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明朝，限於傳統歷史輿論的影響，人們對她的普遍觀感就是
“統治者是多麼荒淫無道、殘虐狠毒；橫徵暴斂、敲骨汲髓；天下蒼生又是多麼生不如死、水深火熱。”所以，延存了近三百年的大明朝成了很多專家學者眼中最荒唐黑暗、最殘暴刻毒的王朝，他的滅亡不僅是咎由自取，更是罪有應得。而滿清入主反倒有了拯救中華民族於水火倒懸的味道。可事實呢？但凡是對明代百姓的生活、娛樂有所瞭解；對明代的生產發展、經濟水準有所涉及；對明代的稅賦制度、繳稅方式有所接觸的人。就會發現：明朝的百姓不僅不窮，反而超乎我們想象的富裕。而這潑天的繁榮又催生了“官商階層”的誕生，他們對政治無止境的所需，再加上天災人禍的催化，自明朝中後期開始社會經濟即呈現出極不均衡的發展狀況，而南北差異大、貧富兩極化也就毫無疑問的成了明王朝走向滅亡的導火索之一。
一：大明建國初期的社會現實和財政困境
明朝初期，經過蒙元帝國近百年的殘酷剝削和無情壓榨，中華大地早已是一幅“千里無雞鳴，白骨蔽於野”的悲慘景象，荒無人煙的村鎮、長滿野草的土地、斷壁殘垣的城牆無一不彰顯著這個新帝國的破敗和衰落。竭盡所能的敦促著帝國執政者要最大限度的儘快的恢復原有的生產秩序和生活習慣、以此來使百姓“居有所常，動有所歸，勞作有所得，生養有所處”。
當此之際，原就赤貧出身的朱元璋不得不負擔起重振帝國經濟的重擔，而在那個“屁股決定思維”的年代裡，特殊的人生經歷更加堅定了朱元璋“重農抑商”的政治思想。所以在制定國家經濟制度的時候。朱元璋一改歷朝歷代對待商賈群體徵收重稅的處理辦法，不僅對商賈群體設置了極低的賦稅，而且還對部分與民用民生密切相關的產業實施免稅的政策。因為在他看來，唯有如此才能表明自己
“鼓勵農桑，輕棄工商”的決心，才能從國家層面來有效引導天下百姓“迴歸正道、用力耕作”。 但這種在精神上蔑視對手的策略顯然並不像朱元璋所預期的那樣能使“天下之民皆返本業”。不僅如此，由於寬鬆的經商環境和優惠的國家政策，從事商業活動的人反而越來越多。明朝初年“民生凋敝、百業待興、百廢待舉”的荒涼景象竟然在短短數十年間就有了天翻地覆的變化。想來這對稚嫩而脆弱的明王朝而言也算是錯有錯著的驚喜吧，畢竟良好經濟環境不僅有效的實現
自太祖以來，南商北販縱橫往來，或棲於秦淮酒肆、眠花問柳；或宿於瓦欄勾當、投骰博技。“天下財富出於東南，而金陵實其會也”自蒙元腥羶之後，唐宋繁華在此畢顯，不意有生之年猶能睹此盛況。
二：從“藏富於民”到“藏富於官”
大明建國之初，為了獲取地主士紳集團的支持，朱元璋不得不採取“與士人共治天下”的方針政策。從而在政治、經濟等方面對地主士紳集團作出了巨大的讓步（士人階級有一定數量的田畝可以免稅；有功名者或為官者不必繳納稅賦，從事徭役等）。並且因為遼、金、元三朝數百年來對北方社會的過度壓榨所造成的商品經濟嚴重衰竭的問題，大明朝確立了以“自給自足的農業經濟”為國家財政基礎的定位，一返而回到兩漢時“以實物為計量單位”的財政制度，國家賦稅再次回到“實物收支”的原始狀態。
所謂“麻雀雖小五臟俱全”享有國家財稅優惠的地主士紳集團自然不甘坐視手中權力的憑空浪費，而“趨利避害”又是人的天性，所以自“重農輕商”的賦稅制度頒佈伊始，既有大量的農民以“
飛灑、詭寄、虛冒”的形式將自己名下的田地掛靠到地主鄉紳、士族官宦等群體的名下，通過向“掛靠”對象交納一定額度的保護費的方式來逃避繳稅的義務。就這樣原本“形同水火、勢若仇敵”的兩個階層因為“逃稅——賺錢”這一共同目標而天衣無縫的結合在了一起。
“大租之家於糧差，不自辦納，歲所得租，留強半以自贍，以其餘租帶稅與積慣攬納戶，代為辦納，雖有契券，而無貿本交易，號曰白兌，往往逋負官賦，構詞訟無已時”
