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歷史上，元朝是一個神秘的朝代。元朝人自稱擁有史上最遼闊的疆域，要遠邁於漢唐和三代，《大元混一方輿勝覽》就說“

方今六合混一，文軌會通，有前古所未盡之天下，皇乎盛哉！”然而，這個巨大的帝國留給我們的記憶卻僅剩元曲、四等人制和行省等模糊印象，人們說不出元朝都有哪些皇帝，又有哪些知名人物和事件。更讓人覺得不可思議的是，曾經橫掃八方的大元帝國為什麼卻在近百年的統治之後就被驅逐出了中國，重歸於荒漠？

元朝皇位世襲之亂

蒙古政權的始創者是成吉思汗，而元朝的開國皇帝則是忽必烈。忽必烈在至元八年，定國號為大元。十三年，以統一為藉口，出兵江南，滅亡南宋，混一天下。三十一年，世祖崩於紫檀殿，太子真金先死，太孫鐵穆耳撫軍北邊，諸王迎入上都繼位，是為成宗；大德十一年成宗崩於玉德殿，從這之後，世系開始混亂。

成宗的弟弟答剌麻巴剌有兩個兒子，長子叫海山，次子叫愛育黎拔力巴達。成宗駕崩時，海山總兵大漠，愛育黎拔力巴達攜母入大都視疾。群臣欲立愛育黎拔力巴達，讓之，乃迎其兄海山於上都而立之，是為武宗；至大四年，武宗崩，皇太弟愛育黎拔力巴達繼位，是為仁宗；仁宗延祐七年崩，其嫡子碩德八剌繼位，是為英宗；至治三年，英宗遇弒於行幄，國復無君。

當初，真金有個兒子名叫甘麻拉，封為晉王。甘麻拉的長子叫也孫鐵木兒，帶兵於大漠。英宗遇弒後國家無主，諸王便奉璽綬北迎也孫鐵木兒入承大統，是為泰定帝。泰定帝者，武宗、仁宗之諸兄弟也。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權臣倒剌沙專權自用，逾月不立君，樞密院事燕鐵木兒召百官集興聖宮，號於眾曰：“武皇有聖子二人，當迎立之，不從者死！”這兩個人就是武宗的長子世㻋及次子圖帖睦兒，泰定帝猜忌二人，將世㻋流放到大漠，將圖帖睦兒發遣到海南島。泰定帝崩時，世㻋猶在大漠，義兵遂迎圖帖睦兒於江陵而立之，是為文宗。當時倒剌沙也擁立泰定帝的太子在上都，是為天順帝。上都兵分道進犯大都，大都兵擊卻之，反圍上都，倒剌沙乃奉天順帝出降。此時世㻋亦自北來歸大都，文宗以其為兄，遂讓帝位。天曆二年正月世㻋于歸大都途中繼位，是為明宗，世系復歸於武宗系，而泰定帝與天順帝無後，因此沒有廟號。

八月乙酉，明宗歸至晃忽叉之地，其弟圖帖睦兒入見，宴於行殿，三天後明宗忽然暴崩，圖帖睦兒復即皇帝位為文宗。至順三年八月，文宗崩於上都，皇后導末命，申文宗初志，傳位於明宗之子。《庚申外史》的記事就這這開始。

元順帝繼位始末

關於元文宗有兩個未解之謎：一、為什麼他在晃忽叉迎接明宗後，明宗三天內就暴亡了？二、文宗駕崩時為什麼不把皇位傳給自己的兒子燕帖古思，卻要傳給明宗的後人？

這兩個問題的解釋互相矛盾，如果文宗為了帝位才弒殺兄長的話，按理來說在死後也應傳位給自己的兒子，以免被後人清算；而如果明宗不是被文宗弒殺的，那麼死因未免過於蹊蹺。在《庚申外史》的記載中給出了答案——文宗病危時，曾招皇后、太子燕帖古思和權臣燕帖木兒到自己的跟前，說：

