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首先我們要承認，隋煬帝幹了很多勞民傷財的事，但一個皇帝能夠勞民傷財的前提，是國家擁有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統，方便皇帝調動社會資源。這套行政系統是隋文帝楊堅留下來的遺產。具體來說，隋文帝對行政系統進行了這麼幾項改革。首先，他規定地方官統一由吏部任命，改變了此前地方政府自行任命官員的狀態。其次，他將原來的州、郡、縣三級行政機構精簡為州、縣兩級，大大節省了行政開支，提高了效率。同時，他還規定各州每年要向中央推薦三名人才，充實官僚隊伍。這些改革的宗旨，是將行政權收歸中央，加強中央對地方的控制。所以，隋煬帝上臺的時候，能夠很方便地調動全國各地的資源。他難以抑制自己建功立業的慾望，這使他成就了偉業，也使他成了“暴君”。
我們再來看這樣一個問題，隋煬帝那些勞民傷財的舉動，真的純屬瞎折騰嗎？說起隋煬帝，我們很多人都會想到大運河。請注意，隋朝修的這條大運河，並不是後來元朝修的那條京杭大運河。京杭大運河主要是服務北京，從南方為北京運輸物資。隋朝大運河服務的對象是洛陽，洛陽才是隋朝大運河的重心。從地圖上看，這條大運河北起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區，南到餘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地區。但它並不是一條直線，中間特意向西拐了個彎，一直通到洛陽。所以，隋朝大運河有兩個主要目的：一是溝通南北，二是服務洛陽。而這兩個目的背後，都暗藏著歷史的必然性。
我們先看“溝通南北”。隋朝建立以前，中國處於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在隋朝統一以後，要想將分離數百年之久的南方和北方真正合為一體，是通過進行大規模的基礎設施建設達成的。
更何況，興起於北方的隋朝當時對於南方的治理並不算穩固。隋朝剛實現統一不久，南方就爆發了叛亂。在會稽也就是浙江紹興一帶，有一個叫高智慧的人帶頭起兵造反，叛軍達幾萬人之多。隋煬帝派楊素前去鎮壓，才平定了這場叛亂。要想隨時應對可能的叛亂，就要保證向當地運送軍隊和物資的能力。公元605年，隋煬帝下令修建通濟渠，將洛陽與淮河邊上的泗州連接起來，啟動了大運河工程。《隋書》中記載，通濟渠的修建動員了百萬以上的勞工。就在同一年，他又動員十幾萬民工，修建聯通長江和淮河的邗溝。到了608年，隋煬帝下令開始修建大運河中最長的一段，也就是聯通洛陽和涿郡的永濟渠。永濟渠從洛陽出發，向北經過遼闊的華北平原，最終抵達今天的北京附近。這一工程也動員了百萬勞工。《資治通鑑》中甚至記載當時男人已經不夠用了，開始徵調婦女服勞役。兩年後，隋煬帝命令開鑿聯通江都和餘杭的江南河，江都就是揚州，餘杭就是杭州，這使得大運河一直延伸到了長江以南。
隋煬帝前後不過花了五年左右時間，就修成了大運河，使南北連成一氣。這使得江南產糧區的糧食可以供應北方，也使得中央政府的軍隊可以隨時鎮壓叛亂。不過，我剛才說到，大運河並不是一條直線，它特意在中間拐了個彎，通到洛陽。這反映了修建大運河的另一個目的，就是營造東都。
東都就是洛陽。隋朝的都城叫作大興城，位於漢代長安城的東南部，是隋文帝時期修建的一座新城。後來唐朝繼續在此定都，並改名長安。不過，大興城所在的關中地區人口密度很大，本地產的糧食不夠吃。關中和外界的交通也不太方便，從外地運糧也很費事。而洛陽位於中原，四通八達，物資容易供應。而且隋煬帝認為，關中地區距離中原和南方都有距離，在這裡建都不利於隋朝對全國的控制。
隋文帝剛去世一個月，隋煬帝的五弟楊諒就在洛陽發動了叛亂。這件事給了隋煬帝很大刺激，他在叛亂平定以後就宣佈準備遷都洛陽，並徵調大量民工進行建設。所以，大運河其實是遷都洛陽的一個配套工程。大運河建成以後，洛陽就成了全國物資的集散中心，隋朝定都在這裡，也有利於加強對全國的控制。這種地緣政治格局一直延續到唐朝，唐朝一直把洛陽作為和長安並立的東都，武則天也曾經乾脆遷都洛陽。而洛陽的政治地位，是靠大運河才得以維持的。
有意思的是，唐朝人對於大運河的評價曾經有過變化。唐朝前期，因為隋朝末年的大亂剛過去不久，唐朝人對大運河以負面評價為主，認為它勞民傷財。而在安史之亂以後，北方經濟遭到破壞，中央政府越來越仰仗來自南方的物資供應，人們對大運河的評價也就逐漸轉向正面了。當時一位著名詩人皮日休甚至寫下了這樣的詩句：“盡道隋亡為此河，至今千里賴通波。若無水殿龍舟事，共禹論功不較多。”意思是說，都說隋朝滅亡是因為這條河，可直到今天，南北交通還要依靠它。要是沒有打造龍舟，縱情享樂的事，隋煬帝的功勞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並論。皮日休對隋煬帝並不算過譽，大運河深刻影響了唐朝的國運。陳寅恪先生指出，黃巢之亂破壞了運河運輸，使中央政府不能及時獲得來自江南地區的物資供應，唐朝政府於是走向了滅亡。可見，隋煬帝修建大運河，是順應大勢，功在千秋。