話說，一心為民，矢志於打造大明“烏托邦”社會的朱元璋怕是死都想不到，原本用以籠絡士人鄉紳的政策優惠，如今卻成了掏空大明王朝的一把利刃吧。
農民階級尚且如此，向來“重利”的商賈群體自然更是變本加厲。目光犀利的他們緊緊抓住朱元璋“低薪養廉”的資薪漏洞。以“有事，弟子服其勞”的姿態對執政一方的行政官員慷慨解囊，以“舒其困窘”。再加上洪武之後的歷代帝王又多慵懶憊賴之輩，對“朝廷命官和工商階級之間的革命友誼”往往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姿態。至此，遠在蒙元時期即已成型的“官商同盟友誼”在低迷了三十餘年（洪武一朝）後又開始蓬勃發展、茁壯成長，並隨之貫穿整個明朝。
1、戶部郎中夏從壽家“僮奴殆千百指，錢賻機杼各勤其家，計日而獻功”
2、亢思謙從叔亢竹溪‘早歲承先世之澤，即往來淮楚間’……後‘仲子思禮舉鄉薦，上南宮……而季子思和亦由膠序入南雍’。
農民階級的主動投獻，商賈集團的甘心奉獻，再加上地主、士紳、官宦群體的有心盤剝，史上薪俸最低的明朝官員反倒成了天底下最有錢的群體。而這也是為何剛剛出現“永宣盛世”的大明朝馬上呈現出衰敗的態勢的根源所在，土地資源的高度集中、經濟獲益的大量囤聚。時時刻刻告誡著我們：躲在“藏富於民，則何憂家國取用之不足”的盛世之下的則是“藏富於官”的監守自盜。
三：官商一體奏響了明代滅亡的序曲
隨著官商關係的日益密切，“官商一體，舉試入朝”也隨之而成為潮流，從嘉靖六年（公元1527年）的“其居住年久，置立產業房屋鋪面者，責令附籍宛大二縣，一體當差”到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的兩浙鹽場提出的“仿河東、兩淮例，興‘商籍’”的要求。在經過數十年的努力之後，原本“四民”之末不在“應試之列”的工商業者也終於擺脫“賤籍”有了名正言順的參加科舉考試、入朝為官的資格。實現了“商民之茂異者可以招選，俊良可以登崇”的願望。
‘在浙行鹽商人子弟，凡歲科，提學使者按臨取士，照杭州府、仁和、錢塘三學之數，另佔籍貫，立額存例。’
明代繁榮的手工業作坊
而“家累鉅萬，阡陌彌望”的商人階級的崛起極其社會地位的提高，又進一步影響到當時的社會風氣和文化思想，原本“重農輕商”的士紳階級也開始熱衷於“獲利豐厚”的商業活動。更有甚者甚至直接“棄儒經商”。踏上了與傳統儒生截然相反的人生道路。
“雖士大夫之家，皆以商賈遊於四方”；“嘗攻舉子業，有成緒矣，乃不獲究其志，棄而服賈”在當時社會蔚然成風。至此，明朝社會正是進入全民皆商的時代，並在不久之後就形成了規模龐大的“晉商”、“徽商”群體。
而因為有了這樣一群有文化、有思想、有訴求的士子的下海經商，明代的手工業、紡織業、礦業也隨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早期資本主義將原材料和生產、銷售相分離的經營模式隨之誕生。很多原先僅靠口耳相傳的實踐經驗在經過提煉和簡化後成為極具理論指導意義的行業說明，農業、商業、鍛造業、醫藥業、旅遊業、餐營業等各行各業得到了碰到發展和急速膨脹。
“明朝以較短的時間完成了宋朝手工業從官營到私營的演變，而且變化得更為徹底。迄至明朝後期，除了鹽業等少數幾個行業還在實行以商人為主體的鹽引制外，大多數手工業都擺脫了官府的控制，成為民間手工業。所以，如果說中國農業的私有化出現於戰國與漢代，那麼，中國手工業的完全私有化，則遲至明代。”
至此，社會各階層之間的阻隔被完全打通，少數有見識、有能力、有眼光、有野心的商人不願再“終身勞役於此”。他們開始將觸手伸向政治，試圖通過自身能量來攫取更多的政治資本。
