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鴉片戰爭的另一個我們常見的說法，就是鴉片戰爭中國只輸在軍事上。其實，中國是整體性全方位的失敗，絕不止於軍事。
第一次鴉片戰爭花了多少錢呢？道光皇帝曾經下過一個上諭，說不完全統計的結果是花了2000萬兩白銀。而據鴉片戰爭研究的權威茅海建根據第一手材料進行的統計，這次戰爭，中國最終是花了3000萬兩。
那麼，英國人花了多少錢呢？茅海建在《英國議會文件》中看到了英國政府對下院質詢時開出的一份對華戰爭支出的賬單，421萬鎊，最終換算一下，相當於中國銀兩1263萬兩。也就是說，只相當於中國的40%。
這場仗是在中國打的，英國人是萬里遠征，理應中國有地利，為什麼結果卻是中國軍費比英國多那麼多呢？
這一是因為清代後勤體制落後，二是因為官員從中大量貪汙，三是清朝財政體制、會計體制乃至稅收體制有很多弊端。
各地的清軍平時裝備很差，根本不能打仗。出征的時候，很多東西都要重新制造。而且出征前，還要發放大量的行裝費和路費。加到一起，和新建立一支軍隊所花的錢差不多了。
貪汙數量也很巨大。比如處在浙江前線的軍官們琢磨著發財手段，虛構了一支9000人的“南勇”，以這個為名義，騙了國家10萬兩軍費。總兵鄭國鴻之子鄭鼎臣虛構了一支20000人的水軍隊伍，套取國家兵餉三四十萬兩。這類事件在鴉片戰爭中層出不窮，留下很多資料。各級官員貪汙總數最高可達上千萬兩。也就是說，有1/3的軍費，是直接被貪汙掉了。
我們來看看鴉片戰爭的軍費在中國和英國兩國的財政中的佔比。
清王朝每年的財政收入，大約在4000萬兩白銀。具體到1840年，中國的財政收入是3904萬兩。鴉片戰爭的軍費佔中國全年財政收入的70%以上。
而英國那一年的財政收入是15540萬兩。也就是說，英國的財政收入是中國的整整4倍！對英國來說，這場戰爭，只花掉它全年收入的8%。
這樣的戰爭，中國能打勝嗎？再打下去，中國顯然要破產，而英國毫無壓力。
一個國家的財政能力最能代表它的國力。任何一項國家能力，包括軍事力量，都離不開財力的支撐。
那麼，為什麼中英兩國財政能力差距如此之大呢？
一方面是中英兩國國民收入不同，我們講過，早在工業革命前，英國人均收入就要比中國人富裕很多。
另一方面，也是更主要的一方面，是稅收體制背後的政治體制不同。
表面上看，英國的政治體制不利於稅收。因為我們都知道英國人的“無代表不納稅”的理念。著名的光榮革命最主要的內容就是限制國王的權力，不經議會同意，國王不能收稅。
而中國皇帝富有四海，皇權沒有任何限制，中國還有一支人數巨大的官僚隊伍，主要任務就是收稅。因此皇帝要收多少稅，似乎是一句話的事。
這樣說起來，中國的收稅能力應該比英國強很多。
然而事實恰恰相反。正是因為光榮革命，英國的稅收能力大大增強。而中國皇帝的稅收能力其實一直很差。
為什麼會這樣？道理很簡單。光榮革命強調了納稅人的合法財產權，或者說，強調了對產權的保護。國王不能再任意損害納稅人利益，更不能把收到的稅款用於驕奢淫逸胡吃海喝。光榮革命的主要成果之一，就是納稅體系不再歸國王管，而是歸議會管，每一筆錢怎麼收怎麼用，都要公開辯論，非常透明。
這樣一來，精明的英國人就相信他的錢不會被中飽私囊，也不會被浪費，而是最終會花在自己身上，用來給公民提供“公共產品”。
事實證明英國納稅人的判斷是正確的。雖然國力不斷增長，收入不斷增加，但是英國的財政收入大部分用於對外擴張，國內管理上用的金額基本不變，也就是說，文官隊伍比較清廉，比較節儉，稅收沒有被腐敗吞噬。“自十四、十五世紀以來，英國政府有償提供公共產品的規模增長與效率提高就主要體現在國防或國外市場的擴張上，對內的協調職能長期以來幾乎沒有發生大的變化，其內政開支甚至保持了幾百年如一日的穩定。”
在對外方面，英國政府雖然花費了當時世界上最高的稅收，但也確實最有效地保護了國家的利益。在歐洲100多年的列強爭霸時代，英國通過軍事力量，不僅確保英倫三島、北美殖民地、歐洲大陸市場的絕對安全，而且阻止了任何一個可能的競爭對手的出現。雖然戰爭連綿，但是不斷獲勝，可以獲得賠償。而且戰爭支出刺激了經濟增長，促使英國經濟更加繁榮，“國家支出的猛烈增長，特別是海軍部訂貨造成的對生鐵、木材、布匹和其他物資的巨大而持續的需求，造成一個‘反饋環’，促進了英國的工業生產，刺激了技術上一系列的突破”。大量的英國工廠、企業和商人都通過戰爭發了財。這進一步提高了英國人的納稅能力，形成了良性循環。
因此，英國納稅人認為他們對政府的投資是合算的。他們相信，交給國家一磅，國家回報給自己的遠超過一磅，這使英國的徵稅阻力很小，徵稅成本相當低。
馬德斌說，正是因為這樣，世界上首先被制約和限制的權力，成為最有效、最強大的權力，英國的國家能力因此大大增強。
而中國皇帝呢，表面上稅收能力很強，比如明朝末年，隨意加收三餉，並沒有人能反對。然而事實上，古代中國的財政能力是很差的。為什麼會很差？
第一，在普通民眾看來，稅收就是官府對人民的合法搶劫，納稅積極性不高，千方百計逃稅。
第二，也是更為主要的，因為無法有效治理腐敗，通過官僚體系徵收的稅款，真正送達中央的很少，有80%甚至90%的稅費被各級官員中飽私囊，成為陋規的主要來源，成為官員們發財致富的主要手段。這就是所謂的“強政權與弱治理並存的矛盾體”。因此古代中國的國家能力很差，無法建立起公開透明的稅收體系，無法提供一些基本的公共產品。
因此，鴉片戰爭後，中國有一位著名的保守派官員劉錫鴻，被派到英國當外交官後，通過親眼觀察，發了一通感慨。他說中國老百姓不願意交稅，英國老百姓卻很積極，為什麼呢？因為英國人徵稅，是老百姓選出的議員在議會上決定的，取之於民，用之於民，大家當然是願意了。而中國徵稅去幹什麼，誰都不知道，當然沒有人願意交了。當然，這話是他私底下偷偷說的，回國之後他是絕口不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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