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说古代中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那么估计很多人会诧异：中国这么悠久的文化和历史，充满了理性与世俗精神，敬鬼神而远之，怎么能是政教合一的国家呢？

实际上，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属于政教合一，不看是否谈论鬼神与来世，而是要看实际的政治权力运转，有没有与特定的文化结合起来。

宗教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出现的一种文化现象，属于社会特殊意识形态。中国历史在春秋战国时期发展出了儒学。到了西汉时期，儒学被政权定义为官方意识形态。儒学自身也响应政权的需要，逐渐把自己演化成了具有宗教意义的文化。

事实上，从西汉开始的各个王朝，其政治正统性离不开儒家文化的确认；其政治权力也与儒家紧密地联结在一起。从这两方面看，古代中国毫无疑问地是一个政教合一的国家。

一、从正统性看：只有融入儒家体系、被儒家认可才能算正统。

西汉王朝确立儒家为官方思想后，后世王朝必须融入儒家文化系统，得到儒家文化的认可才能称为正统，否则就算不上正统。

经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为了西汉官方意识形态，汉武帝独尊儒术的目的之一在于确认汉政权的合法性，也就是正统性；董仲舒的阴阳五行天人感应理论解决了这个问题。

因此，运用阴阳五行天人感应论证王朝正统性的做法，被后世继承了下来；后世王朝都努力让自己融入这一系统，以使自己具备正统性。

五胡十六国时期，不少胡族政权开始认真考虑王朝正统性的问题。他们通过董仲舒的五行德运方法，来论证自己的正统性。

最早开始进行这方面的努力、并被后世政权认可的是羯族人建立的后赵政权。公元329年，后赵消灭前赵政权之后，开始认真考虑王朝五行德运的问题。公元330年石勒称帝时，经过会议讨论，石勒认为后赵的正统继承自西晋。按照五行相生的道理，西晋的德运是金德，金生水，因此，后赵的五行德运是水德。

之后的政权都以后赵的五行德运开始传续政权的正统性。比如，后起的前燕与前秦均认为他们是继承了后赵的水德，按照水生木的道理，前燕和前秦都称自己的五行德运为木德。再往后，后秦、后燕政权则分别称自己继承了前秦的正统，德运是火德（木生火）。最后，统一北方的北魏则认为自己是土德（火生土）。五行德运的正统传承就这样在北朝延续下来。

但是，北魏在经过魏孝文帝全面汉化改革之后，对正统性的认识发生了变化。魏孝文帝的儿子魏宣武帝时，北魏认为魏应该承袭了晋，而十六国都是被魏扫除的僭伪政权，因此北魏的王朝德运是水德（金生水）。

为了王朝正统性，各个政权都在董仲舒的话语体系内努力证明着自己。

在汉末至宋前这八百年的时间里，儒学衰落了。经过唐末和宋初儒家士人的努力，儒家在宋朝又恢复了元气，重新占据了主流政治思想。又因为五行德运的方法过于随意，所以，政权是否具有正统性的评判依据变为：这个政权是否能代表儒家文化。

一个著名的例子是：元朝人在确定宋、辽、金谁是正统时，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以至于宋辽金三国的史书，直到元末才修成。主管修史的丞相脱脱认为，只要在中国这片区域里有政权就有正统性，所以三家并立。而更具有普遍性的观点则认为，只有遵从并能代表儒家文化的宋才能称为正统。这个论点的代表人物就是杨维桢，他为此写了洋洋洒洒近3000言的《正统辨》，最后论证只有实行儒家文化的宋才是正统。

总之，汉之后的王朝，无论是用汉朝官方的五行德运方法判断，还是用是否能代表儒家文化为标准进行判断，这都是在以儒家的标准确定正统性。实行儒家文化、符合儒家标准的就是正统，否则就是僭伪。

二、两汉的政教合一：皇帝既是政权首领，也是儒教首领

古代中国政教合一的哲学根基是儒家哲学。 汉武帝独尊儒术后，将五经立为官学，为博士置弟子，使儒家官学化，官吏儒生化，史称 : “自此以来，公卿大夫士彬彬皆文学之士矣。” （《汉书 · 儒林传》）

倡导经学的例子一开，最终让大汉天子成为了政权与教权合一的领袖。

在汉宣帝以后，儒生完全垄断了仕途。这就是官师一体，政教合一的局面。

政教关系的核心是皇权和教权的关系，即皇帝权威和儒教之道的关系。独尊儒术，确定了儒家的正统地位，儒家转化成经学，成为思想权威，影响并支配了国家的政治和法律 生活 。

在利益的驱动下，一时间儒家大师辈出，经师的地位极为显赫，生徒动辄成千上万，皇帝每每就朝纲国政征询这些著明经师。经学已成为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权威力量。

汉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为了平议《五经》异同，统一经义，汉朝在石渠阁召开御前会议，“ 诏诸儒讲 《五经》同异，太子太傅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称制临决焉。” ( 《汉书·宣帝纪》)汉宣帝亲自参加会议，对讨论的问题做出最终裁定。