所謂“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佔據大量社會生產資料的官商階級自然也就有了與皇帝叫板的膽量，明朝中後期君臣矛盾異常突出的根源即在於此。是故，與其說明朝的皇帝普遍存在怠政情緒，倒不如說當時的社會形勢已經嚴重偏離“君權至上”的主流意識。一位“深居後宮、不理朝政”的“虛君”才是他們所真正需要的。
四：從君臣爭利到君王死社稷，官商降胡虜
面對強勢崛起而來勢洶洶的官商階級（或者說是早期的資產階級），代天牧民的九五至尊自然不甘坐以待斃。於是，從嘉靖皇帝開始一直到天啟皇帝，五代帝王歷時近百年就是為了將偌大的帝國的統治權牢牢的把控在手中，以確保朱姓王朝的“萬世一系”。
萬曆年間，隨著張居正“一條鞭法”的施行，中央政府開始強勢插手國家工商業的發展，洪武以來超低稅率的歷史一去不復返。“鬥米恩，升米仇”的工商階層似乎完全忘了收繳稅賦本就是國家天經地義的權力。為了保護所謂的“利益”，驕縱枉法的官商階級開始東奔西走的上下串聯。利用手中的筆桿子製造輿論蠱惑百姓；囊中的錢袋子開設書院培植勢力。以極其簡單粗暴的方式直接干預國家政治，千方百計的為本階級謀求福利。
萬曆十年（公元1582年）一代權相張居正去世，隨後在陰險譎詐的萬曆皇帝對其清算。可還沒等官商階級額手稱慶之時，他們就發現少年睿智的萬曆只是“廢其人而改其政”，並沒有像他們所想象的那樣從此“規復祖制，裁汰商稅”。不僅如此，因為出於對官商階層的牴觸和防範，“貪鄙”的萬曆別出心裁的命宮中宦豎為“礦監”“稅監”。從事商業稅的收繳工作，並直接對萬曆負責。有鑑於此，已然氣急敗壞的官商階級代表者就開始對“商稅政策”大肆詆譭，肆意汙衊。將“繁榮昌盛、古之未有”的萬曆時期描繪成了“經濟蕭條、萬姓流離、民生凋敝、餓殍遍地”的淒涼景象。
（萬曆年間的經濟盛況）
1、宋應星《野議.鹽政論》雲：“萬曆盛時，（鹽商）資本在廣凌不啻三千萬兩，每年子息可生九百萬兩，只以百萬輸帑”
2、明遺民顧夢遊說“餘生曾作太平民，及見神宗全盛治。城內連雲百萬家，臨流爭僦笙歌次。”
（百官奏章中的民生凋敝）
“（所謂）加派之害以稅計，商稅之害以日計。商稅非困商也，困民也。商也貴買絕不賤賣，民間物物皆貴，皆由商算稅錢。今稅撤而價不減者，實由礦稅流禍四海，困窮加以水旱頻，仍干戈載道，稅撤而物且踴貴，況復而寧知底極乎”
而同樣奸狡猾賊的萬曆焉能不知這群“貪冒無已”的官員的醜陋德行和險惡用心。於是，但凡所有與請求“裁撤商稅”相關的摺子被全數留中不發。當此之際，眼見得原本屬於自己的利益源源不斷的流入皇宮大內，心如刀絞的官商階級終於爆發了，萬曆二十八年（公元1600年）東林黨領袖李三才對萬曆發出“皇上愛珠玉，人亦愛溫飽”的質問。利益，終究還是迫使官商階層走到了皇權的對立面。
時代的持續發展，明代的商業經濟也隨之而日益膨脹，到了天啟、崇禎年間，但就盤踞於福建沿海地區的帶有海盜性質的鄭芝龍兄弟，一年的商業收入就能達到上億倆白銀，而東南沿海數省之地的商貿收益也就可以以此為標準，進行有效的估算。
經濟地位的提高與政治地位的拔升並未能增強官商集團對民族和國家的責任意識，明朝末年，在遼東戰事吃緊之際，利益燻心的官商階級猶自內鬥不休、黨爭不已，更有甚者甚至勾連敵國、借糧資寇。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窮餓殆死，無奈起義的李自成陷沒北京城，宵衣旰食卻迴天無力的崇禎帝自剄煤山。國破家亡、兵燹遍地之際，食君之祿卻憂心私事的官商階級舉城投降，納頭迎敵。將數世之積累，完完整整、不情不願的拱手送與滿清統治著。至此，風風火火、熱火朝天的資本主義萌芽被盡數扼殺，中華民族進入黑暗恐怖“人人為奴”的大清帝國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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