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公子”张伯驹绑架案

张伯驹

张伯驹夫人潘妃

张大公子来上海

1937年，“八一三”事变后，日军的铁蹄踏进上海，但租界里还是歌舞升平的景象。静安寺路上远东第一高楼的国际饭店，既是达官贵人寻欢作乐的场所，也是实力雄厚的四行储蓄会的总部。银行界巨头、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这天在他饭店的办公室里，与从天津赶来的张伯驹商谈一件事，要他来上海任职。

张伯驹，民国“四大公子”之一。四人是指，洪宪复辟皇帝袁世凯之子袁克定，北洋之虎段祺瑞之子段宏业，清末大官僚张镇芳之子张伯驹，浙江督军卢永祥之子卢小嘉。

也有说张学良、溥伦也是其中一员的，具体认定不甚确定，总之都是名门显宦的子弟，气焰嚣天，不可一世。而细察之，数人中，又各不相同，卢小嘉、张学良何等威风，上海滩大流氓黄金荣，被卢小嘉打得晕头转向，从此一蹶不振。

袁克定、张伯驹却一直落入名士圈里，下围棋、赏古玩、哼京戏，乐在其中。

这不，张伯驹来见吴鼎昌时，还是穿着一袭长衫，手摇纸扇。

张伯驹对当官和发财都无兴趣，但凭着有钱、有势、有眼光、有机遇，他的收藏在北方首屈一指。

著名的陆机的《平复帖》、展子虔的《游春图》和李白的《上阳台帖》等国宝，都是他的家中珍藏。这同他的家庭背景有关。其父张镇芳，一直追随袁世凯左右，曾任清末的天津道、盐运使和直隶总督，权势显赫。

盐业一向是国家专营的，全国各地的大小盐官，无不大发横财，张镇芳还创办了盐业银行，任董事长，以辫子军出名的张勋是协理。

后来，张勋复辟，张镇芳送给他25万元。到张镇芳死后，张伯驹子承父业，仍挂着北四行之首的盐业银行的总稽核之名。

1935年，上海成为全国金融中心，盐业银行的总管理处也迁来上海，地址就在北京西路860号。日本人占领上海后，各银行的关键人物都避往后方，盐业银行的总经理和上海分行的经理都不在上海，业务自然一落千丈。总经理吴鼎昌要张伯驹来上海分行兼任经理。

“伯驹啊，现在上海被日本人控制，业务无法开展，但上海地位重要，不能主持无人，可否请老兄出山，到上海屈就做沪行经理？”吴鼎昌开门见山地说。

张伯驹连忙摆手：“吴兄，你是知道我的，闲散惯了。我这个总稽核的差事，还不是挂挂名，你为啥要让我来上海受罪呢？”

吴鼎昌言词恳切：“老兄啊，时局不好，行中实在乏人，你不答应，又有谁能担当此重任呢？”

张伯驹被说动了，点头答应。

民国时期的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张伯驹就在这条路的培福里弄堂口被76号特工绑架。

张伯驹人车被绑

张伯驹名义上是银行经理，实际上照旧在文人圈里走动，帮他处理行务的，是会计科长陈鹤孙和文牍科长白寿芝。张伯驹在上海没有房产，当时形势已吃紧，银行要他住在行里，张伯驹嫌不方便，就住进陕西北路培福里16号一幢洋房内，这是一个做生意的同乡借给他的，房子宽敞，闹中取静，张伯驹很满意。

1941年6月初的一天，张伯驹接到一个电话，说是有一位朋友从北京来上海，清早坐船抵达外滩码头，要他接客。张伯驹是大少爷派头，每日上班不早去，这天破例，早早起来盥洗后，就坐上他那辆牌号为6010的小车，打算先去接朋友，然后再到银行上班。

车刚出培福里弄口，行人稀少，突然从旁边冲出三人拦车。说时迟那时快，三人忽地拔出枪来，一把拉开车门，将司机老孔拖下车来。其中一个匪徒坐进驾驶室里，两个匪徒坐在后排，一左一右，将张伯驹挟持在当中，车子疾驶而去。

老孔原是银行的职员，张伯驹到上海后，就为他开车，当时日军尚未占领租界，后来愈演愈烈的暗杀、绑架之风也还没有盛行，因此老孔毫无防备，见状吓得目瞪口呆。

张太太潘素在上海根基不深，除了急忙向银行报告外，只得打电话给与张家关系十分密切的孙曜东，托他全力营救。孙曜东也在上海开银行，在黑白两道都很兜得转，他一边安慰潘素，一边托关系找门路，要先摸清事情的来龙去脉。

中午时分，法租界巡捕在巨鹿路一条弄堂里找到张伯驹的车子，但里面空空如也，张伯驹下落不明。

绑匪开价200万

第二天，上海《申报》刊登了消息，称张伯驹被绑架下落不明，但不敢明言是汪伪特务所为。

关于张伯驹被绑的原因，主要一说是，日本人想以此要挟，迫他拿出那些珍藏的宝贝，特别是《平复帖》。《平复帖》系西晋文学家、书法家陆机所书，工稳雄健，气度不凡，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名人墨迹。

20世纪30年代，这件墨宝传至清室王孙、著名画家溥儒手中，日军占领北平后，就千方百计想掠去。溥儒感到留在家中不安全，又因急需用钱，即以20万银元让给张伯驹。张伯驹得之后，将其缝在棉衣中躲过日军的搜查，以后一直秘不示人。

实际上，这次绑架的主要筹划者，乃是盐业银行内部的高级职员李祖莱，后台是汪伪政府76号特务总部。这李祖莱原先在上海金融界并无声望，所以毫不顾忌与汪伪特务勾结。他还帮助汪伪特务办公司，做生意，自己也中饱私囊，南京西路青海路口的美华酒家就是由汪伪特务开办，由李祖莱任经理。