同样的事情，到了东汉时期又发生了一遍。

东汉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汉朝在白虎观召开了一次规模更大的经学会议，诏“太常、将、大夫、博士、议郎 、郎官及诸生、诸儒会白虎观，讲议《五经》同异，使五官中郎将魏应承制问，侍中淳于恭奏，帝亲称制临决，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议 》。 ” ( 《后汉书·孝章帝纪》）由诸儒共同讨论、宣帝裁定的《白虎奏议》，既是经学的最高准则 , 又是东汉王朝的钦定法典。

最终，无论是皇帝本人，还是儒生经师，事实上都把皇帝奉为经学的绝对权威。

其实政教合一这一点在汉明帝身上表现的最为明显。汉明帝即位的次年（公元29年），亲行雍礼，“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备法物之架，盛清道之仪，坐明堂而朝群后，登灵台以望云物，袒割辟雍之上，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于前，冠带绪绅之人，环桥门而观听者亿万计。”（《后汉书·儒林传》）汉明帝曾自撰写《五家要说章句》，令桓郁校定。据史载，明帝“亲于辟雍，自讲所制《五行章句》已，复令郁说一篇。上谓郁曰：‘我为孔子，卿为子夏，起予者商也。”(《后汉书·桓郁传》)

这个场面：皇帝头戴通天冠，身穿日月衣的大汉天子，端坐于上，讲论经义，一班儒生抱着经书，上前讨教，衣冠士人垂耳恭听；这不完全是一个教主在讲经说法吗？这样的皇帝就不仅是政治权威了，还成了儒学的领袖、儒教的教主。

当然，集政权教权于一身，需要皇帝本人具有很强的能力。后世除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之外，其他没有谁具备为众位儒家大师讲经论典做最终裁决的能力了。

三、宋朝开始大兴其道的科举制度，以制度形式巩固了政教合一

中国经过汉朝独尊儒术的政治定位之后，政教合一初步形成。而自从科举制诞生之后，政教合一的形式愈发明显，政教合一的体制在科举制的帮助之下更加有效地运行，政治与儒教进一步紧密结合。

儒学从东汉之后衰落，直到宋代才重新成为主流。从此之后，儒学的地位一日高过一日，这完全有赖于在宋朝大兴的科举制度。

宋朝以及之后的科举制度，以宋明理学为学习和考试内容，考试中的佼佼者可以出任国家的行政官职。这意味着儒学的信徒成了政权的执行者，士大夫阶层在王朝政治中推行儒家的政治、律法和道德理念，治理整个社会。

科举制在为政权提供人才的同时，反过来又成为了政教一体的动力来源。科举制是使政治和儒家结合的工具，一方面国家通过科举制选拔人才，另一方面，掌握了权力的统治集团继续用科举制来巩固儒家的地位。这样，科举制在儒家与政权之间形成了一个循环：加入儒家---参加科举考试---掌握权力---巩固儒家。科举制度天然地充当了儒家意识形态的宣传和灌输渠道。

另一方面，由于科举是通向权力的阶梯，所以民间教育不论是私塾还是学院，都以儒家经典为基本教材，凡是读书之人，必须从小就开始背诵儒家的四书五经，教育因为与科举挂钩而具有了意识形态宣传的政治意义。

四、旁证：罗马教廷认为祭孔大典就是一种宗教仪式

公元1704年，罗马教廷认为中国的祭孔祭祖仪式是宗教仪式，因此禁止中国教徒祭孔祭祖。教廷的圣职部明确列出七条禁约，派出的特使多罗于1705年来华，希望与康熙谈判，要求康熙根据禁约颁布相关法令。

其实在这之前，在中国传教的天主教耶稣会士就与教廷有过较长时间的讨论和分歧。最初教廷允许中国的学者信徒在考中秀才之后参加简单的祭孔仪式，即简单的鞠躬仪式；但是不允许参加隆重的祭孔仪式，因为祭孔大典包括叩拜、宰杀动物祭祀等，而这些是拜偶像的举动，这是天主教严厉禁止的行为。

结语：君权与儒家紧密结合，就成了政教合一的中国

按照西方对宗教的判定方式来看，宗教需要有教义、教团和教仪。儒家这些条件都具备：有孔孟荀董朱等历代大儒所完善的教义；有众多的儒学弟子士绅所构成的教团；有祭孔的隆重庄严仪式。郡县制大一统之后的中国，政权在大部分时间与儒家文化紧密结合。自称天子的皇帝，与宣扬君权神授、天人感应、理性道德的儒家联结在一起，成为了一个政教合一的政权。

但是，中国的政教合一，我们应该定义为“广义上的政教合一”，因为其不具备严格意义上的政教合一特点。严格的政教合一国家，要求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为同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

儒家并没有用教条直接对每个人进行严格管理，儒家约束的是统治阶级和士绅，当然在约束的同时也成就了他们，最终也成就了“政教合一”的古代中国。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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