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史料中，蜀史最为简略。究其原因，陈寿在《三国志》卷33《蜀书三·后主传》中说：

国不置史，注记无官。是以行事多遗，灾异靡书。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有人据此认为，蜀汉没有史官；甚至进一步认为，这是诸葛亮故意为之，为的是让自己大权独揽，不受史官干涉，也避免身后留下专权僭越的骂名，特别是陈寿说了：“诸葛亮虽达于为政，凡此之类，犹有未周焉。”

当然反对的声音也有，经常被人拿出来说的一个证据，还是出自《后主传》。《后主传》提到，景耀三年（258年）：

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

你看陈寿自己都写了，蜀汉有史官，怎么会是“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呢？

那么，蜀汉到底有没有设置史官，诸葛亮到底是不是为了大权独揽而刻意不设史官呢？蜀汉的史料为什么如此简略稀少呢？

太史令——不是史官的“史官”

要回答这一系列问题，首先要确定，史官究竟是什么。

这是问题吗？

看起来不是，但其实是个大问题。

先来看《后主传》里提到的“史官言景星见”问题。从古至今，无论是专业学者的论文，还是爱好者的文章，无一例外会在这个问题上纠结。

甲方认为《后主传》既然明言“史官”，那么蜀汉一定设立了史官；乙方则反对，说这个史官是管天文历法的天官、历官，跟从事历史著述的史官无关；甲方又说，既然叫“史官”肯定和历史著述有关，管天文历法和历史著述不冲突，比如司马谈、司马迁父子曾经担任过的太史令；乙方又有人说太史令本来就是天官、历官，不是史官……

吵来吵去，其实核心问题，还是《后主传》里的“史官”二字。

什么是史官？几乎所有人都会说自己知道，就是记录史实、搜集史料、撰写史书的官员呗。总之，就是从事历史著述的官员。尤其是由于“太史公曰”四个字，更使太史令这个史官名称家喻户晓。司马谈、司马迁父子都曾担任太史令，也正是这一职务，方便了他们搜集整理史料，最终成就了司马迁“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皇皇巨著《史记》。

因此，司马迁担任的太史令属于“从事历史著述的官员”，这没问题。

问题在于，这个太史令的前面必须加上“司马迁担任的”六个字。

汉武帝时期，太史令继承了先秦太史的传统，一方面负责记事修史，是史官；另一方面掌管着天文历法，是天官。当时的太史令，工作涉及天文、历法、礼乐、上计、算术、灾变、图书等诸多领域，记录历史只是职责之一，撰写史书更是一个可以做、但不做也没人追究的工作。

汉昭帝以后，太史令不再负责收受郡国计书，史官职能逐渐削弱，天官职能日益突出。东汉光武帝建武中元元年（56年），群臣建议太史撰集祥瑞，光武帝没有批准。至迟到这一年，太史负责记录的内容，已经与国史无关了。太史令已经完全变为了天官。

具体而言，东汉的太史诸官隶属太常。《续汉志》卷25《百官志二·太常》言：

太史令一人，六百石。本注曰：掌天时、星历。凡岁将终，奏新年历。凡国祭祀、丧、娶之事，掌奏良日及时节禁忌。凡国有瑞应、灾异，掌记之。丞一人。明堂及灵台丞一人，二百石。本注曰：二丞，掌守明堂、灵台。灵台掌候日月星气，皆属太史。

