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部分
首先我们要承认，隋炀帝干了很多劳民伤财的事，但一个皇帝能够劳民伤财的前提，是国家拥有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统，方便皇帝调动社会资源。这套行政系统是隋文帝杨坚留下来的遗产。具体来说，隋文帝对行政系统进行了这么几项改革。首先，他规定地方官统一由吏部任命，改变了此前地方政府自行任命官员的状态。其次，他将原来的州、郡、县三级行政机构精简为州、县两级，大大节省了行政开支，提高了效率。同时，他还规定各州每年要向中央推荐三名人才，充实官僚队伍。这些改革的宗旨，是将行政权收归中央，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所以，隋炀帝上台的时候，能够很方便地调动全国各地的资源。他难以抑制自己建功立业的欲望，这使他成就了伟业，也使他成了“暴君”。
我们再来看这样一个问题，隋炀帝那些劳民伤财的举动，真的纯属瞎折腾吗？说起隋炀帝，我们很多人都会想到大运河。请注意，隋朝修的这条大运河，并不是后来元朝修的那条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主要是服务北京，从南方为北京运输物资。隋朝大运河服务的对象是洛阳，洛阳才是隋朝大运河的重心。从地图上看，这条大运河北起涿郡，也就是今天的北京地区，南到余杭，也就是今天的杭州地区。但它并不是一条直线，中间特意向西拐了个弯，一直通到洛阳。所以，隋朝大运河有两个主要目的：一是沟通南北，二是服务洛阳。而这两个目的背后，都暗藏着历史的必然性。
我们先看“沟通南北”。隋朝建立以前，中国处于南北朝的分裂局面。而在隋朝统一以后，要想将分离数百年之久的南方和北方真正合为一体，是通过进行大规模的基础设施建设达成的。
更何况，兴起于北方的隋朝当时对于南方的治理并不算稳固。隋朝刚实现统一不久，南方就爆发了叛乱。在会稽也就是浙江绍兴一带，有一个叫高智慧的人带头起兵造反，叛军达几万人之多。隋炀帝派杨素前去镇压，才平定了这场叛乱。要想随时应对可能的叛乱，就要保证向当地运送军队和物资的能力。公元605年，隋炀帝下令修建通济渠，将洛阳与淮河边上的泗州连接起来，启动了大运河工程。《隋书》中记载，通济渠的修建动员了百万以上的劳工。就在同一年，他又动员十几万民工，修建联通长江和淮河的邗沟。到了608年，隋炀帝下令开始修建大运河中最长的一段，也就是联通洛阳和涿郡的永济渠。永济渠从洛阳出发，向北经过辽阔的华北平原，最终抵达今天的北京附近。这一工程也动员了百万劳工。《资治通鉴》中甚至记载当时男人已经不够用了，开始征调妇女服劳役。两年后，隋炀帝命令开凿联通江都和余杭的江南河，江都就是扬州，余杭就是杭州，这使得大运河一直延伸到了长江以南。
隋炀帝前后不过花了五年左右时间，就修成了大运河，使南北连成一气。这使得江南产粮区的粮食可以供应北方，也使得中央政府的军队可以随时镇压叛乱。不过，我刚才说到，大运河并不是一条直线，它特意在中间拐了个弯，通到洛阳。这反映了修建大运河的另一个目的，就是营造东都。
东都就是洛阳。隋朝的都城叫作大兴城，位于汉代长安城的东南部，是隋文帝时期修建的一座新城。后来唐朝继续在此定都，并改名长安。不过，大兴城所在的关中地区人口密度很大，本地产的粮食不够吃。关中和外界的交通也不太方便，从外地运粮也很费事。而洛阳位于中原，四通八达，物资容易供应。而且隋炀帝认为，关中地区距离中原和南方都有距离，在这里建都不利于隋朝对全国的控制。
隋文帝刚去世一个月，隋炀帝的五弟杨谅就在洛阳发动了叛乱。这件事给了隋炀帝很大刺激，他在叛乱平定以后就宣布准备迁都洛阳，并征调大量民工进行建设。所以，大运河其实是迁都洛阳的一个配套工程。大运河建成以后，洛阳就成了全国物资的集散中心，隋朝定都在这里，也有利于加强对全国的控制。这种地缘政治格局一直延续到唐朝，唐朝一直把洛阳作为和长安并立的东都，武则天也曾经干脆迁都洛阳。而洛阳的政治地位，是靠大运河才得以维持的。
有意思的是，唐朝人对于大运河的评价曾经有过变化。唐朝前期，因为隋朝末年的大乱刚过去不久，唐朝人对大运河以负面评价为主，认为它劳民伤财。而在安史之乱以后，北方经济遭到破坏，中央政府越来越仰仗来自南方的物资供应，人们对大运河的评价也就逐渐转向正面了。当时一位著名诗人皮日休甚至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尽道隋亡为此河，至今千里赖通波。若无水殿龙舟事，共禹论功不较多。”意思是说，都说隋朝灭亡是因为这条河，可直到今天，南北交通还要依靠它。要是没有打造龙舟，纵情享乐的事，隋炀帝的功劳可以和治水的大禹相提并论。皮日休对隋炀帝并不算过誉，大运河深刻影响了唐朝的国运。陈寅恪先生指出，黄巢之乱破坏了运河运输，使中央政府不能及时获得来自江南地区的物资供应，唐朝政府于是走向了灭亡。可见，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顺应大势，功在千秋。
