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我說古代中國是政教合一的國家，那麼估計很多人會詫異：中國這麼悠久的文化和歷史，充滿了理性與世俗精神，敬鬼神而遠之，怎麼能是政教合一的國家呢？

實際上，判斷一個國家是否屬於政教合一，不看是否談論鬼神與來世，而是要看實際的政治權力運轉，有沒有與特定的文化結合起來。

宗教是人類社會發展到一定歷史階段出現的一種文化現象，屬於社會特殊意識形態。中國歷史在春秋戰國時期發展出了儒學。到了西漢時期，儒學被政權定義為官方意識形態。儒學自身也響應政權的需要，逐漸把自己演化成了具有宗教意義的文化。

事實上，從西漢開始的各個王朝，其政治正統性離不開儒家文化的確認；其政治權力也與儒家緊密地聯結在一起。從這兩方面看，古代中國毫無疑問地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

一、從正統性看：只有融入儒家體系、被儒家認可才能算正統。

西漢王朝確立儒家為官方思想後，後世王朝必須融入儒家文化系統，得到儒家文化的認可才能稱為正統，否則就算不上正統。

經董仲舒改造的儒家思想成為了西漢官方意識形態，漢武帝獨尊儒術的目的之一在於確認漢政權的合法性，也就是正統性；董仲舒的陰陽五行天人感應理論解決了這個問題。

因此，運用陰陽五行天人感應論證王朝正統性的做法，被後世繼承了下來；後世王朝都努力讓自己融入這一系統，以使自己具備正統性。

五胡十六國時期，不少胡族政權開始認真考慮王朝正統性的問題。他們通過董仲舒的五行德運方法，來論證自己的正統性。

最早開始進行這方面的努力、並被後世政權認可的是羯族人建立的後趙政權。公元329年，後趙消滅前趙政權之後，開始認真考慮王朝五行德運的問題。公元330年石勒稱帝時，經過會議討論，石勒認為後趙的正統繼承自西晉。按照五行相生的道理，西晉的德運是金德，金生水，因此，後趙的五行德運是水德。

之後的政權都以後趙的五行德運開始傳續政權的正統性。比如，後起的前燕與前秦均認為他們是繼承了後趙的水德，按照水生木的道理，前燕和前秦都稱自己的五行德運為木德。再往後，後秦、後燕政權則分別稱自己繼承了前秦的正統，德運是火德（木生火）。最後，統一北方的北魏則認為自己是土德（火生土）。五行德運的正統傳承就這樣在北朝延續下來。

但是，北魏在經過魏孝文帝全面漢化改革之後，對正統性的認識發生了變化。魏孝文帝的兒子魏宣武帝時，北魏認為魏應該承襲了晉，而十六國都是被魏掃除的僭偽政權，因此北魏的王朝德運是水德（金生水）。

為了王朝正統性，各個政權都在董仲舒的話語體系內努力證明著自己。

在漢末至宋前這八百年的時間裡，儒學衰落了。經過唐末和宋初儒家士人的努力，儒家在宋朝又恢復了元氣，重新佔據了主流政治思想。又因為五行德運的方法過於隨意，所以，政權是否具有正統性的評判依據變為：這個政權是否能代表儒家文化。

一個著名的例子是：元朝人在確定宋、遼、金誰是正統時，發生了激烈的爭論，以至於宋遼金三國的史書，直到元末才修成。主管修史的丞相脫脫認為，只要在中國這片區域裡有政權就有正統性，所以三家並立。而更具有普遍性的觀點則認為，只有遵從並能代表儒家文化的宋才能稱為正統。這個論點的代表人物就是楊維楨，他為此寫了洋洋灑灑近3000言的《正統辨》，最後論證只有實行儒家文化的宋才是正統。

總之，漢之後的王朝，無論是用漢朝官方的五行德運方法判斷，還是用是否能代表儒家文化為標準進行判斷，這都是在以儒家的標準確定正統性。實行儒家文化、符合儒家標準的就是正統，否則就是僭偽。

二、兩漢的政教合一：皇帝既是政權首領，也是儒教首領

古代中國政教合一的哲學根基是儒家哲學。 漢武帝獨尊儒術後，將五經立為官學，為博士置弟子，使儒家官學化，官吏儒生化，史稱 : “自此以來，公卿大夫士彬彬皆文學之士矣。” （《漢書 · 儒林傳》）

倡導經學的例子一開，最終讓大漢天子成為了政權與教權合一的領袖。

在漢宣帝以後，儒生完全壟斷了仕途。這就是官師一體，政教合一的局面。

政教關係的核心是皇權和教權的關係，即皇帝權威和儒教之道的關係。獨尊儒術，確定了儒家的正統地位，儒家轉化成經學，成為思想權威，影響並支配了國家的政治和法律 生活 。

在利益的驅動下，一時間儒家大師輩出，經師的地位極為顯赫，生徒動輒成千上萬，皇帝每每就朝綱國政徵詢這些著明經師。經學已成為社會政治生活中的權威力量。

漢宣帝甘露三年（前51年），為了平議《五經》異同，統一經義，漢朝在石渠閣召開御前會議，“ 詔諸儒講 《五經》同異，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平奏其議，上親稱制臨決焉。” ( 《漢書·宣帝紀》)漢宣帝親自參加會議，對討論的問題做出最終裁定。

