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是對國人影響最大的傳統文化，已經深深的根植於中華文明之中。表面上看我們應該很瞭解儒家，但只要細想就會發現，其實我們並不瞭解儒家。

比如儒家的理想就是培養君子，但儒家學說歷經兩千多年的風風雨雨，培養出的真君子沒幾個，偽君子卻一大堆，這是為什麼？

最不動腦子的回答就是，儒家對君子的要求太高了，所以培養不出真君子。如果這個答案成立，那麼我們要問，難道低標準低要求就能培養出真君子？

更深一個層次的回答是，統治階級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歪曲了儒家思想，使儒家淪為統治工具。要了解儒家，需要返璞歸真，去聖乃得真孔子。

去聖最好的方法就是回到孔子生活的時代，這時會發現孔子的政治主張從未得到重視，孔子及其親傳弟子無一人成為大政治家。

儒家是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治世之學，但去聖的孔子無法拯救亂世，成聖的孔子無法培養君子，那儒家憑什麼治國平天下呢？

"半部論語治天下"是一句耳熟能詳的關於儒家的傳說，不管這句話的出處和本意，這種說法能夠流傳於世，說明國人對儒家的認識就是治世之道。

但是如果我們熟讀四書五經，會發現別說半部論語，四書五經再加上朱子集註，將儒家經典全部彙集在一起，也治不了國更救不了天下。

要想回答關於儒家的迷思，回到孔子的時代是不夠的，首先應該瞭解儒家真正的鼻祖周公的時代。

夢迴西周

孔子心目中的聖人是周公，孔子每回夢見周公都會欣喜若狂，孔子做夢都想回到的是西周。

一個穩定的社會，需要建立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四個方面的完備制度，西周是中國最早建立起完備社會制度的朝代。

西周的政治制度是封建宗法制。封建分為三個層級，最高層是"天下"，包括周的全部領土，"天"將"天下"授權給"天子"進行管理，周天子就是天的代言人，管理人間天下事。

次一級是"國"，由周天子分封給各諸侯，"國"的領土稱為邦國，邦國的君主稱為國君。再次一級是"家"，由國君分封給家臣，"家"的領土稱為采邑，采邑的君主稱為家君。

約定君主地位傳承方法的是宗法制，宗法制是嫡長子世襲繼承製，即君主與正妻生的第一個兒子有繼承權。宗法制最大的好處是保障了權力傳承的確定性，繼承權自出生那一天就確定了，其他人不能爭也不能搶。