作为天官，太史并不是什么历史都不记。但其所记内容，仅限于“瑞应、灾异”，和我们理解的记录言行、事件的史官差了太远。

虽然如此，作为天官的太史令，却一直仍然被人们称为“史官”，这也成为后来众多口水官司的导火线。

比如刚刚提到的群臣建议太史撰集祥瑞事件，据《后汉书》卷1下《光武帝纪下》记载，群臣上奏称：

宜令太史撰集，以传来世。

光武帝没有批准，理由是：

常自谦无德，每郡国所上，辄抑而不当，故史官罕得记焉。

在这里，“史官”即“太史”。

又如卷3《显宗孝明帝纪》记载，永平三年（60年），汉明帝曾下诏说：

朕奉郊祀，登灵台，见史官。

前引《续汉百官志》说过，灵台是归太史掌管的，其职责是“掌候日月星气”，这里的史官还是指天官太史。

将天官太史称为史官的习惯，至三国时期仍然未改。《三国志》卷2《魏书二·文帝纪》裴注引《魏书》，延康元年（220年）三月：

丙戌，令史官奏修重、黎、羲、和之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以奉天时。

太史作为天官，不仅别人称其为史官，而且自己也自称史官。《文帝纪》注引《献帝传》载，延康元年十月辛亥，“太史丞许芝条魏代汉见谶纬于魏王曰：臣职在史官，考符察征，图谶效见，际会之期，谨以上闻”。许芝当时是太史丞，后来又升任太史令（据《三国志》卷35《蜀书五·诸葛亮传》、《晋书》卷12《天文志中·史传事验》）。

而无一例外，这些被称为“史官”的太史令、太史丞，其职责都是天象、谶纬、历法一类。

可见，无论是担任长官太史令，还是担任佐官太史丞；也无论是自称还是他称，作为天官的太史令，都被称作“史官”。

蜀汉标榜自己是汉朝正统，诸多制度沿袭东汉。《后主传》提到的“史官言景星见”，同样是有关天象，同样有关“史官”，这个所谓的“史官”只能是作为天官的太史，而与“从事历史著述的史官”毫无关系。

不过，亦有人提出，陈寿说“灾异靡书”，那么蜀汉的天官也是缺位的。反对方当然会以《蜀书》中几条关于灾异的记载来驳斥，进而认为陈寿的“灾异靡书”是胡说八道。这又怎么解释呢？其实只要对“灾异靡书”不做绝对化的解读，问题就好解决了。“灾异靡书”的字面意思是灾异没有记载，但与上句“行事多遗”对仗，其表达的意思不过是记录的灾异现象很少。

西汉、东汉、蜀汉：史官只招兼职

当然，史官不仅可以称呼东汉以来负责天文历法的太史，更可以用来称呼从事历史著述的官员。这一类官员，也就是我们平时提到的历史工作性质的“史官”。

今天看来，编修史书是一件非常专业的事情，而且耗时耗力，史官当然要找专业的人来当。

但是在东汉时期却不是这样。把西汉和东汉加在一起，也找不出一个职业史官。所有的史官，都是干兼职的。

前面提到，西汉时期的史官主要是太史令，太史令既是天官又是史官，本来就是个兼职官员，这与早年史官天官同源有关。到了东汉，太史令成为职业天官，史官却一直没成为独立的职位。

虽然如此，记录历史的工作还是要有人做。当时，历史著述工作先后主要由兰台（明帝时）、东观（章帝至献帝初）和秘书监（献帝时）三个机构负责。这些机构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具体的职员分别称作兰台令史、东观校书郎中（校书郎）和秘书监。

从这些官号的名称也能看出来，校书郎是管校勘文字的，秘书是管理图书的，他们就是国家图书馆档案馆的管理员、出版社的编辑。

不过这些图书管理员和编辑都是饱学之士，又守着图书（当时纸张未普及、更没有印刷术，图书是稀有资源）和档案，让他们来负责历史著述的工作，简直是近水楼台先得月。

具体而言，这种历史著述工作有二：其一是记言记事，也就是把刚刚发生的事情记录先来，是为“注记”；其二是修撰史书（尤其是修撰本朝国史），是为“修史”。负责注记的，我们可称之为注记官；负责修史的，当然就称他修史官。不过注记官和修史官往往不这么泾渭分明，汉魏之时大多数史官既是修史官，也是注记官。

举个栗子。我们平时在微信里发朋友圈，记录生活，记录想法；有一天突然有人把自己和好友朋友圈的内容整理了一下，最后在此基础上深加工而写了一本书。那么前面发朋友圈的那位，就是注记官；后边整理写书的这位，就是修史官。自己发完朋友圈又自己整理出书的，就是兼有注记与修史职责的史官。

