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天黑了，人群散了，我们离开天安门，沉默着往家走。突然，小野低声说：‘森君，我是很满意的。’顿时，我也热泪盈眶，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本文摘自《传奇(传记文学选刊)》2009年第04期，作者：舒云，原题：《开国大典宫灯之谜》
众所周知，在1949年10月1日的开国大典上，天安门城楼上挂着8盏大红宫灯。这些大红宫灯和华丽的长长流苏，让天安门这座有500年历史的古老城楼青春焕发。可鲜为人知的是，它们竟出自两位日本画家之手。
开国大典前20天接到任务
1949年金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庆祝大会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主席台就是天安门城楼，周恩来把布置城楼的任务交给了华北军区。
随后，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就驱车“侦察”去了。10年前，张致祥曾在北平（北京旧称）做过地下工作，但他没料到，属于公园一景的天安门城楼竟会如此破败，几个又小又破的六角宫灯，脏得已经看不出颜色。墙皮翻卷，砖瓦剥蚀，墙头野草迎风摇摆，地上铺着厚厚的鸽粪“地毯”，看来这可不是个小工程。
此时距离开国大典只剩20天了，张致祥急忙来到洋溢胡同——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驻地。文工团舞美队队长苏凡却没有着急，因为他有“秘密武器”。
穿解放军军装的日本画家
苏凡的“秘密武器”是两位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小野40岁，森茂30出头，他们先后毕业于日本美术专科学校。长期的舞台美术创作实践，使他俩技艺纯熟，尤其是小野泽亘，更是一流的美术家。
小野的父亲是东京小石川的工人，因家境贫寒，从小瘦弱的小野立志成为一名画家。19岁时，小野读到了日本左翼作家小林多喜二的《蟹工船》，于是参加了日本无产者美术家同盟。他在画油画和漫画的同时，也画宣传画、写标语，很快被称为“才子”。1938年，小野等人创办了东京漫画研究所。因为日本法西斯镇压左派，他6次被捕。1939年，小野来到中国北平，担任华北交通杂志《兴亚》编辑。以后经日本著名漫画家久米宏一介绍，他先在《北京漫画》编辑部、后在《华北电影》担任编辑。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小野决定留在中国。他来到解放区张家口，成为抗敌剧社的“台柱子”，担任了歌剧《白毛女》的舞美设计。这是歌剧《白毛女》离开延安后第一次在大城市演出，小野画了一幅高3米、宽4米的巨幅宣传画，他还画过其他宣传画，并得到《晋察冀日报》的高度赞扬。
森茂14岁来到中国丹东，因为崇拜小野泽亘，他也决定留在中国。1946年6月，森茂调到《晋察冀日报》社属下的利民广告公司绘图部，期间他设计了“白毛女”牌香烟的商标。
1949年2月，小野跟着华北军区政治部电影队进驻北平，森茂则跟着裕中烟厂的负责人到了石家庄，他在替小野画电影院广告时，接到小野的信，于是也来到北平。4月，抗敌剧社改为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分设戏剧、歌舞、军乐、舞台美术等队，苏凡担任舞美队队长，两位日本画家则是他手下的得力干将。
1949年11月，华北军区政治部文工团排演剧作家胡可的话剧《战斗里成长》，小野和森茂负责舞美设计。1956年，《战斗里成长》获得第一届全国话剧观摩演出一等奖，其舞美设计被全国许多文工团采用。小野还和森茂设计了华北军区颁发的华北解放纪念章。
据苏凡回忆：小野和森茂美术造诣很高，他们对每个设计都严肃认真，经常是画出十几幅、几十幅草图，再选择定稿。而且他们亲身经历了中国的解放战争，无论在冀西的偏僻山村，还是在冀中平原，他们走到哪里画到哪里，小小的素描本上画满了各种速写。他们无疑是开国大典天安门城楼布景设计师的最佳人选。因为小野和森茂长得和中国人差不多，所以很多参与开国大典筹备的人，并不知道身边还有两位身着军装的日本画家。
周恩来说要喜庆，更要严肃
周恩来总理给张致祥交代任务时，就说要尽快赶出设计图。两位日本画家到天安门“侦察”后，担任天安门城楼总设计的小野表情紧张，说这个任务太重了。他俩不敢懈怠。
他们最先想到的方案是“张灯结彩”，所以最先定下来的是——在10根红柱中间挂8盏大红宫灯。宫灯是中国喜庆的传统形式，民间传说2000年前的鲁班就制作过宫灯。一周后，一叠16开的白纸上画满了草图。
夜深人静，周恩来看到张致祥送来的20幅草图。他一眼就看中8盏宫灯，同时要求删掉“在金水桥栏杆布置彩球”的部分，说突出城楼就够了，不要花哨，大会会场要喜庆，更要严肃。
请来七旬老艺人扎宫灯
