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元朝是一个神秘的朝代。元朝人自称拥有史上最辽阔的疆域，要远迈于汉唐和三代，《大元混一方舆胜览》就说“

方今六合混一，文轨会通，有前古所未尽之天下，皇乎盛哉！”然而，这个巨大的帝国留给我们的记忆却仅剩元曲、四等人制和行省等模糊印象，人们说不出元朝都有哪些皇帝，又有哪些知名人物和事件。更让人觉得不可思议的是，曾经横扫八方的大元帝国为什么却在近百年的统治之后就被驱逐出了中国，重归于荒漠？

元朝皇位世袭之乱

蒙古政权的始创者是成吉思汗，而元朝的开国皇帝则是忽必烈。忽必烈在至元八年，定国号为大元。十三年，以统一为借口，出兵江南，灭亡南宋，混一天下。三十一年，世祖崩于紫檀殿，太子真金先死，太孙铁穆耳抚军北边，诸王迎入上都继位，是为成宗；大德十一年成宗崩于玉德殿，从这之后，世系开始混乱。

成宗的弟弟答剌麻巴剌有两个儿子，长子叫海山，次子叫爱育黎拔力巴达。成宗驾崩时，海山总兵大漠，爱育黎拔力巴达携母入大都视疾。群臣欲立爱育黎拔力巴达，让之，乃迎其兄海山于上都而立之，是为武宗；至大四年，武宗崩，皇太弟爱育黎拔力巴达继位，是为仁宗；仁宗延祐七年崩，其嫡子硕德八剌继位，是为英宗；至治三年，英宗遇弑于行幄，国复无君。

当初，真金有个儿子名叫甘麻拉，封为晋王。甘麻拉的长子叫也孙铁木儿，带兵于大漠。英宗遇弑后国家无主，诸王便奉玺绶北迎也孙铁木儿入承大统，是为泰定帝。泰定帝者，武宗、仁宗之诸兄弟也。致和元年七月，泰定帝崩，权臣倒剌沙专权自用，逾月不立君，枢密院事燕铁木儿召百官集兴圣宫，号于众曰：“武皇有圣子二人，当迎立之，不从者死！”这两个人就是武宗的长子世㻋及次子图帖睦儿，泰定帝猜忌二人，将世㻋流放到大漠，将图帖睦儿发遣到海南岛。泰定帝崩时，世㻋犹在大漠，义兵遂迎图帖睦儿于江陵而立之，是为文宗。当时倒剌沙也拥立泰定帝的太子在上都，是为天顺帝。上都兵分道进犯大都，大都兵击却之，反围上都，倒剌沙乃奉天顺帝出降。此时世㻋亦自北来归大都，文宗以其为兄，遂让帝位。天历二年正月世㻋于归大都途中继位，是为明宗，世系复归于武宗系，而泰定帝与天顺帝无后，因此没有庙号。

八月乙酉，明宗归至晃忽叉之地，其弟图帖睦儿入见，宴于行殿，三天后明宗忽然暴崩，图帖睦儿复即皇帝位为文宗。至顺三年八月，文宗崩于上都，皇后导末命，申文宗初志，传位于明宗之子。《庚申外史》的记事就这这开始。

元顺帝继位始末

关于元文宗有两个未解之谜：一、为什么他在晃忽叉迎接明宗后，明宗三天内就暴亡了？二、文宗驾崩时为什么不把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燕帖古思，却要传给明宗的后人？

这两个问题的解释互相矛盾，如果文宗为了帝位才弑杀兄长的话，按理来说在死后也应传位给自己的儿子，以免被后人清算；而如果明宗不是被文宗弑杀的，那么死因未免过于蹊跷。在《庚申外史》的记载中给出了答案——文宗病危时，曾招皇后、太子燕帖古思和权臣燕帖木儿到自己的跟前，说：

“昔者晃忽叉之事，为朕平生大错，朕尝中夜思之，悔之无及。燕帖古思虽为朕子，朕固爱之，然今大位，乃明宗之大位也。汝辈如爱朕，愿召明宗子妥欢帖木儿来，登兹大位。如是，朕虽见明宗于地下，亦可以有所措词而塞责耳！”

原来文宗确实在晃忽叉毒杀自己的兄长，他也曾立长子阿忒纳答剌为太子，不料次年就死掉了，这让笃信佛教因果报应说的文宗良心备受折磨。因此他不忍次子燕帖古思再因帝王而折福，临终前才因愧而欲传位给明宗的儿子妥欢帖木儿。

文宗驾崩后，权臣燕帖木儿先拥立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为帝，是为宁宗，不料才过一个月宁宗就驾崩了。于是燕帖木儿又想违背遗诏，拥戴燕帖古思为皇帝。文宗皇后却苦苦哀求说：“天位至重，吾儿恐年小，岂不遭折死耶？”燕帖木儿没办法，只好把远在云南的妥欢帖木儿迎接进京，继承大统。妥欢帖木儿便是元朝的最后一位皇帝，史称“元顺帝”。

元朝最后的改革

燕帖木儿贵为太师，却不留心政事，结果因酒色过度而暴亡。元顺帝因此才能正式登上帝位，掌握实权。

《庚申外史》说顺帝虽是亡国之君，却非“昏愚者”，而是一个城府极深的君主。从继位到北逃，元朝的权臣几乎全部死于顺帝之手，前后共诛杀大员五百余人。顺帝善于掩饰，以至于挑拨朝臣间互相迫害，自己却能够坐收渔利，不沾恶名。对于这种小聪明，《庚申外史》认为不是皇帝该做的事。皇帝居九五之尊，应秉阳刚之德，依赖法律和制度来进行治理，要重视纲纪的作用，纲纪不振正是元朝世袭混乱的原因之一

