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飈是無產階級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傑出的黨和國家領導人。他在革命戰鬥的一生中，為民族獨立、人民解放和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事業建立了不朽功勳，留下了為人民不懈奮鬥的傳奇。
13歲的水口山罷工童工
耿飈1909年8月26日出生於湖南醴陵貧苦農民家庭。7歲時隨父母逃荒到常寧水口山挖礦謀生，13歲就當了礦山的敲砂童工。
在暗無天日的礦山裡，耿飈受盡地主資本家的殘酷剝削和壓迫，但苦難的生活也磨鍊了他的意志。這一年，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湘區委員會派遣蔣先雲、謝懷德等人到水口山開展工人運動，在礦工中傳播馬克思主義，建立工人俱樂部和黨組織，發動和領導罷工鬥爭。在黨組織的教育引導和舅舅宋喬生的幫助下，他開始懂得了馬克思主義的道理，立志救國救民，積極投身工人的罷工鬥爭。
耿飈後來在《毛澤東的光芒永照我心》的回憶文章中深情地記述說：“記得我在湖南水口山礦當童工的時候，毛委員幾次派遣中共黨員和進步學生來水口山發動和組織工人群眾。我就是在他們的教育下提高了階級覺悟，於1925年參加了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1926年10月，毛委員又派何叔衡同志到水口山傳達關於大力開展農民運動的指示，指示以水口山為中樞，實行工農大聯合，建立工農武裝，開展武裝鬥爭。遵照這個指示，……我也被派往我的家鄉醴陵縣去開展農運。後來，水口山工人赤衛隊在宋喬生同志帶領下上了井岡山，在毛委員和朱德同志直接指揮下進行戰鬥。不久，我也帶領一支農民游擊隊參加了紅軍。”
18歲的瀏醴游擊隊長
1926年，湖南各地掀起了轟轟烈烈的農村大革命。耿飈受黨組織的委派回到家鄉醴陵，以修路工人的身份作掩護，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決定，發動群眾組織農會，開展打土豪、分田地、減租減息、禁菸、禁賭、破除迷信等群眾鬥爭。為了捍衛農民來之不易的“一切權力歸農會”的勝利成果，他組建了農民赤衛隊，參加了醴陵暴動和農軍攻打長沙。
耿飈、莫文驊與蕭勁光
馬日事變後，柳直荀在湘潭主持召開軍事會議，要求各地立即動員和集中工農武裝組織湖南工農義勇軍，約期分路進攻並奪取長沙。瀏陽、醴陵、株洲工農武裝集中後，浩浩蕩蕩向長沙進軍，有的還與敵人展開了戰鬥。平江、株洲、醴陵等地集中鐵匠，徹夜打製梭鏢。四處響起“早打鐵，晚打鐵，打把梭鏢送農協”“梭鏢亮光光，擒賊先擒王，打倒蔣介石，活捉許克祥”的民謠，生動反映了工農群眾積極備戰參戰的豪情。
耿飈不懼危險，踴躍參加醴陵農工反抗白色恐怖的“撲城”，擔任瀏醴游擊隊長，堅持開展遊擊鬥爭。1928年8月，他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他用瀏醴縣委油印的《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作教材，對游擊隊員進行思想教育、軍政訓練。1930年8月20日，他率領游擊隊配合朱毛紅軍取得了瀏陽文家市大捷，隨後參加紅一方面軍，從此在毛澤東、朱德的直接領導下為人民解放事業而浴血奮戰。
長征“打敵人去”的紅軍主力團長
1934年10月，中央紅軍渡過於都河開始戰略轉移時，許多紅軍中下級指揮員都不知去往何方。當時耿飈任紅一軍團第二師第四團團長，率部參加長征。一位戰士問耿飈：“耿團長，咱們這是要到哪裡去？”耿飈張口就說：“打敵人去！”被第五次反“圍剿”失敗的陰雲籠罩的指戰員們，馬上備受鼓舞、士氣大增，勇敢地踏上了告別中央蘇區的征途。