西周的經濟制度是井田制，即將一塊耕地按照井字分為九塊，周圍的八塊為私田，中間的一塊為公田。公田的產出歸公，相當於一種稅收制度。

西周的文化制度是禮樂制，禮樂分為繁文縟節的"禮"，以及詩歌、舞蹈和音樂三位一體的"樂"，禮和樂的作用是區分人的身份和地位，有什麼樣的地位就對應什麼樣的禮樂。

西周的軍事制度是貴族制。西周只有貴族才有參軍打仗的權利和義務，平民不承擔保家衛國的責任。

這下關於"半部論語治天下"的疑問就有答案了，治國最重要的莫過於政治、經濟、軍事和文化制度的建立，論語沒講並不代表沒有，西周的制度就是論語背後的治國理念。

孔子的執政理念並無創新之處，回到西周就是重建理想社會。不過問題又來了，孔子既然在社會制度層面沒有創新，那麼孔子又在什麼層面有創新呢？

君子六藝

最純粹的貴族是靠血統來獲得地位的，人一出生在社會中的身份和地位就已經確定，這樣的貴族最純粹，這樣的貴族也最無趣。

貴族佔有更多的社會資源，就應該承擔更大的社會責任。僅靠血統來維持貴族的身份和地位，不可能獲得長治久安的社會環境。

所以貴族要有文化、有能力、有責任、有擔當，地位和責任相匹配，才是合格的貴族。

西周時期的貴族，從小就要學習 "禮、樂、射、御、書、數"，這六種技能被稱為君子六藝。其中"射"和"御"指射箭和駕車，是貴族從軍所需的標準技能。

君子六藝說明在西周貴族要承擔文化上和軍事上的責任，平民則承擔經濟生產的責任，貴族和平民各司其職、各謀其位。貴族有文化、懂軍事，地位十分穩固。

不過西周的宗法制不僅扼殺了平民晉升貴族的可能，而且貴族內部的上升通道也被全部堵死。君子六藝僅被用來區分貴族和平民，貴族內部的等級靠血統不靠能力。

這樣的制度可以說是對人性沒有絲毫尊重的制度，因此西周封建宗法制的崩潰，是從貴族內部開始的。

有能力的人天生希望獲得更高的地位，當然不願意受血統的束縛，到了孔子生活的春秋晚期，亂臣賊子頻出、禮崩樂壞盛行就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孔子的思想就是誕生在這樣的大時代背景之下，孔子對宗法禮樂製做出了一項重大創新，這就是對貴族提出了道德要求。

君子六藝是六項技能，孔子認為身為貴族，僅僅能力出眾是不夠的，在能力之外還要道德高尚。有了道德的約束，亂臣賊子就沒有藏身之處了。

孔子的思想當然頗有閃光點，但是孔子沒有解決宗法禮樂制最根本的問題，一個人的身份和地位的獲取究竟靠血統還是靠能力？

孔子的夢想是貴族通過提升自己的道德水平和執政能力，保持貴族的身份和地位，也就是說身份和地位與道德和能力相匹配。

但是貴族社會身份和地位取決於先天的血統，道德和能力又取決於後天的努力，無論如何都不可能完全匹配。於是孔子成為"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理想主義者。

不僅是孔子，孟子和荀子的主張，也是有人喝彩無人效仿。一心維護封建宗法的儒家，到了郡縣帝國時代，卻意外的獲得了用武之地。

獨尊儒術

儒家思想和皇帝制度簡直就是天作之合，血統論維護皇室千秋萬代的地位，道德觀約束大小官員的做事方式。

皇帝只有一個，大家都不爭對大家都有好處。官員有很多，道德高尚能力出眾者居高位，大家也沒有意見。

這樣的社會既有穩定的傳承製度，又有充分的上升空間，豈不就是理想社會？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現實是大家都不滿意。

