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知道我師父是一個文人藝術家。就“藝術家”而論，自然指的是京劇藝術，以“家”字冠之，當然世所公允。因為他在京劇藝術上取得了一般演員不能及的高度。他的舞臺實踐是一個方面，能戲多，紅的早，熔鑄廣，成就高，不斷前進，不斷昇華，四十多年的舞臺生涯，被社會、被歷史確定了他的確是一位自樹一幟的立派成宗的藝術大家。另一方面他有自己改編、創作的劇本，有自己系統的理論，表明了他更是一位有學術建樹的、有研究成果的大師級的方家。只憑一個方面便足稱之為“家”，何況他兼而有之，更表明他的確是一位藝術的“大家”。
說他是個“文人藝術家”，是因為他有高層次的文化。他受過嚴格的塾師的面命，受過正字、背誦、開講的訓教，因此，他的古文基礎極厚，《左傳》、《史記》、《資治通鑑》的文章他讀過許多，直到晚年還能背得過不少整篇的文章。至於公文呈式、尺牘涵札，他都信手立待。這的確是一般藝術家所不能及。
單就書法而言，稱他是位書法家，也絕不是以“名人”而“名字”的。他從小受過臨池日課的嚴克，甚至到老亦未嘗荒廢，而且也取得了常人所不逮的成就。我知道，他初學歐陽詢的《九成宮醴泉銘》，雖是幼功，但到老還能寫得出惟妙惟肖的歐體字，於此可見他基本功的紮實。
而後，他又用了多年寫鍾紹京的《靈飛經》。眾所周知，《靈飛經》的字是豎有行而橫不為列，——其實就是傳統小楷的規範寫法。這個基礎自然為他出任“司書”的工作提供了足夠的條件。這種薪俸甚微，但上班時間很死的差使，對他來說是一種限制，耽誤了學戲是其一，而為鬥米折腰，養家不能的困濬是其二，不能不使另謀他途。經人介紹有了給石印書局抄書的自由工作。時間全由自己掌握，學戲的時間學戲，上票房的時間上票房，至於抄書的事則可以插在空裡，無非是不午睡、開夜車，該休息的時間不休息，擠出時間來幹，好在只要不耽誤人家印書的期限就行。而且錢還不少，雖然不能按月有準，但一筆下來倒也可觀。尤其盼望是緊活兒，價錢提高，甚至還可加倍。遺憾的是現在不能確切的說出他寫的是哪一部書來。只記得曾提到什麼《幼學瓊林》》什麼《......雜字》等。還說過寫起來很困難，有的書，有時是字稍大，有時中間夾雜著小字，一行空白寫雙行，最怕的是疏忽，抄錯了就得重來。
他寫信有個習慣，原來可能不準備多寫，但一寫起來便止不住，紙盡而情長，字只好越來越小，行距越來越密，看來章法已亂，有時一封信中有四種字號。其實字確是越小越好。我的犬子子石，小時寫紅模子，過一段時間師爺爺便要檢查作業，而且認真批改，該圈的圈，該槓的槓，行間有批，天地有批，極其認真，尤其是字間的批語，其字小若蠅頭，而也寫得毫髮可見。罪過的是那些紅模子沒有保存下來，現在想來，真是辜負了老人家的一片心血。
師父的字融有歐、鍾、趙的基礎，自然難免有“館閣”之誚。固然我們不能鄙薄“館閣”，然而“不捨晝夜”的人是不會停留在“老本”基礎之上的。從五十年代後期，尤其六十年代之處，他開始了昇華。這時期，他每次回北京，除了一起研究戲之外，就是看展覽、逛琉璃廠，尋舊書、找字帖了。
又一次聽說中山公園內有日本書法展，他便一定要去看一看。結果在展廳外面碰到了已經看不出來的啟功先生。師父當時正扇著一把摺扇，啟功要過去一看，一面是徐燕蓀的仕女，一面是張伯英的字，啟功說“好，是兩位死鬼，很有收藏價值了，......這才是咱們的真玩藝兒呢！”別後師父就分析起來了徐的畫張的字。說到張伯英字的時候，他說這是脫胎於北魏及唐人寫經的。當時我深深敬服了他在書法藝術上的眼力，及理論方面的造詣。如果對於史書上歷代的名作沒有作過一定深度的涉獵，怎麼能看得出張伯英字中的唐人寫經？