習近平總書記在紀念長征勝利80週年的講話中列舉的“長征途中，英雄的紅軍，血戰湘江，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強渡大渡河，飛奪瀘定橋”等重大戰役，耿飈作為中央紅軍主力紅一軍團的先鋒團長、師參謀長，都無役不從，勇作前鋒，搶渡湘江、突破烏江、四渡赤水、搶奪金沙、飛越大渡、佔婁山關、奪臘子口，顯示出過人膽識和智慧，屢立戰功，得到毛澤東同志的讚揚。
耿飈巧用“水馬”搶渡烏江，在長征中傳為佳話。80年後，習近平總書記來到“突破烏江天險”浮雕前，駐足感嘆：“當時要是過不去就危險了！”聶榮臻元帥曾對紅四團的功績作了高度的評價：“這個團在漫長的征途中經常擔負先頭團的開路任務。當然，這些任務比較艱鉅，如果完不成就會影響很大。而紅四團總的說都完成得不錯。尤其是搶渡烏江，飛奪滬定橋，越過草地，突破天險臘子口等對全局有重大影響的戰鬥和行動，任務完成得很好。他們和廣大紅軍指戰員一樣，充分發揮了我軍勇敢、不怕死、能吃苦的革命精神。沒有這種精神，江山是打不下來的。”
“將軍當大使”
新中國成立後，黨中央決定抽調軍隊領導幹部到外交戰線工作。毛主席親自找耿飈他們談話，說：“你們是新中國的首批駐外大使，大都是從部隊徵調來的高級幹部，都是將軍。將軍當大使好！我們新中國的外交是‘另起爐灶’，需要新的外交幹部。解放軍歷來是我們培養幹部的地方，所以中央決定從部隊挑選一批幹部。將軍當大使好，好在哪裡？首先，你們出去我們放心，因為你們不會跑掉。第二，你們中間有好幾位是參謀長，參謀長擅長調查研究，當然政治部主任也善於調查研究。所以，你們到國外當大使仍要發揚在部隊的長處，也要開展調查研究。從長遠的觀點來看，你們還是要像總理所說的，學點駐在國的語言文字，只有懂得外語，才能閱讀當地報紙，才能和別人交談，也才能做好調查研究。總之，要重視調查研究，重視學習。任何一個國家、民族都有其自己的優點和長處，我們要通過研究，認識和學習別國的長處。資本主義國家的長處也要學。資本主義的政治不能學，但是他們在經營管理、生產建設中的好經驗，值得我們學習。學是為了用，要把學到的好的東西運用到國內建設中來。”
毛澤東對即將擔任駐瑞典大使的耿飈說：“你是到西方國家去，要了解和學習他們經濟建設方面的經驗。中瑞關係的建立，不但將使兩國人民之間、我國和北歐國家之間的友誼得到加強和發展，而且也將有助於世界和平。”
1950年9月，時任中國駐瑞典大使的耿飈在瑞典大使館。
耿飈聽從毛主席和黨中央的安排，成為新中國首批10名將軍大使之一，外交工作一干就是20年。
他是新中國第一位出任西方國家的大使。剛到瑞典時不懂外文，工作不便，他聘請了當地教師，到大使官邸來教英文，後來他可以用英文應付一般的社交活動。為了工作方便，他自己開車。起初有人顧慮大使開車會有失身份，但是他卻認為大使和司機只是分工不同，勤勞、平等和合作是一種美德。後來，瑞典報紙稱讚他為“兼任司機的大使”“掌握方向盤的大使”。
在20年的外交生涯中，耿飈先後擔任中國駐瑞典王國大使兼駐丹麥、芬蘭公使，駐巴基斯坦大使，外交部黨委委員、副部長，駐緬甸、阿爾巴尼亞大使等職。由於他的勤奮、好學、親力親為，他用最短的時間使自己從一個革命軍隊的高級將領轉變成知名的外交家。他在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的直接領導下，認真貫徹中央的外交方針和政策，為開創和發展新中國的外交事業作出了重大貢獻，樹立了我國老一輩外交家的崇高風範。
在外交工作中，耿飈善於將原則的堅定性和策略的靈活性統一起來，針對不斷髮展變化的形勢提出自己的獨到看法和創造性見解，表現出很高的政策水平和鬥爭藝術。在出任阿爾巴尼亞大使期間，他向中央提出改進外交和外援工作的意見。毛主席表揚說：“耿飈敢說真話，反映真實情況，是個好大使。”
習近平同志曾在不同場合講到：“中國前駐巴基斯坦大使、也是我的老領導耿飈先生曾經說過，‘中巴傳統友誼必然像喀喇崑崙公路一樣越走越寬廣’。”“1979年，我陪同耿飈副總理訪問北歐四國，在挪威期間到訪奧斯陸和斯塔萬格，並走訪了當地普通民眾家庭，對挪威發達的福利社會留下了深刻印象。”
未授軍銜的國防部長