。皇帝不能整天“操阴毒之性”，玩阴谋、耍诡计，与大臣搞权斗，这样最终只会导致国家在内斗中覆灭。

从顺帝继位的那一刻起，权斗就从未停止过。他先是利用右丞相伯颜来斗倒燕铁木儿的儿子唐其势，之后又依仗伯颜的侄子脱脱来驱逐他。然后又清算了先朝势力，下令将文宗神主从太庙中移除，再毒死文宗皇后和燕铁古思。

在至正初年，顺帝推出复兴科举，赐高年帛、免天下民租等惠民政策；又设立常平仓，翻译《贞观政治要》，屡下罪己诏，一副即将革新的姿态。但元朝的四等人制根深蒂固，从根本上就阻碍了改革。《庚申外史》就说：

“惜乎元朝之法，取士用人，惟论根脚.....所谓根脚人者，徒能生长富贵，脔膻拥毳，素无学问。”

王安石在《上仁宗皇帝书》中就说不管推向什么样的变法改革，最关键的一步还是在于用人。变法的理论再怎么尽善尽美、再怎么惠民利民，如果用人不当，最后都会变成害民之策。元顺帝继位之初就下令禁止汉人、南人不得持寸铁，不能够蓄养马匹，被蒙古、色目人殴打还不能还手。在这种不平等的制度下，所谓的惠民利民之策自然都会使利益流入“根脚之人”的手中——改革反而加大了社会矛盾。

顺帝在给天下郡守下的诏令中，更是显示其了愚昧的治国逻辑，他说：

“汝守令之职，如牧羊然。饥也，与之草；渴也，与之水。饥渴劳逸，无失其时，则羊蕃息矣。汝为我牧此民，无使之失所，而有饥渴之患，则为良牧守矣。”

他把牧民比作牧羊，郡守就是牧羊人，百姓则是羊群。说羊群要依赖牧羊人来过活，这种愚昧之颠倒，令人哂笑。在顺帝的逻辑中，“此民”都是我的私产，守令则是我的管家，能把羊群养肥、养壮的，便是“良牧”，这样自己就可以剪羊毛、吃羊肉了，专制君主之愚如此。

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被激起

元顺帝有改革之心，而当朝宰相脱脱也有意兴作，但都不合时宜。当国家历经动荡之后，应守之以静，与民休息，要把纲纪立起来，主动去遵守而不是去事事变更。然而脱脱却“欲大有为，以震耀于天下，超轶祖宗旧法，垂名竹帛于无穷也。”正是在这个好大喜功之人的带领下，大元帝国走向了自我折腾的不归路。

脱脱先是变更了原来的货币制度，推出“至正通宝”，又修订辽、金、宋三国史，自为总裁官；为了防盗，又令立天下兵马分司五处，使州郡拥有武备。至正十一年，黄河缺口刚被堵塞住，归德府的观音奴便建议开凿黄河，引其归故道。脱脱下令工部尚书成遵前去视察，成遵回来说工程量太大，且沿河地区盗贼成群，“万一与挑河人相挺而杂起，此大乱之机也。”脱脱便贬了成遵的官，又问贾鲁。贾鲁也“素有进取志”，趁机迎合说可以。于是，修黄河的工程也就这样草率的展开了。

结果黄河工程立即激起了民变，沿岸的红巾军相继起义。谍报到达朝廷的时候，里面写着“谋反事”，脱脱却改为“河南汉人谋反事”，这一改就意味的朝廷将事情定性为汉人的谋反，进一步的激化了元朝固有的民族矛盾。而根据法律，谋反是死罪，那么多的“河南汉人”都参与了谋反，朝廷能够尽诛么？这也就导致法律失去了权威——因为发生了它制裁不了事。

民变激起后，脱脱每议军情都要屏退汉人、南人，并下令召回蒙古、色目的犯人，让他们去剿杀“河南汉人”。事情传出后，河北的汉人也全部都倒向红巾军了。

元顺帝最终北逃

红巾起义中，赵明远起于徐州，毛贵起于山东，明玉珍起于四川，朱元璋起于淮南，而江浙的张士诚与方国珍最为元朝大患，因为他们阻绝了东南海运，导致京师缺粮。脱脱急忙领兵百万攻高邮，结果在军中收到顺帝的密旨，被流放云南。一时间百万大军立即解体，许多没有归附的元兵投靠了红巾军。

之后察罕帖木儿和李思齐招募义勇，征讨叛军，成功为元朝匡复山东河南等地。察罕遇害后，其子王保保领兵，与关中的李思齐互相讨伐，致使国家大事已去。彼时顺帝忙于朝中内斗，而江淮地区已逐渐被朱元璋占领。

明太祖洪武元年，下北伐檄文，说：“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不仅要驱逐胡虏，还要替喜欢折腾的元朝“立纲陈纪”。命徐达和常遇春率甲士二十五万，先取山东，次第进取山西，然后克复中原，会猎燕京。顺帝闻讯，急忙召集王保保等勤王，王保保却驻师云中，迟疑不定。七月二十七日，明军先头部队抵达通州，顺帝御清宁殿，集三宫后院，同议北逃，伯颜不花哭谏说：“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顺帝不听，卷女子玉帛出居庸关，逃入大漠之中去了，元朝的统治至此结束。

有野史说徐达曾追逐元顺帝到开平，故意放围一角，令其逃走。常遇春知道后大怒，说徐达谋反。徐达却说顺帝曾君临天下，如果抓住他反而不好处置，不如放他逃去。然而根据《庚申外史》和《元史》的记载，顺帝在明军攻克大都之前一周已逃离，开平之役时徐达也并未在军中，故野史不可信云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