同樣的事情，到了東漢時期又發生了一遍。

東漢章帝建初四年（公元79年），漢朝在白虎觀召開了一次規模更大的經學會議，詔“太常、將、大夫、博士、議郎 、郎官及諸生、諸儒會白虎觀，講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應承製問，侍中淳于恭奏，帝親稱制臨決，如孝宣甘露石渠故事，作《白虎奏議 》。 ” ( 《後漢書·孝章帝紀》）由諸儒共同討論、宣帝裁定的《白虎奏議》，既是經學的最高準則 , 又是東漢王朝的欽定法典。

最終，無論是皇帝本人，還是儒生經師，事實上都把皇帝奉為經學的絕對權威。

其實政教合一這一點在漢明帝身上表現的最為明顯。漢明帝即位的次年（公元29年），親行雍禮，“天子始冠通天，衣日月，備法物之架，盛清道之儀，坐明堂而朝群后，登靈臺以望雲物，袒割辟雍之上，尊養三老五更。饗射禮畢，帝正坐自講，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緒紳之人，環橋門而觀聽者億萬計。”（《後漢書·儒林傳》）漢明帝曾自撰寫《五家要說章句》，令桓鬱校定。據史載，明帝“親於辟雍，自講所制《五行章句》已，復令鬱說一篇。上謂鬱曰：‘我為孔子，卿為子夏，起予者商也。”(《後漢書·桓鬱傳》)

這個場面：皇帝頭戴通天冠，身穿日月衣的大漢天子，端坐於上，講論經義，一班儒生抱著經書，上前討教，衣冠士人垂耳恭聽；這不完全是一個教主在講經說法嗎？這樣的皇帝就不僅是政治權威了，還成了儒學的領袖、儒教的教主。

當然，集政權教權於一身，需要皇帝本人具有很強的能力。後世除了清朝的康熙皇帝之外，其他沒有誰具備為眾位儒家大師講經論典做最終裁決的能力了。

三、宋朝開始大興其道的科舉制度，以制度形式鞏固了政教合一

中國經過漢朝獨尊儒術的政治定位之後，政教合一初步形成。而自從科舉制誕生之後，政教合一的形式愈發明顯，政教合一的體制在科舉制的幫助之下更加有效地運行，政治與儒教進一步緊密結合。

儒學從東漢之後衰落，直到宋代才重新成為主流。從此之後，儒學的地位一日高過一日，這完全有賴於在宋朝大興的科舉制度。

宋朝以及之後的科舉制度，以宋明理學為學習和考試內容，考試中的佼佼者可以出任國家的行政官職。這意味著儒學的信徒成了政權的執行者，士大夫階層在王朝政治中推行儒家的政治、律法和道德理念，治理整個社會。

科舉制在為政權提供人才的同時，反過來又成為了政教一體的動力來源。科舉制是使政治和儒家結合的工具，一方面國家通過科舉制選拔人才，另一方面，掌握了權力的統治集團繼續用科舉制來鞏固儒家的地位。這樣，科舉制在儒家與政權之間形成了一個循環：加入儒家---參加科舉考試---掌握權力---鞏固儒家。科舉制度天然地充當了儒家意識形態的宣傳和灌輸渠道。

另一方面，由於科舉是通向權力的階梯，所以民間教育不論是私塾還是學院，都以儒家經典為基本教材，凡是讀書之人，必須從小就開始背誦儒家的四書五經，教育因為與科舉掛鉤而具有了意識形態宣傳的政治意義。

四、旁證：羅馬教廷認為祭孔大典就是一種宗教儀式

公元1704年，羅馬教廷認為中國的祭孔祭祖儀式是宗教儀式，因此禁止中國教徒祭孔祭祖。教廷的聖職部明確列出七條禁約，派出的特使多羅於1705年來華，希望與康熙談判，要求康熙根據禁約頒佈相關法令。

其實在這之前，在中國傳教的天主教耶穌會士就與教廷有過較長時間的討論和分歧。最初教廷允許中國的學者信徒在考中秀才之後參加簡單的祭孔儀式，即簡單的鞠躬儀式；但是不允許參加隆重的祭孔儀式，因為祭孔大典包括叩拜、宰殺動物祭祀等，而這些是拜偶像的舉動，這是天主教嚴厲禁止的行為。

結語：君權與儒家緊密結合，就成了政教合一的中國

按照西方對宗教的判定方式來看，宗教需要有教義、教團和教儀。儒家這些條件都具備：有孔孟荀董朱等歷代大儒所完善的教義；有眾多的儒學弟子士紳所構成的教團；有祭孔的隆重莊嚴儀式。郡縣制大一統之後的中國，政權在大部分時間與儒家文化緊密結合。自稱天子的皇帝，與宣揚君權神授、天人感應、理性道德的儒家聯結在一起，成為了一個政教合一的政權。

但是，中國的政教合一，我們應該定義為“廣義上的政教合一”，因為其不具備嚴格意義上的政教合一特點。嚴格的政教合一國家，要求國家元首和宗教領袖為同一人，政權和教權由一人執掌，國家法律以宗教教義為依據，宗教教義是處理一切民間事務的準則。

儒家並沒有用教條直接對每個人進行嚴格管理，儒家約束的是統治階級和士紳，當然在約束的同時也成就了他們，最終也成就了“政教合一”的古代中國。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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