1979年1月，耿飈擔任中共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協助軍委主席、副主席處理中央軍委日常工作。1981年3月任國防部長。1982年5月任國務委員。他堅決貫徹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的路線、方針、政策，貫徹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決策、指示，為推動我國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事業，為新時期國防和軍隊現代化建設事業作出了重要貢獻。
耿飈是新中國成立70年來第一位也是唯一一位未授軍銜的國防部長。但是出身於朱毛紅軍的軍事家資歷，使他具備足夠資格擔任中央軍委秘書長、國防部長。
1980年7月，他根據鄧小平同志關於軍隊要“消腫”和改革體制的指示精神，主持制定了《中央軍委關於精簡整編的方案》。
中國特種警察部隊，是國防部長耿飈提出來組建的，把特種警察部隊併入新成立的武警部隊，改稱“中國人民武裝警察部隊特種警察大隊”，任務為反劫機、反恐怖、反暴亂，以保障國家安全。
改革開放初期，面對美國卡特政府對華出口管制政策的重大調整，中國開始高度重視與美國建立軍事聯繫的計劃。1980年1月，耿飈與來訪的美國布朗舉行了會談，雙方重點就中美軍事合作問題展開磋商。1980年初，根據此前《中美科技合作協定》的相關內容，中美科技合作聯委會正式簽署中美在基礎科學、地質勘探、農業生產領域的合作議定書，其中規定中美將互相提供在設備、人員方面的審查便利，並按照平等互利的原則有效管控雙方分歧，成為中美軍備技術交流的範例。
耿飈戎馬生涯數十年，對人民軍隊有著深厚的感情，始終心繫國防和軍隊建設。在擔任中央軍委常委、秘書長和國防部長期間，他積極推動軍隊的改革和建設，在加強和改進思想政治工作、推動部隊軍事訓練、恢復軍隊院校、加強軍事科研、建立幹部交流制度等方面，做了大量開創性工作。他高度重視部隊的思想政治建設，始終堅持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強調政治工作是軍隊建設的生命線，教育廣大官兵要保持人民軍隊的政治本色和戰鬥作風。
“耿飈之問”彰顯人民情結
耿飈對黨對人民赤膽忠心。
和眾多革命先輩一樣，耿飈深深眷戀著祖國和人民。數十年中，無論是戎馬倥傯的烽火年代，還是政務繁忙的和平建設時期，無論是遠渡重洋擔任駐外大使，還是擔任黨和國家重要領導職務，始終不變的是他的愛民之心、為民之情。
1991年，耿飈回到革命老區甘肅慶陽，看望曾經血脈相連並肩戰鬥過的隴東人民。當晚，耿飈所住的縣招待所熱鬧非凡，老百姓從四面八方趕來看望他，也有不少群眾來找他告狀鳴冤，怎麼勸也不願離去。此情此景，讓耿飈心情十分沉重。他現場給隨行和當地幹部講述了一段催人淚下的革命故事：
“50年前，我們三八五旅在這裡駐防時，部隊的一個戰士犯了嚴重錯誤。旅部決定按紀律將該戰士槍斃。當我們在操場上準備執行紀律時，來了一大群老百姓替那個戰士求情。我堅決要執行紀律。誰知竟連受害者的父母都跪倒在地向我求情，緊接著一操場的群眾全都跪倒，哭著請求饒了這個戰士，讓他戴罪立功。怎麼勸他們也不起來。最後，我們流著淚接受了群眾的請求。”
講到此處，耿飈話音一頓，環顧四周，對在場的當地幹部大聲問道：“現在我要問問今天在座的你們這些人，不管哪一個，如果做錯了事，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
“老百姓還會不會替你們求情？”耿飈之問，振聾發聵，給在場的幹部們以強烈震撼，猶如被猛擊一掌。耿飈之問，跨越時空，時至今日，仍然提醒和警示廣大黨員幹部，立黨為公、執政為民，不忘初心、牢記使命，才能贏得人民的擁護和支持，才能永遠立於不敗之地。（作者系湖南省中共黨史人物研究會會長、研究員）
（選自《新湘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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