有一次收到師父自濰坊的來信，見書體有了變化，如“蘭”字，“竹”頭有了隸意，“門”字寫成了一反一正的兩個“戶”字；“為”字的上邊明顯地加上了“爪”頭。顯然這是由於在濰坊受到了鄭板橋書法的一些影響。事後告訴我，他很喜歡鄭板橋的人，主要是他的一些想法，特別是他的字。“難得糊塗”一語，真的是道著了人生的妙趣。他說鄭板橋竟然認識到了“糊塗”的奧秘，真是聰明絕頂。又說鄭板橋的字看來寫時不會很快，一定是邊寫邊琢磨！怎麼寫才有意思，想好了才一筆一筆的慢慢寫去，慢慢搭配起來。所以一會兒有點隸書的趣味，一會兒有點兒畫的意境，一會兒有點兒楷法，一會兒來點行書，錯錯落落，洋洋灑灑，從字裡行間看得出他的消閒、舒展、恬然自得的情致。何必從早到黑，忙忙道道，自己敢落自己呢？從此以後，師父的字視鄭板橋字的寫法、神采，便不是地出現在他的字中了。難得的是他把鄭字和他的字自然地柔和在一起了。整篇看來，絕不顯得生硬牽強，極為和諧。
因為他喜歡上了鄭板橋，我曾買到了一部石印的鄭板橋寫的《四書》，印的很精緻，裝訂也很考究，一套六本，《大學》、《中庸》各一本，《論語》、《孟子》各兩本，共和一匣，上下兩塊樟木板為套，中間布條系起，很是雅氣。他愛若珍寶，高興之極。他說隨身收在行囊，既可以隨時讀，又可以隨時書。有一次在外地給我的信中就完全成了鄭板橋，可見他的確以為伴行了。
過了兩年，師父告訴我：老這樣寫，難免有些“造作”，還是自然些好。於是又漸漸迴避了鄭板橋，他這時的字特別雋秀，既沒有了“館閣”的板滯，有沒有了板橋的嬌柔，而時有天趣，又不失規範，既沒有了規範的拘束，有沒有了呈奇的匠意。
師父又一次回北京，我陪他在琉璃廠書店看到了一部《三希堂法帖》，版本極好，是上下沒有花邊的，當然是較早的擢本，墨色、榻工、裱工、裝幀都好，分裝四箱，箱子也古雅可喜，才賣一百二十塊錢。就質論價，不貴，按理對他來說不應該有什麼問題，可是他躊躇了起來。看樣子他真愛，但又犯了難，最後還是狠心走開了。
事後告訴我，現在月月是“捉襟見肘”，真買不起了。囑咐我以後留意，如果見到便宜的就替他買下。我問他打算花多少錢？根據哪一套為標準。不計較裝幀，需要版本好，哪怕是散著的，一百元以內就可買“。還沒等我買到，他來信告訴我在石家莊已經買到一部。不是原石榻本，而是一個木榻翻刻，雖然不好，但很便宜，才三十塊錢就買了。還告訴我，現在水平不高，可以先拿這個練著，將來水平提高了，“發了財”再買好的也不晚。
從那以後，他的字常有了變化，時而接近了王羲之，時而又像了王大令，時而有了蘇東坡的意味，時而又蒙上了一層趙松雪的手札氣息。他這些變化，對他來說都是一些啟發。他每一步前進，都催促我去認真揣摩，認真思索，為了摸清他前進的軌跡，必然地督促了我去翻檢有關資料，好能夠和他呼應。
我從友人處得到了一本唐僧人敬客的《五居士磚塔銘》，拿給他看，他看後高興極了，說“我拿走吧”，於是再通信時，我發現在他的字裡就出現了敬客的筆意。在汲取營養上他的確什麼字一經他眼，他便抓去了十之三、四，稍加琢磨便有了十之五、六。學書如此，學戲也如此，真是一位“敬一求之”而“敏以得之”的藝術大家。
我們之間的來往通信，從來都是毛筆，自五七年之後，直到六五年四清，我們的信件沒有間斷過，最長是一週，有時一週兩封，有時不是來之而往，而是前信剛剛收到，未及回信，第二天或第三天又受到了第二封信。信的內容不是戲就是字。遺憾的是我們的那些信件，大都毀於大劫之中，不然，可以從裡邊整理出多少可貴的有關京劇與書法的藝術結晶啊！對於我來說，是常常痛心的。
在京劇方面我受恩於師，在書法上我也大享師惠。由於師父的不棄，使我一直沒有離開毛筆。否則我一定會擱置了起來。他的不斷追求，催促我也不能在旁涉多家，有時是他練了手，我練了眼；有時是我練了手，他練了眼。有些字體他雖不寫，但對我卻常常加以品評指教，給了我許多中肯的訓誡。
一個藝術大家，往往不是單純的，那是一通百通，然而，我的師父奚嘯伯先生卻不只是“通”、“通”而已的。不談京劇，但就書法一則來說，也是毫不含糊的書壇一家。我們看他的扇面遺墨，頭牌名角的演出字幕，雖只是鳳毛麟角，已經足以窺到他書法成就的高度，使人感到敬佩，有使人不能不發出感嘆。我想，也許在許多故友家裡還藏有先生的遺墨，那就不吝拱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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