但為了切實減少防範和糾正冤假錯案的制度壓力，有必要探索更加行之有效的程序機制。立足現有司法程序，為更好地貫徹疑罪從無原則，及時糾正各類司法錯誤，可考慮建立重大爭議案件提級管轄或者指定異地管轄機制。

對於重大爭議案件，當地司法機關認為案件存在冤假錯案重大風險，可以申請上級司法機關提級管轄；上級司法機關可以提級管轄，也可以指定異地司法機關管轄。構建這種專門程序機制，有助於減少當地司法機關面臨的阻力和壓力，確保案件的公正處理，有效防範冤假錯案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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