“昔者晃忽叉之事，為朕平生大錯，朕嘗中夜思之，悔之無及。燕帖古思雖為朕子，朕固愛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輩如愛朕，願召明宗子妥歡帖木兒來，登茲大位。如是，朕雖見明宗於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詞而塞責耳！”

原來文宗確實在晃忽叉毒殺自己的兄長，他也曾立長子阿忒納答剌為太子，不料次年就死掉了，這讓篤信佛教因果報應說的文宗良心備受折磨。因此他不忍次子燕帖古思再因帝王而折福，臨終前才因愧而欲傳位給明宗的兒子妥歡帖木兒。

文宗駕崩後，權臣燕帖木兒先擁立明宗的次子懿璘質班為帝，是為寧宗，不料才過一個月寧宗就駕崩了。於是燕帖木兒又想違背遺詔，擁戴燕帖古思為皇帝。文宗皇后卻苦苦哀求說：“天位至重，吾兒恐年小，豈不遭折死耶？”燕帖木兒沒辦法，只好把遠在雲南的妥歡帖木兒迎接進京，繼承大統。妥歡帖木兒便是元朝的最後一位皇帝，史稱“元順帝”。

元朝最後的改革

燕帖木兒貴為太師，卻不留心政事，結果因酒色過度而暴亡。元順帝因此才能正式登上帝位，掌握實權。

《庚申外史》說順帝雖是亡國之君，卻非“昏愚者”，而是一個城府極深的君主。從繼位到北逃，元朝的權臣幾乎全部死於順帝之手，前後共誅殺大員五百餘人。順帝善於掩飾，以至於挑撥朝臣間互相迫害，自己卻能夠坐收漁利，不沾惡名。對於這種小聰明，《庚申外史》認為不是皇帝該做的事。皇帝居九五之尊，應秉陽剛之德，依賴法律和制度來進行治理，要重視綱紀的作用，綱紀不振正是元朝世襲混亂的原因之一

。皇帝不能整天“操陰毒之性”，玩陰謀、耍詭計，與大臣搞權鬥，這樣最終只會導致國家在內鬥中覆滅。

從順帝繼位的那一刻起，權鬥就從未停止過。他先是利用右丞相伯顏來鬥倒燕鐵木兒的兒子唐其勢，之後又依仗伯顏的侄子脫脫來驅逐他。然後又清算了先朝勢力，下令將文宗神主從太廟中移除，再毒死文宗皇后和燕鐵古思。

在至正初年，順帝推出復興科舉，賜高年帛、免天下民租等惠民政策；又設立常平倉，翻譯《貞觀政治要》，屢下罪己詔，一副即將革新的姿態。但元朝的四等人制根深蒂固，從根本上就阻礙了改革。《庚申外史》就說：

“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論根腳.....所謂根腳人者，徒能生長富貴，臠羶擁毳，素無學問。”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書》中就說不管推向什麼樣的變法改革，最關鍵的一步還是在於用人。變法的理論再怎麼盡善盡美、再怎麼惠民利民，如果用人不當，最後都會變成害民之策。元順帝繼位之初就下令禁止漢人、南人不得持寸鐵，不能夠蓄養馬匹，被蒙古、色目人毆打還不能還手。在這種不平等的制度下，所謂的惠民利民之策自然都會使利益流入“根腳之人”的手中——改革反而加大了社會矛盾。

順帝在給天下郡守下的詔令中，更是顯示其了愚昧的治國邏輯，他說：

“汝守令之職，如牧羊然。飢也，與之草；渴也，與之水。飢渴勞逸，無失其時，則羊蕃息矣。汝為我牧此民，無使之失所，而有飢渴之患，則為良牧守矣。”

他把牧民比作牧羊，郡守就是牧羊人，百姓則是羊群。說羊群要依賴牧羊人來過活，這種愚昧之顛倒，令人哂笑。在順帝的邏輯中，“此民”都是我的私產，守令則是我的管家，能把羊群養肥、養壯的，便是“良牧”，這樣自己就可以剪羊毛、吃羊肉了，專制君主之愚如此。