李祖莱虽然不缺钱用，但他嗜赌，哗哗搞来的钱，就在桌面上哗哗流走了。就在前几天，他在与人玩牌时，被一个熟悉的“老千”玩掉了万把块钱。

盐业银行上海分行经理调走后，按理应由副经理肖颜和升任经理，襄理李祖莱升任副经理。总经理吴鼎昌认为肖太平庸，不足以胜任，而李祖莱精明干练，能独当一面，但人品较差，且与汪伪勾搭，弄不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所以让张伯驹来上海担任经理，陈鹤孙和白寿芝辅佐他，使李祖莱的如意算盘落空。

李祖莱对张伯驹怀恨在心，欲除之而后快，一方面又想在张伯驹身上榨取钱财，满足其无穷的赌欲。他一个电话打给汪伪76号总部的行动队长吴世宝，请他派几个弟兄将张伯驹绑走，说是可以大发一笔。

吴世宝哈哈一笑：“祖莱兄，张伯驹一介文人，听说只喜欢收集一些破烂，弄得身无分文，榨得出油水吗？我要么不干，要干就干大的。”

李祖莱忙道：“你有所不知，他的破烂，一件就值你的一幢小楼。这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张伯驹现钱没有，可在天津的房产起码几百万，还有股票20多万。”

“好！”吴世宝一拍大腿：“搞他200万，兄弟们快乐快乐，你老兄也不少一分。”

第二天，潘素在家接到绑匪的电话，勒索赎金200万，言明一分都不能少，否则的话就撕票。

潘素赶到孙曜东家，要孙曜东无论如何设法帮忙。孙家与张家为世交，孙家在京津等地势力雄厚，孙曜东的曾祖父孙家鼐官至清廷工部、礼部、吏部尚书，张伯驹的父亲张镇芳是他的学生。这时孙曜东已“落水”，任上海复兴银行行长，又兼任周佛海的秘书。

200万实在不是一个小数目，特务们知道，现在的张伯驹，肯定也拿不出这笔巨款，就希望他能够变卖家产，或用股票、字画之类抵押。对张伯驹本人，倒还客气，不打不骂，给好吃的，生怕张伯驹书生脾气发作，大家没有好处。

76号大队长吴世宝（坐者）与他的歹土们

银行公私难两全

张伯驹被绑之后，又惊又怕，吵嚷一阵之后，想想还是应付眼前要紧。他传信叫太太潘素凑钱，又请盐业银行帮他垫一把，哪知银行并不买账，说张伯驹简直不识大体，怎么可以把银行拖进去呢？否则银行不就成了绑架者的财源吗？

绑匪开价200万，张伯驹不会讨价还价。家里到底有多少钱，他也不太清楚。大概盘算一下，估计家里可凑上100万，再叫银行垫上100万，付出这笔巨额赎金，自己就可回家了。可是，他万万没有料到，不仅家中有诸多纠缠，拿不出这么多钱，银行也因各种原因不愿垫付。

盐业银行董事长任凤苞急得团团转：“张伯驹毕竟是书生，困处闷葫芦中，急欲脱险，不择手段，也不考虑银行的难处。”

他既怕张伯驹性命不保，又担心银行一旦牵入，绑匪即会以银行为谈判对手，乘势而上，层层加码，以至不可收拾，如果此例一开，后起者纷纷效法的话，银行岂不完蛋。

所以任凤苞再三关照上海方面，只能暗中帮忙，千万不要由银行出面接洽。银行方面要张家对绑匪说明，现在的张家根本拿不出如此巨款，“而银行方面亦不能帮忙”，如此这般，对方或许能减少赎金，“庶可降低欲望，或能早日解决”。

张伯驹知道银行的态度后，想想自己的身价和在北方的威风，如今在上海竟落得如此下场，不禁长吁短叹，心里大骂吴鼎昌害了他。

把兄弟出力救人

话分两头，就在银行方面打太极拳左推右挡，张伯驹心灰意冷的时候，孙曜东的营救行动却颇有成效。孙曜东已了解清楚，绑架案确是李祖莱主使，汪伪76号特务所为。

孙曜东知道李祖莱就是幕后策划者，他给李祖莱打电话说：“张伯驹是我把兄弟，不要为难他，兄弟如有急需我愿赞助。”

李祖莱以威胁口气说：“你给我少管闲事，不用你插手。”

孙曜东毫不买账：“张伯驹的事，我管定了。”孙曜东的口气这么大，因为他的靠山是周佛海。他向周佛海一五一十汇报后，周佛海果然大怒：“简直胡闹，叫李士群赶紧把此事了掉！”并当即给76号头子李士群打电话，质问是怎么一回事。

孙曜东有了周佛海这把“尚方宝剑”，便直接与李士群联系，要他放人。孙曜东答应，愿出20根大条了结。

李士群已经接到过周佛海的电话，便答应一定帮忙。

就在这时，有消息传来，张伯驹已经被转移到驻浦东的伪军林之江部，关在一户农民的家里。原来李祖莱已先行一步，知道由孙曜东插手，周佛海出面干预，恐怕拿不到什么钱了，干脆作人情送给林之江。林之江有飞来横财，乐得接受。

这样又旁生枝节，孙曜东再与林之江部联系释放张伯驹的事，孙曜东愿践前约，照样送20根大条，林之江乐得答应，张伯驹被放了回来。

张伯驹回家后，因惊吓过度，住了一段时间的医院。出院后不久，张伯驹回到天津，他发誓，这辈子再也不愿来上海。此后果然，一直到1982年病逝，他再未来过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