如果我們再看看大運河的地圖，可能會產生一個疑問：運河溝通了洛陽和江南地區，這個好理解。可隋煬帝為什麼還要勞民傷財，修建一條直通北方的通濟渠，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北京附近呢？這就要說到隋煬帝做的另一件大事：遠征高句麗。
高句麗是中國東北地區的一個政權，在公元前4世紀建國，並在公元6世紀達到鼎盛。請注意，高句麗和北方那些遊牧民族不同，它是一箇中央集權的國家，擁有完善的政府組織和強大的常備軍。所以隋朝以來的皇帝們都將它視為心腹大患。隋煬帝為了消滅高句麗，反而把自己給搭上了。他曾經前後三次親征高句麗，結果反而刺激了國內的農民起義和地方官員叛亂，最終導致了隋朝的滅亡。
但是，從大歷史的角度看，隋煬帝的選擇真的錯了嗎？唐朝建立以後，唐太宗李世民也曾親征高句麗，大大消耗了高句麗的國力。唐高宗李治在位時期，聯合朝鮮半島東南部的新羅，終於徹底消滅了高句麗。為什麼隋唐兩代的皇帝們都要對高句麗大打出手呢？因為高句麗已經發展為東亞地區的強權，又緊挨著一馬平川的華北平原，對中原王朝構成嚴重的威脅。高句麗之於隋唐王朝，就好比迦太基之於羅馬，後金之於明朝，準噶爾之於清朝，一山不容二虎。即使在高句麗滅亡以後，中原王朝面臨的主要威脅仍然來自東北。契丹人的遼國、女真人的金國，以及滿人的大清國，都是位於東北的政權。可見隋煬帝遠征高句麗並不是個人的心血來潮，而是當時戰略局勢逼迫下的結果。
總之，隋煬帝無節制地利用社會資源，其實背後暗藏歷史的必然性。隋文帝留給他一個高效的行政系統，使他有機會去完成重大歷史使命。修建大運河，遠征高句麗，都是必須要完成的任務。我們可以說他急於求成，但具體的歷史情境比我們的想象更為複雜，“急於求成”的指責其實是事後諸葛亮。當時南北聯繫並不緊密，南方甚至爆發過叛亂，高句麗的威脅也與日俱增，隋煬帝難免會產生時不我待，只爭朝夕的感覺。理解了當時的局勢，我們對於隋煬帝的認識才會更加真實立體。
隋煬帝諡號中的這個“煬”字，是唐高祖李淵送給他的。“煬”字作為諡號，具有特定含義，比如違背禮法，遠離民眾，違反天意，欺壓百姓，等等。對於隋煬帝的負面評價，凝結在魏徵主持撰寫的《隋書》中。《隋書》中的隋煬帝，基本是一個荒淫無度、揮金如土的敗家子，殘酷冷血的殺人犯，獨斷專行的統治者。總之，是一個集一切惡劣品質於一身的暴君。這種評價一直延續至今，成為我們對於隋煬帝的主流印象。
唐朝對於隋煬帝的負面評價，顯然也帶有政治意圖。請注意，唐高祖李淵也是前面提到的關隴集團成員，他的祖父李虎曾經是關隴集團的“八柱國”之一。唐朝取代隋朝，李家取代楊家，其實是關隴集團內部的第二次火併。對於隋煬帝的否定，有助於樹立唐朝的合法性。而且，魏徵等人列舉隋煬帝的罪狀，也是希望唐太宗能夠吸取隋亡的教訓。太宗也確實吸取了教訓，他對於自己明君形象的塑造，顯然是反隋煬帝之道而行之。隋煬帝獨斷專行，唐太宗就擺出從諫如流的姿態。隋煬帝濫用民力，唐太宗就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表示自己愛民如子。以儒家的視角看來，隋煬帝當然是一位暴君。對於隋朝末年的大亂，隋煬帝也要負主要責任。但如果我們能夠深入當時的時代背景，重新看待隋煬帝面臨的重大問題，就會對隋煬帝以及他所屬的時代擁有更深層的認識。
總結
好的，這本書就為你講到這裡。下面總結一下今天的知識點。
第一，隋煬帝被視為“暴君”，是因為他碰到了儒家的兩條高壓線。首先是他獨斷專行，殺死私下提意見的大臣，還建立了一個對自己俯首帖耳的一言堂。隋煬帝的這種做法，其實是為了實現皇帝的個人集權，打擊關隴貴族和山東士族的勢力。這件事從隋文帝就開始做了，隋煬帝的做法是對隋文帝的繼承和發展。
第二，隋煬帝碰到的第二條高壓線，是他對於社會資源的無節制利用，具體包括兩件事，修建大運河和遠征高句麗。但這背後其實也有歷史的必然性。隋煬帝能夠充分調動社會資源的前提，是隋文帝留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統。隋煬帝修建大運河，是為了溝通南北和營造東都洛陽，這是鞏固統一的必然要求。他遠征高句麗，是為了消除地緣政治上的威脅，這在當時也是必要的戰略決策。對於隋煬帝“急於求成”的指責往往是一種後見之明，只有回到歷史現場，我們才能深入理解隋煬帝和他所屬的時代。
總之，隋朝是一個承前啟後的時代。為了徹底終結魏晉南北朝的亂世，開創新的時代，皇帝勢必要重建自己的權力，並通過修建大型工程和對外戰爭，去鞏固和保衛新生的大一統帝國。隋煬帝恰好處於這個歷史的關鍵時刻，他的野心和自負，最終使他背上了“暴君”的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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