鉴于六角宫灯太小，与天安门城楼不协调，两位日本画家决定大红宫灯一定要尽可能地大。张至祥叫苏凡坐他的汽车，跑遍北平城，也没人见过这么大的宫灯。只剩下10天了，小野说：“找一个扎灯艺人来，我们自己干。”明清两代，北京城云集了全国各地的能工巧匠。苏凡直奔
故宫，在清宫档案中查到了一个健在的扎灯艺人，就住在西城区丰盛胡同。70多岁的老艺人第一次见到如此大胆的设计图，他一言不发，到天安门城楼上转了3圈，说：“这么大的宫灯只能在城楼上做，否则抬不上去。”这时，天安门广场的树木和花坛都拆掉了，侧面的地砖也拆了，天安门城楼搭上了脚手架，有人在粉刷，有人在拔屋顶上的杂草。而国徽和国旗还没有定，天安门城楼上还是挂着写有“天安门”三个大字的匾额。
苏凡买来绿竹、红布、黑钉、黄穗，舞美队的全体人员都上了天安门城楼。8个宫灯圆托由老艺人找木工做，两位日本画家负责画宫灯的云头和制作流苏。整整三天三夜，他们没离开城楼。离庆祝大会还有一天，8个大红宫灯终于做成了。张致祥调来一队战士，搬来几架梯子。折腾了好一阵，还挂不起来。小野建议把宫灯拴在横梁上，两旁砸两个铁环，这才挂好了宫灯。
日记记录设计者当年激动心情
秋天的夜空下，装扮上大红宫灯的天安门城楼格外辉煌。
1949年9月30日，森茂在日记中写道：
“直到深夜，我们还在天安门城楼上忙着赶制。一阵凉快的夜风吹过，城楼的铺路石上散落着装饰用的木板碎片、红色棉布等。小野设计城楼正面，长、宽近3米的木板贴上红色布料，从中间向四面折痕，中间是金箔做的立体星。花费了很长时间，终于装上去了。广场前面的旗杆还没有完工，工人们正在拼命焊接，到处冒出青白色的火星。
“苏凡上下好几趟城楼，确认没有遗漏的地方。我们3个人走着回家。已经过了夜里2点了吧，午夜的北京城鸦雀无声，只听见我们的脚步声。好不容易要睡着了，苏凡喊我们，说周恩来总理发现城楼正面的装饰像越南国旗，需要更改。都夜里3点了，三个人谁也想不出怎么改，苏凡最后决定撤掉。我感到有些遗憾，可也没办法。周总理提出毛主席画像也要改，我赶紧准备颜料，我们三个人又匆忙返回天安门。我借着昏暗的灯光给毛主席画像补上颜色……
“凌晨，周恩来验收合格，我们从天安门回来，已经过了4点。正睡得迷迷糊糊，苏凡的声音又震响了院子。我们从床上跳起来，6点了，苏凡给我们写好筹备委员会的布带，别在胸前，我们3个人挺胸前往天安门。穿过中间的门，从走惯的楼梯跑上去。我看见有人在打扫卫生，国旗杆也完工了，一队人从天安门里面的石板路上走过来了，走在前面的是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刘少奇……我的心怦怦地跳着。‘下去！下去！’我听见苏凡的喊声，小野和我飞快跑下楼梯，穿过中间门，过了桥，走到西侧小野设计的国宾席。我说：‘我们应该在哪里好呢？算了，就在这儿吧。’我们笑着，看见领导人一个接一个出现在城楼上。……忽然，我看见苏凡扶着白色大理石栏杆往下看，他怎么还在城楼上呢？我想这位年轻的队长站在很多领导旁边，会以什么样的心情看着沸腾的广场呢？
“一位穿着中山服的人从中间门走出来，过了桥，跟站在广场前面的哨兵说了几句话。他四下望了望，又走进中间门，走到离我们只有几米的地方，我看出他是周恩来。凌晨3点他刚刚巡视过，现在他又巡视了一遍。我很激动，周总理肯定确认过，我修改后的毛主席画像没问题。
“广场上人海、旗海滚滚而来，蓝色的天空鸣响了礼炮，一声接一声！军乐团演奏着《义勇军进行曲》，我一直盯着升起的国旗，舒了一口气，终于完成任务了。我仰头一看，毛主席站在麦克风前，他的声音传过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广场上30万人顿时欢呼声雷动。阅兵式开始了，朱德总司令跟着进行曲打着拍子，他又开朗又威严……我们沉浸在幸福和骄傲之中。
“天黑了，人群散了，我们离开天安门，沉默着往家走。突然，小野低声说：‘森君，我是很满意的。’顿时，我也热泪盈眶，我十分理解他的心情……”
1953年，两位日本画家离开华北军区文工团舞美队，小野泽亘在北京郊区教了5年书，1959年回国。森茂也回国了。但他们与苏凡的通信一直没断，老是想再来中国看看天安门。可惜他们直到20世纪90年代相继去世时，也未能如愿。
目前，张致祥和苏凡两位老人都健在。而北京市向国庆60周年献礼的重点影片、由中影集团投入巨资拍摄的电影《天安门》，剧本就是在采访苏凡等当事人的基础上写成的。笔者多次采访过这两位老人，有一次还问苏凡：“现在有传言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宫灯不是日本人设计的，还说设计者另有其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苏凡说：“这么大的事，怎么能胡说呢？1949年开国大典的天安门装饰任务是周总理交给华北军区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张致祥的，宫灯设计者是日本画家小野泽亘和森茂，他们一直干到当年10月1日清晨，才最后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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