朝廷如果有修史需求，特别是从东汉开始系统编撰本朝国史，首先想到的就是兰台令史、校书郎和秘书；除此之外，朝廷还会从其他机构借调合适人选，共同组成“国史编撰小组”，负责编撰史书，地点自然就近选在兰台、东观或秘书监。修史如此，注记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东汉设有履行修史和注记职责的史官，只不过这些史官没一个是专门从事历史著述的职业史官。他们要么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的管理员，要么是国家出版社的编辑校对，要么是其他政府部门临时借调的公务员。总之，有事大家就修史注记，修注完了就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这样的史官，蜀汉是有的。蜀汉也有自己的国家图书馆，仍然叫东观或秘书。虽然蜀史简略，但从事秘书工作可考者也有五位，分别是郤正、陈寿、王崇、司马胜之和习隆。按照东汉的制度，他们都是兼职史官。因此，从东汉兼职史官制度的角度看，说蜀汉“国不置史”是不对的。

蜀汉是三国中唯一没有专职史官、没有修史成果的政权

可是三国时代毕竟不是汉代，时代在发展，社会在进步。《三国志》成书于西晋，西晋继承于曹魏。如果从曹魏或西晋的角度看，蜀汉这种兼职史官确实是“国不置史”。

因为曹魏诞生了职业的专职史官——著作官。魏明帝太和年间（227—233年），在中书省设立著作郎1名，专门负责修史和注记工作。《晋书》卷24《职官志》载：“

明帝太和中，诏置著作郎，于此始有其官，隶中书省。

最早任此职者，是以侍中、尚书典著作的卫觊。

这一次，郎不再是“秘书”，也不是“校书”，而是正八经的“著作”。曾经的图书管理员、编辑摇身一变，终于成为了职业作家。这是朝廷设置专掌国史修撰之官的开始。

除了著作郎，曹魏仍设有秘书官，负有兼职史官的职责，但史官专职化的趋势已经势不可挡。嘉平（249—254年）年间，司马懿掌政，为著作郎配备了三名“助理”——著作佐郎。晋武帝泰始（265—274）初年，又设立了专门的修史机构著作局。从此，史官不仅有了自己的专门职位，还有了专门机构，甚至有了专门的办公室。和这么专业的史官机构比起来，蜀汉的兼职史官确实可以叫“国不置史”。

当然，你会说，我是以偏概全。我们说了东汉，说了曹魏，说了西晋，说了蜀汉，偏偏没说东吴。

其实东吴一度跟蜀汉差不多，实行的也是兼职史官制度。东吴至迟在孙权晚年有了史官，不过实行的是西汉的制度——让东汉已经独立的天官太史令重操旧业，成为天官、史官合一的职位。当然，东吴也有创新。太史虽然同时具备天官、史官职能，但是担任天官太史令及太史诸官者只负责天文历法（如吴范、陈苗、公孙腾、赵达），担任史官太史令者只负责历史著述（如丁孚、韦曜）

。因此，东吴的太史令虽谓兼职，实际上在向专职发展的。

到了东吴末代君主孙晧时，在中书省设立秘阁，也就是国家图书馆和档案馆，由东观令、丞掌管图籍。东观令丞不仅是专职的图书管理员，还是兼职的史官。比如曾任东观令的华覈，任东观令、东观左丞的周处，都曾参与过东吴国史的编撰。这完全就是东汉兼职史官制度的翻版，从机构设置的角度看，说早期的东吴也是“国不置史”，似乎也没问题。

可是谁也没这么说东吴，为什么呢？

因为孙晧很快又对史官制度做了改革，设立了左、右国史，其中左国史负责修撰国史，右国史负责注记起居。左、右国史不仅是专职史官，而且分工明确，比曹魏的著作郎还要职业化。

更重要的是，无论是前期的兼职史官，还是后来的专职史官，东吴总算是搞出了一部官方编写的国史——《吴书》。

前文说过，史官有两大职责，其一就是修国史，也就是国家出钱出人出力，组织编撰本国的历史。东汉就已经有了修国史的传统。班固担任兰台令史期间，基本完成了大名鼎鼎的《汉书》。此后，东观又成为修史场所，东汉朝廷组织大量人力编撰国史，历时80余年，至少19人参与，经过三次大规模修史，终于撰成了官修国史《东观汉记》。不过此时的修国史只是传统，还没有形成像完整的制度。