秦漢依然是貴族社會，做官的通道被世家大族牢牢把持，理論上的能者上庸者下，變成現實中的顯貴永居廟堂高位、平民永無出頭之日。

皇帝當然不滿意，世家把持朝政不僅威脅皇權，而且世家對平民的壓迫，還可能導致社會的不安定。打擊世家的勢力成為皇帝義不容辭的責任。

世家成為打擊對象當然就會更不滿意，皇帝對世家不信任，那就擁戴一個信任世家的人當皇帝。從西漢到大宋，每一次改朝換代都是前朝大臣被擁戴的成功篡位。

在這樣的社會環境下，儒家也成為了徒有其表的擺設。自從王莽的大新朝復古失敗之後，中國社會的主流思想就開始從儒家向佛道兩家過渡。

自東漢起儒學就衰落了，衰落的原因顯而易見，皇帝靠儒術管理不了群臣，世家子弟做官靠人脈不靠儒學。儒家雖然在西漢就被獨尊，但真正發揮作用要等到大宋一朝。

程朱理學

南宋的程頤、程顥和朱熹對儒學理論進行了重大創新，與其說是來自佛學和道家的衝擊和影響，不如說是時代使人強。

大宋是中國歷史的分水嶺，宋之前的改朝換代，都是亂臣篡位，宋之後的改朝換代，都是外敵作亂。皇權在大宋得到了極大的加強，儒家思想功不可沒。

精英治國、文人做官，這是歷朝歷代都要遵循的鐵律。世家壟斷讀書的時代，皇帝對世家毫無辦法，殺一批還會再出一茬，永遠保持對皇權的威脅。

大宋之後，隨著印刷術的普及，書籍不再是奢侈品，世家無法壟斷讀書了，皇帝也終於擁有了消滅貴族的方法，這個方法就是科舉取士。

科舉是隋朝的發明，到了大宋才真正派上用途。平民也能讀書，科舉的唯才是舉才能成真。既然是科舉取士，就要有標準教材和考試大綱。

朱熹集註的四書五經成為了宋元明清的官方教材，莘莘學子需要從小熟讀四書五經和朱子集註，經過鄉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才有機會成為報效國家的棟樑之材。

嚴苛的科舉制度敲響了貴族的喪鐘。先秦貴族，擁有文化和軍事的雙重特權，地位十分穩固，秦國的商鞅變法剝奪了貴族的軍事特權，秦並天下消滅了一大批貴族。

軍事特權沒了，文化特權還在，從秦漢到隋唐，依然是世家與皇帝共治天下，其原因在於讀書的成本高昂，貴族壟斷了讀書的權利。

到了大宋，印刷術的普及使平民也擁有了讀書的權利，貴族構建的文化壁壘也隨之坍塌。平民從軍，軍事貴族崩潰，平民科舉，文化貴族消亡。

至聖先師

古代中國儒家在治國方法和為人處世兩方面其實都沒有發揮決定性作用。儒家的治國方法是西周的封建宗法制，到了皇權社會早就不合時宜了。

中華帝國的郡縣制、三省六部制、大明律、大清律、大明的內閣、大清的軍機處等等政治制度跟儒家沒有一絲一毫的關係。甚至儒家最為看重的嫡長子繼承製，也被大清的秘密立儲制所取代。

儒家在政治制度上沒有建樹，在為人處世上也乏善可陳。儒家推崇的謙謙君子，在現實的社會中根本無從立足。儒家定義的君為臣綱、父為子綱、夫為妻綱，也變成了強者對弱者的壓迫，與儒家的本意相去甚遠。

儒家在治國和做人兩個層面都沒有起到決定性作用，那深深影響中國文化的儒家，其本質又是什麼呢？儒家的本質是教材。

官方教材的作用一是傳授忠君愛國的政治正確理念，二是將人才分為三六九等，選拔出優秀的人才治國平天下。

從這兩點看，世界範圍內都沒有比儒家更適合做官方教材的學術了。四書五經足夠艱深難懂，足以將人才分出三六九等。宗法制為君主的合法性提供理論依據，仁義禮智信的君子風範，還為做人制定了絕佳的規範。

教材中的理想和社會上的現實一定是有聯繫但大不同的，中國古代社會的實際運轉層面，絕不是純粹的儒家倫理道德，而是一套與儒家有千絲萬縷聯繫的變形規則在起作用。（關於中國古代社會的真實規則和儒家倫理道德之間的關係，將另文詳述。）

儒家是官方教材，孔子就是至聖先師。儒家經典博大精深，其中孔子教人如何做君子當仁者的部分，是真正的精華所在。

搞清了儒家的本質，再回答本文一開始的問題，就很容易了。儒家是教人如何做君子當仁者的教材，做君子還是當小人其實並不取決於教材，而是取決於社會。

君主專制的社會必然培養出大量偽君子和少數真君子，這樣的結果跟儒家思想的內涵沒有任何關係。

儒家思想留給現代人最寶貴的遺產，是提出了做君子的標準。歷史上的真君子少之又少，卻絲毫不能掩蓋儒家做君子當仁者的思想光芒。

現代人讀儒家，應該分清什麼是精華，歷久彌新至今能為我所用。什麼是文化，源遠流長至今還在影響國人的思想。什麼又是糟粕，避之唯恐不及才能免受其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