階級矛盾與民族矛盾被激起

元順帝有改革之心，而當朝宰相脫脫也有意興作，但都不合時宜。當國家歷經動盪之後，應守之以靜，與民休息，要把綱紀立起來，主動去遵守而不是去事事變更。然而脫脫卻“欲大有為，以震耀於天下，超軼祖宗舊法，垂名竹帛於無窮也。”正是在這個好大喜功之人的帶領下，大元帝國走向了自我折騰的不歸路。

脫脫先是變更了原來的貨幣制度，推出“至正通寶”，又修訂遼、金、宋三國史，自為總裁官；為了防盜，又令立天下兵馬分司五處，使州郡擁有武備。至正十一年，黃河缺口剛被堵塞住，歸德府的觀音奴便建議開鑿黃河，引其歸故道。脫脫下令工部尚書成遵前去視察，成遵回來說工程量太大，且沿河地區盜賊成群，“萬一與挑河人相挺而雜起，此大亂之機也。”脫脫便貶了成遵的官，又問賈魯。賈魯也“素有進取志”，趁機迎合說可以。於是，修黃河的工程也就這樣草率的展開了。

結果黃河工程立即激起了民變，沿岸的紅巾軍相繼起義。諜報到達朝廷的時候，裡面寫著“謀反事”，脫脫卻改為“河南漢人謀反事”，這一改就意味的朝廷將事情定性為漢人的謀反，進一步的激化了元朝固有的民族矛盾。而根據法律，謀反是死罪，那麼多的“河南漢人”都參與了謀反，朝廷能夠盡誅麼？這也就導致法律失去了權威——因為發生了它制裁不了事。

民變激起後，脫脫每議軍情都要屏退漢人、南人，並下令召回蒙古、色目的犯人，讓他們去剿殺“河南漢人”。事情傳出後，河北的漢人也全部都倒向紅巾軍了。

元順帝最終北逃

紅巾起義中，趙明遠起于徐州，毛貴起于山東，明玉珍起於四川，朱元璋起於淮南，而江浙的張士誠與方國珍最為元朝大患，因為他們阻絕了東南海運，導致京師缺糧。脫脫急忙領兵百萬攻高郵，結果在軍中收到順帝的密旨，被流放雲南。一時間百萬大軍立即解體，許多沒有歸附的元兵投靠了紅巾軍。

之後察罕帖木兒和李思齊招募義勇，征討叛軍，成功為元朝匡復山東河南等地。察罕遇害後，其子王保保領兵，與關中的李思齊互相討伐，致使國家大事已去。彼時順帝忙於朝中內鬥，而江淮地區已逐漸被朱元璋佔領。

明太祖洪武元年，下北伐檄文，說：“驅逐胡虜，恢復中華，立綱陳紀，救濟斯民”，不僅要驅逐胡虜，還要替喜歡折騰的元朝“立綱陳紀”。命徐達和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萬，先取山東，次第進取山西，然後克復中原，會獵燕京。順帝聞訊，急忙召集王保保等勤王，王保保卻駐師雲中，遲疑不定。七月二十七日，明軍先頭部隊抵達通州，順帝御清寧殿，集三宮後院，同議北逃，伯顏不花哭諫說：“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當以死守，奈何棄之！”順帝不聽，卷女子玉帛出居庸關，逃入大漠之中去了，元朝的統治至此結束。

有野史說徐達曾追逐元順帝到開平，故意放圍一角，令其逃走。常遇春知道後大怒，說徐達謀反。徐達卻說順帝曾君臨天下，如果抓住他反而不好處置，不如放他逃去。然而根據《庚申外史》和《元史》的記載，順帝在明軍攻克大都之前一週已逃離，開平之役時徐達也並未在軍中，故野史不可信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