如果我们再看看大运河的地图，可能会产生一个疑问：运河沟通了洛阳和江南地区，这个好理解。可隋炀帝为什么还要劳民伤财，修建一条直通北方的通济渠，一直延伸到今天的北京附近呢？这就要说到隋炀帝做的另一件大事：远征高句丽。
高句丽是中国东北地区的一个政权，在公元前4世纪建国，并在公元6世纪达到鼎盛。请注意，高句丽和北方那些游牧民族不同，它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拥有完善的政府组织和强大的常备军。所以隋朝以来的皇帝们都将它视为心腹大患。隋炀帝为了消灭高句丽，反而把自己给搭上了。他曾经前后三次亲征高句丽，结果反而刺激了国内的农民起义和地方官员叛乱，最终导致了隋朝的灭亡。
但是，从大历史的角度看，隋炀帝的选择真的错了吗？唐朝建立以后，唐太宗李世民也曾亲征高句丽，大大消耗了高句丽的国力。唐高宗李治在位时期，联合朝鲜半岛东南部的新罗，终于彻底消灭了高句丽。为什么隋唐两代的皇帝们都要对高句丽大打出手呢？因为高句丽已经发展为东亚地区的强权，又紧挨着一马平川的华北平原，对中原王朝构成严重的威胁。高句丽之于隋唐王朝，就好比迦太基之于罗马，后金之于明朝，准噶尔之于清朝，一山不容二虎。即使在高句丽灭亡以后，中原王朝面临的主要威胁仍然来自东北。契丹人的辽国、女真人的金国，以及满人的大清国，都是位于东北的政权。可见隋炀帝远征高句丽并不是个人的心血来潮，而是当时战略局势逼迫下的结果。
总之，隋炀帝无节制地利用社会资源，其实背后暗藏历史的必然性。隋文帝留给他一个高效的行政系统，使他有机会去完成重大历史使命。修建大运河，远征高句丽，都是必须要完成的任务。我们可以说他急于求成，但具体的历史情境比我们的想象更为复杂，“急于求成”的指责其实是事后诸葛亮。当时南北联系并不紧密，南方甚至爆发过叛乱，高句丽的威胁也与日俱增，隋炀帝难免会产生时不我待，只争朝夕的感觉。理解了当时的局势，我们对于隋炀帝的认识才会更加真实立体。
隋炀帝谥号中的这个“炀”字，是唐高祖李渊送给他的。“炀”字作为谥号，具有特定含义，比如违背礼法，远离民众，违反天意，欺压百姓，等等。对于隋炀帝的负面评价，凝结在魏征主持撰写的《隋书》中。《隋书》中的隋炀帝，基本是一个荒淫无度、挥金如土的败家子，残酷冷血的杀人犯，独断专行的统治者。总之，是一个集一切恶劣品质于一身的暴君。这种评价一直延续至今，成为我们对于隋炀帝的主流印象。
唐朝对于隋炀帝的负面评价，显然也带有政治意图。请注意，唐高祖李渊也是前面提到的关陇集团成员，他的祖父李虎曾经是关陇集团的“八柱国”之一。唐朝取代隋朝，李家取代杨家，其实是关陇集团内部的第二次火并。对于隋炀帝的否定，有助于树立唐朝的合法性。而且，魏征等人列举隋炀帝的罪状，也是希望唐太宗能够吸取隋亡的教训。太宗也确实吸取了教训，他对于自己明君形象的塑造，显然是反隋炀帝之道而行之。隋炀帝独断专行，唐太宗就摆出从谏如流的姿态。隋炀帝滥用民力，唐太宗就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表示自己爱民如子。以儒家的视角看来，隋炀帝当然是一位暴君。对于隋朝末年的大乱，隋炀帝也要负主要责任。但如果我们能够深入当时的时代背景，重新看待隋炀帝面临的重大问题，就会对隋炀帝以及他所属的时代拥有更深层的认识。
总结
好的，这本书就为你讲到这里。下面总结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第一，隋炀帝被视为“暴君”，是因为他碰到了儒家的两条高压线。首先是他独断专行，杀死私下提意见的大臣，还建立了一个对自己俯首帖耳的一言堂。隋炀帝的这种做法，其实是为了实现皇帝的个人集权，打击关陇贵族和山东士族的势力。这件事从隋文帝就开始做了，隋炀帝的做法是对隋文帝的继承和发展。
第二，隋炀帝碰到的第二条高压线，是他对于社会资源的无节制利用，具体包括两件事，修建大运河和远征高句丽。但这背后其实也有历史的必然性。隋炀帝能够充分调动社会资源的前提，是隋文帝留下了一套高效的行政系统。隋炀帝修建大运河，是为了沟通南北和营造东都洛阳，这是巩固统一的必然要求。他远征高句丽，是为了消除地缘政治上的威胁，这在当时也是必要的战略决策。对于隋炀帝“急于求成”的指责往往是一种后见之明，只有回到历史现场，我们才能深入理解隋炀帝和他所属的时代。
总之，隋朝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代。为了彻底终结魏晋南北朝的乱世，开创新的时代，皇帝势必要重建自己的权力，并通过修建大型工程和对外战争，去巩固和保卫新生的大一统帝国。隋炀帝恰好处于这个历史的关键时刻，他的野心和自负，最终使他背上了“暴君”的恶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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