东汉灭亡后，魏、吴都继承了官修国史的传统。曹魏先后由尚书典著作卫觊、侍中典著作应璩、著作郎王沈主持，历二十余年修成《魏书》；东吴则在太史令丁孚、郎中项峻、太史令韦曜（后改任侍中领左国史）、左国史薛莹先后主持下，历二十余年而修成《吴书》。

而蜀汉，毫无成果，甚至没有任何关于修史活动的记载。

从这个角度讲，蜀汉的“国不置史”，不仅是没有设置专职史官，简直是连部像样的国史都没有修撰。可以说，蜀汉“国不置（专职）史（官）”，是对东汉刚性制度的继承；而“国不置（国）史”，则是对弹性传统的抛弃。

注记有官，注记亦无官

被抛弃的弹性传统，除了修国史，还有集注起居。

集注起居，一定程度上来说就是注记，在西汉称为著纪，东汉称注记、起居注或注。两汉没有专门负责注记的官员，注记官仍然是兼职，一般有两种。

一种是相关的官员写的，比如各级官员撰写的文书日志、相关官员撰写的活动纪实、地方郡国呈报的本地报告等。参与者上至公卿（如太尉府有长史记事、太常也有记事）、尚书令、侍中、御史中丞等重臣，下至郡国记室主簿、主记室史（主记）、上计掾史等员吏。内容、人员相当广泛。

这种记录就是由工作报告组成的“大数据”，尚无历史意识，更像是原始档案。我们可称为“甲类注记”。而负责注记的人员，其实称不上是真正的注记官。

另一种注记则是由史官完成的，西汉主要由太史令负责，东汉主要由兰台令史、校书郎负责。尤其是东汉，记录的多是皇帝（包括东汉实际掌权的太后）言行功德。与原始档案不同，这类史官完成的注记更规范、更专业、更有条理。

东汉明帝永平十五年（72年），班固完成了为光武帝撰写的《建武注记》。以此为开端，东汉历代皇帝都有史官撰修的注记。汉献帝的史官秘书监荀悦，在其《申鉴·时事篇》中就说：

先帝故事，有起居注，日用动静之节必记。宜复其式，内史掌之，以纪内事。

安帝元初五年（118年），史官为邓太后撰写《长乐宫注》，又开了为太后、为活人写注记的先河。

总之，东汉时期的注记已经不仅仅是简单地记录言行，更不仅仅是原始档案，

而是经过注记官的编辑加工，有一定的结构和规范，而且形成了为皇帝、太后修注记的传统。这种进化版的注记，我们可以称为“乙类注记”。

三国时期，魏、吴对注记也很重视。曹魏设立了专职史官著作郎、著作佐郎后，注记工作当然也随之归于著作诸官。《通典》卷21《职官三》载：

自魏至晋，起居注则著作掌之。

《唐六典》卷8《门下省》云：

魏晋已来，皆中书著作兼修国史。

东吴的左、右国史更是分工明确，右国史专门负责注记。

蜀汉既然有东观秘书的兼职史官，那么遵循东汉制度，这种兼职史官必然同时兼为修史官和注记官。也就是说，曾任东观秘书郎的陈寿，自己就是注记官，那怎么会说“注记无官”呢？

或许这里的“无官”，与“国不置史”的“不置”一样，都是指蜀汉史官制度的非专职性质。东观秘书郎只是兼职的注记官，并非专职；特别是，东汉“乙类注记”的传统蜀汉也没有继承下来。这与东观秘书郎是兼职修史官，都是东汉修国史的传统没继承下来是相通的。

如此，“国不置史，注记无官”，可以解释为蜀汉继承东汉史官制度，设置兼职的史官（兼有修史、注记职能），而没有像曹魏、东吴那样设置专职史官；蜀汉放弃了东汉修史与注记的传统，没有编修国史，也没有修撰乙类注记。

但这也只能解释陈寿在《蜀书》中，一面说蜀汉设有史官，一面又说“国不置史，注记无官”的矛盾；却解释不了“行事多遗，灾异靡书”，亦即蜀汉史料相对于魏吴两国过于简略的现象。

看来问题没有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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